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与资源增值

第一节　信用与资源增值

“信用”一词有许多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涵义。一是指人们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诚实不欺、恪守诺言，即遵守诚实信用的道德和法律规则；二是指人们从事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声望和名誉，即信誉；三是指以合同为形式、以偿还为条件、以借贷为特征的经济法律行为。这里所讲的“信用”是上述涵义的综合体，可以说信用就是人们自觉服从市场规则的同一性行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交易，不仅包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实物买卖，而且还包括具有“时滞”、“应付”特点的兑付过程（在金融市场表现尤甚）。因而就需要良好的信用基础作为顺利完成交易的支撑。特别是现代金融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投入资金的数量越来越多，相应的金融安全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信用不佳将直接影响金融市场交易的正常运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信誉社会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最优状态，企业可以减少“信用确认”的经济成本，提高经济的运行速度和效率；但信誉社会又是不符合“纳什均衡”状态的，在利益驱动和自律降低的情况下，信用危机的微观背景就会形成。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A·西蒙的观点，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理性的一个结果就是产生人们借助于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倾向和道德风险后果，机会主义倾向和道德风险后果危及了市场的信用基础。

信用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商业道德，如在古代中国就提倡“童叟无欺”、“诚实待客”等信条，但是信用并没有上升成为一种制度安排，还表现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同时由于资本是最为稀缺、增值最快的资源，容易使人们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资本而不惜牺牲信用，因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一锤子买卖”、“挂羊头卖狗肉”等各种形式的欺诈行为，信用带来的好处还没有显著地体现出来，恪守信用的人往往不一定比不守信用的人获得更多的好处，“老实人吃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信用制度的缺乏也是古代中国建立不起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信用可能是目前中国人最稀缺的一种道德资源，不少企业从一开始就不择手段地采取融资诈骗、虚订合同、产品伪造、商标侵权、广告欺骗等方式敛财谋利、欺世盗名。发达的市场经济是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信用经济，信用成为一种制度安排和文化供给，成为一个人、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信用带来的好处已经充分体现出来，“重合同，守信用”的人和企业肯定比践踏信用的人和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所以，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在本质上就是对法治的尊重和敬畏，有了法治，信用就有了依据；有了对法治的敬畏，信用就深入到了人们心灵深处而成为一种自觉的要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法治化体现在增加违约的成本、惩罚违约的行为，当违约的成本高于违约的收益时，企业就要要考虑是否值得违约的问题了，它就会选择守约；如果对失信违约没有惩罚或惩罚力度不够，实际上就是对失信违约的变相鼓励。法治化和市场化程度越高，对信用的要求就越高，“崇高的信用”就是高增值的信用。信用出自严格的自我约束和高度的社会评价，良好的信用之所以能够增值，是因为信用本身具有边际效用递增和外部传播放大的特性。信用在连续的交易过程中会逐渐积累其可靠性、认同性和依赖性，“美名远扬”、“誉满全球”就说明良好的信用能够超越地域的界限。换句话说，良好的信用不仅将会逐渐累积增值，而且信用增级会增加企业资源的市场价值，将大大激活、提升和放大其他的企业资源的价值。不难发现，世界上那些长寿企业大多是信誉卓著的，可以说良好的信用基础是长寿企业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条件。海尔公司就建立了一种“先卖信誉，后卖产品”的销售观，这实际上是首先经营信誉的聪明之处。相反，许多企业之所以活不好、长不大、命不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贪图蝇头小利而牺牲名誉口碑。所以，正如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必然遭人唾弃一样，在只有选择信用才有出路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个背信弃义、声名狼藉的企业将寸步难行、自绝后路，其行为后果则完全是害人害己。很多企业运行不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客户大量倒闭或违约而引发的坏账损失造成的。据一项商业信用调查显示：因商业伙伴不守信用而遭受损失的企业高达89．3%。因而信用等级下降就包含着巨大的信用风险或道德风险，实际上就直接导致了信用资源的贬值，自己还要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承担一切恶果、付出昂贵的代价。名声臭了，信用坏了，哪里还有什么好企业愿意与这种有始无终的伙伴谈生意、做买卖？哪里还有什么好银行敢于向这种不守规矩的对象放款、借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