跨国公司与全球化

第十一章　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是伴生物，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与跨国公司的兴起是当代世界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跨国公司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微观主体和载体，是全球化的主力军和动力源。跨国公司与当代国家之间的博弈是各国政治家最劳神的问题之一。

在本章，我们将围绕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展开论述。

第一节　概　论

一、跨国公司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含义

直至目前，各国学者对跨国公司的定义仍存在不同看法或争议。例如，有人认为，跨国公司是任何在本国以外运行的公司（兰迪·埃平，2002）。也有人认为，在不止一国拥有和控制企业的公司叫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firm）（托马斯·普格尔，2001）。

联合国关于跨国公司的定义较具权威性和通用性，并且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1981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规定：跨国公司是指在两个以上国家从事生产经营，具有6个以上子公司，在母国以外的投资、销售额、雇工超过25%的私有公司。1986年，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对跨国公司作了全面规范的定义和界定：“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简写为TNCs或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简写为MNCs）一词的含义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以公营、私营或混合所有制形式出现的企业，不管这些公司实体的法律形式和经营活动领域如何。在各决策中心中，公司实体通过所有权或其他形式相联系，以致一个或多个公司可以对其他公司的经营活动施以行之有效的影响，特别是与其他公司互相分享知识、资源和责任。”

外国直接投资又叫“对外直接投资”（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是指在很大程度上为投资国居民（包括法人或者公司）所拥有的对外国企业的任何放贷，或者购买其所有权。这里的“很大程度”没有一个明确的所有权比例规定，各国的规定并不一致。例如，美国官方定义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投资公司拥有10%以上的所有权。外国直接投资既包括股权投资也包括贷款，二者的区别仅在于控制的方式不同。

尽管各国的规定不一，但是判定一个走出国门的企业是否是跨国公司主要是看其对母国以外的子公司或分公司控制权的大小强弱。被母公司控制的外国子公司往往直接从母公司得到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营销技能、商标使用权及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进入或退出哪些市场的指令。也就是说，直接投资并不仅仅是指资金流动，在很多场合，直接投资往往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资金流动。

二、跨国公司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

跨国公司的萌芽产生于16世纪。16～18世纪，随着殖民势力的发展，在欧洲出现了大型的贸易公司，例如英国、荷兰等国各自设立的东印度公司，凭着本国政府授予的政治、军事或贸易特权，通过对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疯狂掠夺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直到19世纪中叶，外国直接投资才开始比较普遍地兴起。此后，跨国公司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世纪中叶至1914年）

19世纪中叶，大部分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先后开始甚至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这些国家出于寻求资源、牟取高额利润及应付国内经济危机的需要，大都鼓励本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进行扩张，对资本的跨国流动限制很少，而在这些国家内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又进一步促使大企业在东道国内设厂生产。此外，交通及通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铁路和电报的发展，为跨国管理创造了方便。再加上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竞争，更为跨国公司的兴起提供了动力。19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国家所属的贸易公司已扩张到许多地区，如在1876年，日本成立了第一家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公司。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金属矿产、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及加工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1914年，跨国公司已经发展到相当显著的规模。1914年外国直接投资占到世界产出的9%，达143亿美元，其中英国占45.5%，美国占18.5%，其他国家占36%。制造业投资以美国为主体（当时美国制造业的海外子公司有122家，而英国只有60家），其他领域则以英国为主。

（二）滞缓阶段（1914～1945年）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期间内，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跨国公司的发展滞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德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丧失殆尽。1917年“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原来在俄国的投资被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1930年左右开始的大萧条及随之而来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促使许多国家采取了限制资本流动的措施，甚至对外汇进行管制，使跨国公司的利润难以汇回母国。有些东道国加强了对本国资源和工业的保护，对跨国公司进行歧视和限制，如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被迫撤出日本。这就使得许多企业宁愿加入国际卡特尔，而不愿冒险到国外投资。接踵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限制了跨国公司的发展。总体上说，在此期间跨国公司的发展速度大大减缓，甚至处于停滞状态。但由于美国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较小，再加上军事工业发展的强力推动，在国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逐渐超过了英国而居世界首位。

（三）复兴阶段（1946～197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百废待兴，亟需资金投入。美国则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进行支援，但其附带的国际贸易及国际支付自由化的条件为美国资金长驱直入欧洲市场铺平了道路。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进而方便了美国公司兼并和收购欧洲企业。1948年达成的关贸总协定使得各国的贸易壁垒不断削弱，从而方便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再加上美国政府从外交、法律、税收等方面鼓励美国企业对外投资，并保护投资自由和安全，从而使得美国的跨国公司迅速壮大。从1950年到60年代中期，美国在全球新增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占了85%。1957年欧共体宣告成立，这对跨国公司颇具吸引力。美国对西欧的直接投资由1950年的17亿美元增至1971年的276亿美元，几乎每5年就翻一番。在计算机、半导体、石油化工等快速成长的行业中，美国跨国公司控制了大多数国外市场，攫取了大量的利润。

1960年，跨国公司数量只有3500家。20世纪60～70年代，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角进入人们的视野。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1997年7月11日公布的数字，1968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数量为7276家，子公司达到2.7万家。

（四）扩展阶段（1971年至今）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西欧各国经济的复兴，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新型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再加上美国经济的发展减缓，美元贬值并与黄金脱钩，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逐渐形成了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局面。

整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放慢，取而代之的是两股借贷潮流：1974～1982年，发达国家大大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进入80年代，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贷款增加。另外，美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地位下降，在世界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美国1963年占63家，到1979年已减少到47家了。在此期间，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抵制和没收高潮，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外国直接投资再一次迅速增长，其推动力是日本公司对外投资的急剧增加。日本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与鼓励下纷纷走向国外，在美国及亚洲大量投资，在汽车、家用电器等方面参与国际竞争，并成功地打入了美国市场。西欧国家的跨国公司则主要在西欧本土扩展，与美国跨国公司争夺市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良好的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开始壮大并有惊人表现。例如，1980～1984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仅占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的5%，1990年上升到10%，1996年进一步升至15%，投资金额达510亿美元。韩国培育出几家世界级的跨国公司。

到1996年全球已有4.4万家跨国公司，下设28万家子公司，在全世界各地的雇员达7000多万人。1999年，全世界有6.3万家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分公司达70万家。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1999年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总产值的45%，国际商品贸易的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90%。

又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是，国际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在跨国公司内部。世界贸易的1/3是在同一公司集团的各个分公司之间进行的。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进口在20世纪90年代初占公司总进口的40%以上，专利使用费的70%是其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随着20世纪最后10年跨国投资的增长、连续不断的跨国企业并购浪潮、跨国企业间的战略联合数量上升，跨国公司无论是在数量、规模方面，还是在质量、影响方面，都进入了更高的层次和水平，资本、信息、财富和权力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2001年跨国公司的数量已经发展到6.5万家，他们在全球大约有85万家子公司。从1982～2001年，其总资产从19590亿美元增加到249520亿美元，总产值从5940亿美元发展到34950亿美元，出口额从6700亿美元增长到26000亿美元。^[1]目前，在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实体中，有51个已不是国家，而是企业。

总之，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出现于19世纪下半期，在整个20世纪，其发展时起时落，但总趋势是不断增长。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可以预期，跨国公司与外国直接投资仍将进一步发展和增长。

三、跨国公司的主要特征

（一）全球生产和经营

他们在全球展开生产和经营活动。科技进步、金融全球化等使其在全球活动变得更加容易。生产企业能够以此从世界各地获得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由于金融全球化，使得公司落脚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地方的资源、在任何地方生产、销售到任何地方成为可能。并为它提供了全球性资源，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个“全球性工厂”，不同的国家承担不同的生产活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消化与生产全球化相关的所有社会成本和外部成本。在生产基地和产品全球化的同时，环境污染、犯罪、毒品业和色情业也都迅速地全球化。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许多公司越来越认识到：用一国战略来思考国际商务是多么不合时宜，他们提出“全球性思考，本地化运营”的口号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公司对各国之间差异的认识深入，一些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开始分散决策控制权，以更好地适应当地市场。

（二）跨国公司的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从1986～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年均增长23.6%，1991～1995年，年均增长20%，1996～2000年增长率达到40.1%，其中1998年、1999年、2000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40.8%、56.3%、37.1%。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达到创纪录的12710亿美元。由于“新经济”神话的破灭、跨国购并热的降温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在2001年出现了50.7%的负增长。不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总额仍然高达7350亿美元，是1982年的12倍。^[2]

20世纪90年代的购并热集中在金融、能源、通讯、化工、汽车等行业内。美国各大行业进行大兼并的趋势到处可见：汽车行业形成了三大制造商，会计行业形成了五大公司，烟草业形成了三大公司，电信业、音乐界、软饮料以及其他数不清的行业，都出现了由少数几家大的跨国公司主宰世界的局面。它们每家都拥有数十亿乃至上千亿美元的资产，其规模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预算还要大得多。其拥有的职工人数，有些比美国一些州的人口还要多。如果继续这样演变，在未来40年，这些巨型的联合企业，最终将构成世界性的权力。

（三）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最新的估计显示，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出存量在过去20增加了6倍。跨国公司生产了世界GDP的1/10和世界出口的1/3。2001年跨国公司的海外雇员数达到了5400万人。销售额几乎达到了19万亿美元，这是同年世界出口的两倍。^[3]

第二节　相关理论

跨国公司理论与市场、财富、权力、安全、自由、公正等话题密切相关。其基本概念、分析工具及框架大都是以国际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它们的区别只是分析重心略有不同。西方跨国公司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体系或流派：一是以国际经济学，主要是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体系；二是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体系。前者注重宏观分析，即从整体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分析，其重要假定之一就是市场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后者更注重微观分析，即从企业的层面进行分析，其重要假定之一就是市场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由于前者的假定与现实经济活动相去甚远，而后者更切合理论和实际的需要，因此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理论的主流学派。

总体说来，跨国公司理论主要就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流向和投资决策、影响等问题。“动机”研究驱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问题；“流向”研究企业投资地点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投资决策”是要解决跨国公司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包括对投资国、受资国以及企业之间的影响。

如上所述，现代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物。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跨国公司是在“二战”后才开始大量出现并日益勃兴的。与此密切相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际经济学界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跨国公司理论。

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们往往从古典或新古典经济理论入手，把比较优势作为核心概念，致力解释跨国公司的基本经济活动——外国直接投资。然而，所有的努力都不足以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形成的基本动因，并对此给出一个理论上的分析框架。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把这个时期视为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879－1952）和俄林（Beril Ohlin，1899－1979）以及美国经济学家Paul Anthony Samuelson等。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对于跨国公司的考察开始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其特点是以企业和生产理论为中心，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大量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动因的学说，海默（Hymer）、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雷蒙德·弗纳（Raymond vernon）等学者创立和发展了跨国公司与外国直接投资研究的系统性理论。哈佛大学建立了包括2万家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信息的数据库。对跨国公司的性质、作用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对受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等的探讨也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这一时期所产生的许多学说，大致可归纳为区位理论、市场不完善理论（Market Imperfection Theory）、产品周期理论（Product Cycle Theory）、长期战略理论（Long－Term Strategy Approach）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欧共体的出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东亚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使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进入新高潮。这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对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多学科交叉性的综合研究、动态的随机模型、复杂的统计方法等成为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基本手段。国际商务作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吸引了更多的研究人员。从理论的发展方向看，市场内在不完善（Natural Market Imperfect）理论成为主流，如市场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Market）、交易成本理论（Market Transaction Cost Theory）。这一阶段里，著名跨国公司理论家邓宁（Dunning）的折中理论，试图把结构性市场不完善理论和自然性市场不完善理论结合起来。有的经济学家则另辟蹊径，不再仅从经济学角度探讨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现象，还从人类种群生态现象、制度与组织发展、组织的学习过程等角度入手，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近年来，跨国公司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如对于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跨国公司战略及财务管理、战略联盟形式和网络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探索。其中有些研究虽然属于对原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补充完善，但诸如战略管理、战略联盟和网络组织方面的研究，展示了跨国公司经营的最新发展，孕育着跨国公司理论的重要变革。

一、跨国公司独特优势的来源

在海默（Hymer，1960）看来，跨国公司必定拥有某种特定的优势（诸如先进的技术或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弥补在国外营销的先天不足之处，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无形资产的转移，是跨国公司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某个企业获取和维持的独特优势只有在不完善市场上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市场不完善是企业优势存在的一个前提假设。在这个假设之下，跨国公司优势的来源有：

（1）对某种资产所有权（Ownership）的垄断。这里所说的资产包括技术专利、设计、商标、信誉、信息、诀窍、管理经验或模式等有形或无形资产，这些都可能是跨国公司独特优势的来源，“所有权优势是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基础或必要条件”（张宏霖，2003）。

（2）规模经济优势。规模经济对于通过研究与开发获取技术优势，以及生产和营销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行业分布与行业集中程度关系密切。世界上前500家大企业大都是跨国公司。

（3）区位（Location）优势。区位优势是指由于各国存在着贸易壁垒、政府政策和相对资源成本、市场规模及发展等方面差异，通过直接投资，把企业生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转移到东道国进行，往往比在国内更为有利可图。例如，直接投资可以避开东道国的关税和配额等贸易壁垒，节约运输成本，而且有可能获得靠近消费者市场、获得廉价生产要素等好处。区位优势可能构成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区位的重要决定因素。一旦跨国公司获得了东道国原材料的开发或销售权，这种东道国的特殊优势就会转化为跨国公司在获取廉价原料等方面的特有优势，该优势与其既有的市场购销渠道或网络的结合，还会强化这种优势。跨国公司的规模优势和高信誉，可能使得跨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在本地筹资时能够获得更优惠的条件。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受资国与跨国公司的优势的相容或相互适应性十分重要。企业的独特优势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一国的经济环境对该国企业的成长具有重大影响，而一个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国内经验的影响。因此，上述的跨国公司独特优势只是为对外投资提供了可能性，跨国公司要实现这些优势，需要有与其优势相适应的发展环境，这种环境包括投资东道国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状况、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及结构、政策法规的完备程度与政府治理的质量、甚至社会文化的特征等。跨国公司的技术、专长领域、产品结构等必须与东道国的情况相适应。只有将跨国公司的优势与受资国的这些优势结合起来，跨国公司的优势才能够得以实现。

二、市场内部化优势

市场内部化（Internalization of Market）优势是指为了避免不完善市场给企业带来的不良影响而将企业的独特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措施，即具有优势的企业发现将自己所拥有的产品、技术等通过市场交易会提高交易成本，因此，应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扩张企业规模将某些市场交易内部化，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跨国公司以上的独特优势只是其对外投资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一个企业拥有独特优势，并希望在国外市场上实现其价值，它至少有以下路径可供选择：①在国内生产并出口这种产品，使企业拥有的优势通过产品竞争能力表现并实现其价值；②企业通过卖出技术或窍门、发放许可证等方式把其技术优势等有偿转让给国外企业，也可以在技术等市场上实现其价值；③通过向国外直接投资，将其优势就地市场化。

那么，跨国公司为什么不选择前两种方式而是选择直接投资呢？这要回到市场不完善的假定上。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和各国经济政策等的差异，加之运输通讯等费用，导致国际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分割或不完善，商品与要素价格的均等不可能实现，全世界的区位之间存在成本差异。这会引导有实力的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进行生产经营。

在包括知识、技术等在内的中间产品市场上：首先，由于知识、技术等无形产品大都具有程度不一的“公共物品”性质，其边际使用成本很低甚至为零，因此，技术等无形资产的供给者不愿意提供。其次，无形资产对于供求双方来说存在信息的高度不对称，这将导致无形资产的交易难以达成或者说达成交易的成本过于高昂。再次，在无形资产的交易和使用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也会降低达成交易的可能性。例如，在国际技术市场中，技术成果的交易双方存在知识不对称现象，涉及许多不确定性问题。从技术购买者一方看，在准备使用某种技术并未得到具体成果之前，只能间接地从对方那里了解这一技术的有效性，因而无法确定该技术的具体价值；从技术拥有者一方看，欲使对方完全了解技术的有效性，必须和盘托出该技术的所有细节，而这样又使得交易成为不必要。于是，因信息的不对称性而产生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其结果必然是交易成本的提高，市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专利制度虽然是用来弥补市场无效性的一种方式，但其自身尚存在一些局限性，而且某些技术或知识是无法用专利制度来保护的，所以专利制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正式制度安排是绝对没有漏洞的。

这样，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新建或者购并企业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出口或者无形资产交易面临的诸多困难。也就是说，跨国公司是为了降低高昂的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而选择组建一个新企业，使得外部谈判或交易面临的难题在这个企业内部得到解决。这就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中所谓的“以企业替代市场”，当组织并运行一个企业的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企业就会应运而生，跨国公司的产生也是如此。市场内部化理论强调了跨国公司以有效的治理结构代替不完善的市场结构的合理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跨国公司在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地再分配资源方面，具有许多积极的作用。

企业会因市场内部化过程而得到相应的收益，但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只有当形成企业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将中间产品市场内部化，而市场内部化的净利润，取决于组织内部的管理能力，以及在处理因多个工厂、多种货币经营而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效率。来自企业、产业、区域和国家四个层次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企业内部化决策。

三、国际产品生命周期学说

雷蒙德·弗纳（Raymond Vernon）在1966年5月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了题为《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的论文。该文是继海默以后影响较大的跨国公司理论。

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建立在以下四项基本假设之上：①消费者偏好不同；②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沟通或协调成本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加；③产品生产技术和市场营销方法的变化是可预料的；④国际技术市场不完善。

弗纳在此文中指出，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变动与产品寿命周期相关，并根据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即创新阶段（Net Product Stage）、成熟阶段（Mature Product Stage）、标准化阶段（Standardized Product Stage）。他认为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三个阶段中的变化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在产品的创新阶段，产品在国内生产，同时要培育、适应国内的消费需求；在产品的成熟阶段，鉴于产品已经定型，具有生产技术上的稳定性和消费上的模仿性，扩大生产有助于形成规模效益，同时通过出国投资设厂、开发国外市场，可以弥补日趋饱和的国内市场；当产品和生产技术都已经趋于标准化时，技术的普及和扩散使产品创新国逐渐丧失技术上的垄断优势，生产成本高低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决定因素。这时，必须寻求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可见，产品及其生产的各个阶段与企业的区位决策、出口或者到国外生产的决策均有联系。弗纳认为，供需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无疑会影响企业生产的区位决策，外国直接投资应是生产过程或产地转移的必然结果。

国际产品周期学说对“二战”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向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是，这一学说未能解释跨国公司为何采用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其经营策略，而且也不能解释资源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

四、跨国公司理论的新发展

近年来，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也处于动态调整之中。针对这些变化，跨国公司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此主要简介战略管理学派、战略联盟和网络组织方面的研究进展。

（一）战略管理学派

战略管理学派阐述的是环境、战略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动态整合及其相互适应。所谓跨国公司的战略，就是选择或者开辟能够发挥其独特竞争优势的环境。这一战略的实现有赖于企业目标、政策和各职能部门紧密一致的协调。以往的跨国公司理论主要着眼于跨国公司的成因，强调跨国公司在一国市场的经营过程中取得的某些特长和诀窍，然后将之用于开拓另一国市场。但战略管理学派所关心的是对现有跨国公司的管理，以及国际竞争对跨国公司的战略含义。

战略管理学派将产业部门视为基本的竞争环境，用价值链（Value Chain）概念描述跨国公司的战略形成过程和竞争优势来源。“价值链”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在一个企业的众多“价值活动”中并不是每个环节都创造价值。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来自企业价值链上的某些特定的经营活动。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说到底，就是企业在价值链的某些特定环节上的优势。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主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变量：其一是企业在世界各地经营活动的整合态势（Configuration），即跨国公司组织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经营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在世界各地的区位布局；其二是跨国公司的协调（Coordination），指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展开价值链上各环节的经营活动时，它们彼此之间的协调情况。整合态势的变动范围是在集中与分散之间选择，协调则是多或少的选择。跨国公司的战略实际上就是这两个战略变量的不同组合。在新的研究中，跨国公司经营环境的定义又有所拓展，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源泉亦被进一步划分为源自区位（Location－based）和源自系统（System－based）。

（二）战略联盟和网络组织

近年的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活动中，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跨国公司之间广泛缔结战略联盟，建立起一种软约束性的松散合作关系，由此而形成边界模糊的混合型国际企业经营方式。这一新趋势的出现，一方面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又显示了新的理论发展空间。

面对企业之间、国家之间和市场之间边界日益模糊的新发展趋势，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受到极大地冲击。

国际性战略联盟的出现，直接促进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人们对这种企业间既竞争又合作的现实给予了认同，并由此考察跨国公司自身形成的或参与的群体网络，并描述这些网络的结构和群体行为。人们试图将跨国公司重新定义为包容在外部组织网络中的内部差别化组织。有关战略联盟和网络组织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学科“齐头并进”的态势，主要涉及组织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经济学理论等。这方面研究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其潜力巨大，势将导致跨国公司理论的变革。

第三节　跨国公司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使得从研究开发（R＆D）到生产再到销售的整个价值增值链的各个环节，被按照最有利的区域布局安排在世界各地，使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分工，再加上相关企业的战略联盟，进一步扩大了企业（公司）一体化的外延。企业的国际化、一体化趋势已经使世界市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描绘的那种纯净的市场机制所涵盖的交易范围越来越小，世界市场已经越来越被跨国公司这一只只“看得见的手”组织起来，变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成长与壮大，在跨国公司身上越来越体现出一种全球的集合优势，而不单纯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跨国公司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跨国公司与现代国家

琼·斯佩罗指出：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潜在的政策和利益冲突领域有三个：一是跨国公司与国民经济的效率、增长及福利问题；二是跨国公司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问题；三是跨国公司干预国家政治过程的问题。^[4]

（一）跨国公司与投资国

（1）FDI及其收益处置与分配。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会导致其母国的资本存量下降，这会引起母国资本收益的提高与工资的下降，与此同时，其投资于国外资本的收益也将高于其留在国内时的水平。假如投资于国外的资本收益能够返回母国，并足以补偿由于资本流出而造成的国内收入的损失，则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对于母国整体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必须指出，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对于劳动来说未必是有利的，这涉及母国的分配公正问题。如果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利润完全不能返回，则实际得利的主要是私人投资者，母国的整体福利也许会出现净损失。

（2）FDI与就业。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时，假定其母国的产业结构不变，从而其人均资本保有率不变，则随着对外投资的增加，其国内的就业率可能趋于提高。

（3）FDI与产业空心化。对外直接投资意味着生产过程的国际转移，因此FDI有可能给其母国带来产业空心化。这时，如果母国没有新产业出现或者经济结构变化，则会恶化就业形势，而且还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4）FDI与国际竞争力。FDI会引起母国的技术扩散，而技术扩散将导致特定产业或领域内其国际竞争力的相对下降。历史上国际经济中心的周期性转移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兴衰交替，与此密切相关。

（二）跨国公司与受资国

（1）FDI与资本形成。当受资国的储蓄少于理想投资量时，FDI作为一种特殊投资，可以弥补该储蓄—投资缺口。但是，FDI也可能导致国内储蓄和投资减少，这是因为：首先，FDI有可能排挤国内投资；其次，如果跨国公司不是将在受资国获得的利润用于再投资，从而为边际储蓄倾向低的阶层创造收入，就会导致国内储蓄减少。

（2）FDI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存量的扩大、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提高。跨国公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职业培训、管理人才培养、就业机会扩大等方面。跨国公司对当地员工的培训可能提高其技能水平，但是这些技能也许仅限于在跨国公司内部使用，而在当地企业中难以适用。在管理能力提高方面，跨国公司的潜在作用很大，但是其未必愿意接受本地人才进入高级管理部门。跨国公司的高薪诱惑等往往造成当地高端人才的流失或者提高本土企业获取人才的成本，对当地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如果FDI涉及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则对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压力有正面作用。

（3）FDI与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对受资国来说，不仅能够带来技术转移，这主要体现在随着FDI引进的新设备、新产品、新生产工艺以及子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活动；而且具有技术外溢效应。这主要体现在与当地企业的后向关联以及对当地企业在生产、技术、管理方面的示范作用。但是，也有人指出，FDI的技术转移作用与外溢效应实际上微不足道，这是因为跨国公司不愿意转移技术含量高的设备、工艺和产品，缺乏强化后向关联的动机。还有的研究指出，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可能导致拥有潜在竞争力的本土企业难以成长甚至被扼杀，这种挤出效应显然不利于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4）FDI与出口及外汇缺口。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出口型FDI来促进受资国的进口增长，而FDI及其带来的出口能够缓解受资国的外汇缺口。但是，如果跨国公司更关心占领受资国的国内市场，其对出口的影响便微不足道，即使FDI是出口型的，如果跨国公司仅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放在受资国，其实际贡献也要大打折扣。最近的研究显示，FDI作为资本输入最初能够改善受资国的外汇头寸，但是，长期来看它可能减少经常和资本账户的外汇收入。大量中间产品和生产设备的进口会导致经常账户恶化，跨国公司的利润、利息和受资国的税收、管理费用等会使资本账户恶化。

（5）FDI与环境保护。快速经济增长会加速环境恶化，而环境保护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若干事实显示，跨国公司倾向于将污染严重的生产转移到受资国，这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的母国政府不断提高环境标准，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作出抉择。FDI进入受资国的方式对上述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合资方式能让受资国拥有部分控制权，进而能够减少FDI的不利影响，强化其积极影响。独资方式有利于跨国公司的控制，不过，跨国公司出于自身的考虑，也未必就会采取完全不利于受资国的举动。

另外，新建投资与并购方式对受资国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新建投资的正面作用往往大于购并。最近10多年来，购并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进入拉美、中东欧以及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主要方式。有些仅需改变所有权结构的并购（例如在私有化进程中出售国有企业给外国投资者）对于受资国的经济发展价值不大，有些并购导致资产剥离（即与并购有关的巨额资金流入在投资变现后流出），这可能引起汇率波动并抑制生产性投资。

（6）FDI与经济增长。截至目前，与“出口能够促进增长”的共识不同，有关FDI对受资国经济的影响，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都没有定论。尽管近年来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强调FDI对受资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但大量的经验研究并未能为这些正面作用提供直接的证据。截至目前，案例研究也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东道国成功地利用外资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外资导向发展模式尚待观察（张宏霖，2003）。

（7）FDI与受资国政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真正实现了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它们的国籍观念已经淡化，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完全消失。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经济联系和交往活动的“完全行为能力”主体。各国政府之间的竞争在FDI领域的表现是，每个主权政府在它所管辖的领土范围内通过提供一整套制度性服务来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这种服务的提供是通过“准市场化”的机制来实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在“国民待遇”的原则下，以税收作为代价来购买这种制度性服务，以获得在这个领土范围内发展的机会。

如果跨国公司与受资国的利益诉求相一致，那么其在受资国的扩展就会受到该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但是，遗憾的是，跨国公司的个体利益与受资国政府的利益往往并非完全一致，有助于跨国公司实现“个体利益”的规则并不完全服从于受资国实现“整体利益”的规则，二者在终极目标和利益诉求方面的不一致导致了各自不同的战略战术选择。不过，双方的这种差异或冲突并非是不可协调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各国千方百计吸引外资的做法，无法解释跨国公司的急剧扩张以及FDI存量和流量的爆炸性增长。双方的利益分配往往取决于各自讨价还价的能力。跨国公司的能力主要来自所有权优势、市场垄断力量、母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等；受资国政府的能力主要有国内市场规模、经济增长速度、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以及利用外资的战略战术等。

技术等的全球化扩散、产业的转移和升级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任何国家如果脱离世界市场将付出沉重代价。跨国公司并不总是被动地在各国的法律范围内运作，而是设法钻各国法律的空子，甚至以撤走投资相威胁要求各国改变对外资不利的法律，降低税收，并把利润集中到那些海外金融“飞地”。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求最高利润线路而来的是，外围国家的低工资和高失业率向中心国家蔓延，而外围国家本身却并未因此降低失业率，因为跨国公司在外围国家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会挤掉当地工业3～5个就业机会。因此，整个世界的需求进一步萎缩，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削弱，税收减少，债台高筑，私人信贷消费额数量猛增，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同步性和连锁性加强。

如果跨国公司在与国家的较量中占上风，例如把资金从一国抽走，这个国家就可能面临资金不足、外贸赤字、生产下滑、失业增加等。这就是有人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国家应该给跨国公司和市场机制让位，甚至认为国家已经开始走向消亡的理由。

而新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尽管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事物中举足轻重，但民族国家仍是主角，在国家与跨国公司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那边。同时他还指出，基于自由市场之上、对外开放和成功的国际经济有赖于稳定和良好的政治基础。

总之，跨国公司的进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得好，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及经济发展；反之，则会受到跨国公司的过分盘剥，形成对跨国公司的依赖，不利于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东道国的理想FDI战略。成功的战略往往是紧密结合具体国情，且反映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状况及特定的技术水平，还有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想让FDI与东道国的发展目标相容，关键在于东道国政府对于FDI行之有效的战略和政策组合。东道国政府有责任制定相关政策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

二、跨国公司与全球化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角，经济全球化在微观领域的代表就是跨国公司的扩张。跨国公司的扩张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1）跨国公司促进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国际均等化。跨国公司进行国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寻找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或收益最高的投资场所，以实现国际套利的活动，但是跨国公司的活动在客观上确实推动了国际间产品和要素的流动，这对优化稀缺资源在全球的配置当然是有利的。

（2）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技术的创新与生产过程的扩散，促进了企业组织及制度创新和改善，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展以及深度深化。

（3）造就了一小撮全球精英和“赢者通吃”的经济社会局面。有人认为，跨国公司口头上要求一个绝对自由的市场，但实质上却在人为制造、维持垄断，并通常采取集权经营方式。跨国公司的崛起与扩张引起了企业组织在纵向和横向上的重构。购并潮流造就了全球性的核心组织和集权型的公司结构。这种全球集权型的权力结构又造就了全球性的少数“管理精英”和“组织精英”。他们与世界各地的其他领域内的精英分子联手，一起影响着公共政策和行政决策。全世界最大的3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70%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全世界近1/3的公司资产。英国的《金融时报》估计，世界目前有2000万人四海为家，占据跨国公司高级职位的“精英管理统治阶层”。

（4）跨国公司与新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殖民化是宗主国凭借军事实力，通过民族征服实现的，充满了血腥味。如今的市场扩展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的经济扩张实现的，它是一种“无痛分娩”。跨国公司追求的主要是效率和利润，而不太关心就业或工作条件。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中，经济实力最终将取代军事和政治实力而决定世界走向。有人认为，跨国公司的联合体将是世界的主宰，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在内的世界性的组织，将只是跨国公司势力的帮手。巨型跨国公司将决定和制定有关各国应如何表现才能获得跨国公司好处的规则，而那些拒绝接受跨国公司条件的国家将肯定不会从它那里得到好处，并且将注定贫困。控制世界经济的跨国公司将对世界行使最后权力。这样，所有的人将为高效率的、建立在那些执行其规定并答应其条件的国家的某家跨国公司工作，它的法律将是全球性的法律，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们，成为实际上的“无冕之王”。

全球化进程正在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国家经济主权将受到跨国公司更多的挑战，国家主权会日渐“陷于困境”。超大的跨国公司会不断蚕食民族国家的功能，使得各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及政策体系、政治领导能力、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都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在这个需要加强国家管制的时代，国家保持的控制能力却在下降。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不得不试图通过国内改革来适应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市场。

总之，跨国公司的兴起与壮大与国际资本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国际竞争的日益增强以及国际经济组织功能的日渐完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促进了贸易、金融、生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促进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优化配置，提高了世界经济的效率。不过，跨国公司有可能滥用其经济权利胡作非为，为了防止这种倾向，国际社会的其他利益团体应当千方百计制约跨国公司自利性带来的不利于人类整体发展的行为，通过国际性协调和共同行动对其进行治理。

思考题：

1.深入思考跨国公司优势的源泉。

2.从企业理论看，跨国公司与国内公司相比，什么变了？什么未变？

3.企业家与政治家、行政官员行为之相同与不同各是什么？

4.请分析跨国公司对不同国家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参考资料：

1.张宏霖：《跨国公司理论与实证研究前沿》，载张新民、张建平主编：《跨国经营理论与战略分析（200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

2.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

3.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4.詹姆斯·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症》，新华出版社，2002年。

5.兰迪·查尔斯·埃平：《世界经济入门：改变你观察世界的81个经济学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6.余万里：《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3～4月（总44期）。

7.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概述）》（http://r0.unctad.org/wir/）。

8.薛敬孝、佟家栋、李坤望：《国际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9.Hymer.S.H.1960，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Ph.D.dissertation，MIT（published by MIT Press，1976）.

10.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Basic，Inc.，Publishers，1975.

11.Raymond 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Enterprises，New York ＆Lonon：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1.

12.Moran，Theodore H.，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

【注释】

[1]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概述）》第2页。

[2]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概述）》第2页。

[3]柴瑜：《国际投资与国际生产的最新发展》，《求是》2003年第23期。

[4]Joan E.Spero，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Second，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1981，pp.109－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