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气候变化与世界和平为例

全球问题的国际治理：以气候变化与世界和平为例

王　军⁽¹⁾

一、导　言

当前，国际社会围绕全球气候变化⁽²⁾（Global Climate Change）正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这不仅体现在政策层面，而且也表现在学术研究以及公众和大众传媒等领域。这主要由两股力量所推动：一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二是极端天气出现频次的增多促使人们思考和研究如何应对。这既凸显了气候变化事关各国福祉，威胁国家安全，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也表明了气候问题涉及众多学科，对包括国际关系以及经济学在内诸多学科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范式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新型国家安全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之中。

裁军属于传统安全问题之一。“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军费开支非但未降低，而且一些国家的军费还有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随着世界范围恐怖袭击以及局部武装冲突的频发，推动了全球军费的增加，这使得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几乎陷于停顿。因此，积极构筑解决裁军问题的新机制，寻求世界和平之路依然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迫切而棘手的任务。

可以说，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战争问题都属于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其潜在危害性和重要性早已为世界各国所认识。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这两个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才能最终得以解决。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理由显示经济学对于理解气候变化和战争问题的内涵和特征是大有裨益的。以气候变化为例，首先是全球气温的上升通常是由某些国家过度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但其影响却跨越了国境波及其他国家，这一问题恰是经济学中外部性效应的延伸；其次是气候本身属于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 Goods，简称“GPG”），于是如何提供这类物品同时阻止“搭便车”⁽³⁾行为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现代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的相关研究是能够为我们提供理解这类复杂问题的灵感的；最后是经济学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必备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为包括气候政策在内的所有公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气候政策的制订离不开现代经济学的支撑。同样，从世界和平的角度，无论是军备竞赛还是裁军都会影响和改变周边国家甚至全球的安全平衡体系，并可引发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不安和紧张，这类安全问题同样也具有跨境外部性的涵义及全球公共物品的特点。由此可见，气候变化和战争问题确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这或许能够为我们理解和解决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两大问题提供灵感，也为目前国际社会陷入泥沼的减排和裁军谈判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无论是解决气候变化所需要的减排实践，还是阻止战争所必需的裁军行动，它们都与跨境外部性效应有关。问题的实质在于此时一些国家的行为虽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但却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或矫正。也就是说，减排和裁军问题并不是传统外部性问题的简单拓展，因为此时的情形已跨越了国境，影响到周边国家甚至全球的环境和安全状况。于是，传统智慧在解决这类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又超出了市场调节范围的外部性问题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以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境内的环境损害为例，一般可通过“谁污染、谁治理”即环境施害者对受害者的补偿原则来治理，然而这些做法在国际场合中实施起来却十分困难。我们在现实中经常观察到的是，往往较为富裕的受害者补偿较为贫穷的施害者，以劝其减少跨境的污染排放。我们同样也注意到，一些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不顾周边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反对，执意增加军备甚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致造成局部安全形势紧张的现象。显然，要使这些国家自动削减军备到一个国际认可的水平，相关的受到侵害的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往往需要对前者提供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以改善其裁军意愿，帮助其削减军事规模。由此可见，要解决上述涉及主权国家的环境和裁军问题就必须突破传统认识上的窠臼，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全球问题解决方式。

本文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撰写的，我们希望通过对气候变化和战争等相关问题的梳理和归纳，剖析减排和裁军问题的共性和特点，指出问题的实质和核心所在。通过全球治理机构的设立，尤其是引入议题关联等动机机制，本文提出将气候变化和世界和平联系起来的可能性。第二部分我们对气候变化和战争问题进行了探讨，阐释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特征。在第三部分中，我们以减排和裁军问题为背景，阐述了全球治理的逻辑，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初步构想。最后的结束语总结了全文的结论，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减排和裁军领域的合作。

二、气候变化和战争：减排和裁军

最近几年，国际关系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正热衷于将安全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场景来理解，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概念正让位于以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为主体的安全概念，后者强调了个人和人类的福祉。⁽⁴⁾通过人类安全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将冰山溶化和碳排放等全球环境问题与贫穷、脆弱、平等以及冲突等现象相联系。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变化将改变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的现有格局，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我们对于安全问题的理解其实并不充分⁽⁵⁾，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环境问题已经对世界各国和学术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安全、冲突、合作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国际社会亟待就这些问题重塑治理机构，采取集体行动。⁽⁶⁾

我们知道，国际社会为解决气候变化和制止武装冲突一直在付出不懈的努力，无论是2009年12月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峰会，还是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都足以让我们倍感气候和裁军问题的紧迫性、重要性和艰巨性。越来越多证据向我们揭示气候变化的趋势正在加剧，不断有研究报告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危险。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指出，联合国自建立以来最为优先的一个领域便是核裁军和核不扩散，并热切希望人类能够将核武器在地球上彻底销毁。⁽⁷⁾一些国家军费的激增以及局部战争的频发都让我们感到实现世界和平的艰难。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尤其是削减包括核武器在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屡屡受挫表明裁军问题与气候变化一样难以解决，同样需要世界各国的充分合作。国际社会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不休也恰恰说明人们在气候和裁军问题上的认识不一，因此，在我们获得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灵感之前，我们需要谨慎寻求这些问题的共性，通过适当的思维转换，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们注意到，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减排与减少战争的裁军间存在诸多共性，如均为安全问题，各自为新型安全问题和传统安全问题的典型代表。⁽⁸⁾以下我们依次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剖析它们的涵义和特征，探索解决问题的线索。

（一）全球气候变化

长期以来，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在估算气候变化造成的赢家和输家。尽管气候变化会给这个星球的部分地区带来更多的洪涝或者干旱，但地球上一些寒冷多雨地区可能会变得更为温暖而适宜农业耕种和人类居住。根据“斯特恩报告”⁽⁹⁾的预测，到下世纪初，全球因气候变暖造成的巨额损失将占到GDP的5％－20％。另外，一个更加温暖的地球所引发的问题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气候变化给一些国家造成的危害可能要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同时减排给某些国家带来的成本也会比其他国家多得多。如表1所揭示的，气候变暖对不同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一样的，在全球气温升高2.5摄氏度的情况下，印度遭受的损失将高达其GDP的4.93％，而俄罗斯却可获益。原因主要是气候变暖不仅使印度大量低洼的地区被上升的海平面所淹没，许多地方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而且季候风的改变引起降雨量的异常会使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南亚国家的农业饱受重创。⁽¹⁰⁾相同的情况使俄罗斯原来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寒带成为温带，成为宜于人类居住和农业生长的地区。

表1　气温升高2.5摄氏度的损失估计⁽¹¹⁾

除去上述经济方面的影响之外，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还体现在影响文明路径等诸多无形的方面。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对于此类不确定准备的不充分都使得许多学者认为有必要将气候变化提升到影响全球安全的角度来认识。例如，加拿大学者Homer-Dixon较早且系统地指出环境变化对于国家安全的意义⁽¹²⁾，而Lee（2009）更是将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联系起来，强调气候变暖导致世界范围干旱现象频发，有关国家对水资源的争夺将加剧武装冲突的可能性，阐释了气候变化作为武装冲突产生根源的论断。⁽¹³⁾

美国国防部2003年曾发布一份报告，警告欧洲可能出现大范围的风暴潮天气，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会出现大范围的干旱，难以预料的季候风也将给中国造成农作物减产等。该报告甚至提到中国、印度以及巴基斯坦这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会由于气候难民、跨境河流以及可耕地等问题在边境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会由于捕鱼权发生纠纷而将这种冲突延伸到海外。气候变化使这个星球上一些地区成为赢家，这主要集中在遥远的北极附近。从理论上看，加拿大和俄罗斯会由于作物生长期的延长而生产出更多的农作物，他们也有可能在最近融化的北极冰冠（Ice Cap）下发现更多油气田。不过，即使是这些地区，仍然会由于潜在的不确定性带来许多问题，甚至引发代价不菲的冲突。例如，围绕这一地区自然资源的开采正在展开一场真正的军备竞赛，目前已有多达10个以上国家对该地区丰富的地下资源主张权利。

美国五角大楼还对最糟糕的景象进行过预测：随着地球承载能力的萎缩（降低），几百年前人类为争夺食品、水以及能源供给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古老争端的解决方式会重新抬头。按照哈佛大学考古学家Le Blanc和Register的观点，人类在三个世纪以前一直都是通过战争方式解决这些争端的。过去这类冲突爆发时，大约25％的成年男子为之付出了生命。⁽¹⁴⁾如果气候变化出现突发的情景，那么战争是非常有可能爆发的。于是，与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人类冲突和战争比起来，少数寒带地区因气候变化而获益就显得十分微不足道了。

许多科学家认为，一旦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气候变化的趋势即形成，其影响将是不可逆转的和全局性的。通过计算机模拟，我们也知道，在气温突破某个关键点后，地球上将不会有任何人能够从气候变化中获益，此时地球上各个角落的每个个体都将无法幸免。在一些地方随着严寒程度的降低，农作物或许会更容易生长，但这仅能持续几十年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的热应力（Heat Stress）和干旱程度将进一步加剧。总体而言，所有国家，包括那些最初从气候变化中短暂获益的少数国家，其文明路径也将发生彻底的、不可逆转的转变。⁽¹⁵⁾

简而言之，气候变化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认识成问题⁽¹⁶⁾；二是危害成问题；三是解决成问题。气候变化的潜在危害以为世人所广泛认识，其解决的艰巨性和困难也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同，但围绕气候变化的认识仍争议不断。如国外曾出现“气候门”⁽¹⁷⁾的丑闻，一些研究者担心如果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最后被证实是一场大骗局，那么我们对于气候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就白白浪费了。我们认为，即使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被证实是一场骗局，那么我们关于气候变化此类潜在大灾难的理论研究也会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其他灾害问题。⁽¹⁸⁾

（二）战争、裁军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作为传统的安全问题已得到了广泛的讨论，相关的研究文献十分丰富。尽管战争与和平通常属于国际政治领域的重大问题，但许多经济学家对此类问题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¹⁹⁾（T. Schelling）和肯尼斯·阿罗（K.Arrow）等在包括军备竞赛在内的国防经济学研究领域中都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有过著名的论断。⁽²⁰⁾

阿罗（2000）等人在研究裁军问题时曾发现“二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大幅削减军费开支（占GDP比重低）所致。依照Fontanel（1995）的观点，国防预算被视为一种非生产性支出，因此减少国防预算实际上等于增加了生产性支出。目前，经济学家对于裁军问题有四种流行的观点⁽²¹⁾：一是裁军可视为和平所产生的一种红利（Peace Dividend），因为原本计划配置到国防部门的资源可以重新分配到民用部门，由此节省下来的包括货币在内的各类资源本身即是一种红利；二是裁军同时也是一种投资行为；三是经济发展能够推动裁军；四是裁军可以成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不过，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裁军问题较难解决，这主要是由裁军问题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如在理性“经济人”假定下，一个国家拒绝裁军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保持“适当”的军事规模可以提供“安全”这样一种公共物品。裁军难以解决还表现在，即使能够说服所有国家裁军，使军事规模降为零，那么，怎样应对当今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恐怖行为也大成问题。由于恐怖组织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符号，这就使得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反思传统的战争理论。⁽²²⁾毕竟，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威胁之一，而这正在成为一些国家拒绝裁军和大幅增加军费的理由。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尤其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国际形势已今非昔比，有学者指出全球安全概念正在发生改变。⁽²³⁾为此，Sandler和Hartley（2007）曾指出，“冷战”结束后，当今世界仍未太平，因为一些新的危险因素依旧存在，如地区间冲突、跨国恐怖主义、流氓国家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²⁴⁾等。我们认为，这些影响全球安全的因素都与全球化趋势的加深密不可分，这一特点也应该成为未来国际社会寻求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的。

战争、裁军与和平间存在着微妙的传递关系。Vasquez（2009）曾指出，理解战争的关键在于理解和平。⁽²⁵⁾因为有战争就不会有和平，而要实现和平就必须阻止战争。至于裁军，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军备竞赛的升级会引发战争，而这势必会造成大量人员尤其是无辜者的伤亡。⁽²⁶⁾

表2　过去几个世纪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²⁷⁾

上述统计数字支持了这样一个判断，即战争的出现其实是社会组织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才频繁爆发的。⁽²⁸⁾依照Fry（2009）对人性的分析，爱好和平属人类天性，人类过去不好战，现在也如此。毕竟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和平时期占据了其中99％以上的时间。于是，Fry断言，就本性而言，人类其实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好战。

长期以来，战争都被视为政治学的研究领地。正如《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1832年的论断：“战争是政治延续，只是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现而已”。⁽²⁹⁾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知道战争的最终解决往往需要依靠政治和外交的手段。为此，Kupchan（2010）探讨了化敌为友从而获得持久和平这一问题，他强调不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不是绥靖政策，而是积极的外交手段是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国际社会需要的是相互信任，妥协和战略调解是增加互信的基石。不过，包括贸易制裁等经济手段在减少武装冲突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一点表现得越加明显。这就意味着，要获得战争、裁军以及和平问题的全面认识，我们就需要将这些问题置于国家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来考虑。⁽³⁰⁾

战争通常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并伴有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为什么总有一些国家不断地向其他国家诉诸武力呢?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Glaeser（2006）构筑了一个战争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他发现，战争其实经常会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支持，即使这些民众无法从战争中获得任何物质利益，有时甚至会失去很多。Glaeser指出，战争其实是国内政治精确计算的结果。如果执政者有开战的优势，那么他们就会发动战争，即使这一战争与他们的国家利益相悖。对于那些在野的挑战者而言，如果他们不大可能执政而执政的获益很大时，这些挑战者往往会鼓动挑衅。对于那些发动战争的领导者而言，他们自然会夸大敌人的威胁以及卑鄙的行为以激发公众对敌人的仇恨。⁽³¹⁾通过比较，Glaeser发现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加容易发动战争，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专制国家的领导对于继续掌权有更加强烈的动机；二是这些国家的领导能够更大程度地操纵和控制媒体。⁽³²⁾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派⁽³³⁾看来，当今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现状促使一些大国为寻求更为安全的状态而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又会引发一些原本处于和平的国家为获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而陷入无休止的争夺之中。为此，Glaser（2010）构建了一种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通过解释国家间的竞争和合作，试图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为基本和迫切的问题寻找答案。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在某个时候相互竞争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而另一些时候这些国家却会互相合作追求和平?这种竞争是由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所推动的，还是源于这些国家自我扩张的冲动?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一种导致战争的分离轨道上吗?两国目前这种共存的状态可否继续?中东是否有机会实现和平的目标?为回答这些问题，Glaser（2010）运用反事实推理方法⁽³⁴⁾，提出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强调影响一国战略的三个主要变量：一是国家的动机（State's Motives），这种动机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源于“贪婪”的驱使对于一国战略形成影响甚大；二是物质变量（Material Variables），这一变量决定着一国的军事能力；三是信息变量（Information Variables），即该国对于竞争对手了解多少。Glaser强调了动机的变化对于一国战略选择的关键作用，认为国际政治环境有时会有助于合作而非竞争和冲突，信息变量对于一国战略选择的意义几乎和物质变量一样重要。

在民主国家，普通民众不仅能够决定政府的更迭，而且公众意见还时常影响政府的决策。于是，了解公众意见对于理解气候和裁军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些全球问题会威胁公众利益进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订。

表3　“911”事件以后欧洲国家公众对于威胁的排序⁽³⁵⁾

上表清晰地显示，美国“911”事件之后，欧洲国家的普通民众已经将恐怖主义列为头号威胁。⁽³⁶⁾对于未来的潜在威胁，公众也有预判，如下表所示。

表4　欧洲国家公众对于威胁的认知排序⁽³⁷⁾

表4显示，在欧洲国家中，有多达73％的社会公众认为全球变暖为当今最重大的威胁，仅次于74％的经济衰退。⁽³⁸⁾上表也显示出公众对于传统安全问题的担忧，这种担忧在国防开支的增加上得到了体现。

表5　“911”事件以后西方国家国防开支情况⁽³⁹⁾

表5清楚地显示，“911”事件之后，欧洲国家的国防预算普遍在增加，尤其美国的国防预算在3年之内增长了近40％，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在两年内提高了23％以上。军费的激增一方面表明不安全因素在增加，同时也为未来的裁军增加了难度。

表6　全球15大经济体国防支出情况⁽⁴⁰⁾

上述国家国防支出的增加还得到了国际武器贸易量增加的支持。虽然“冷战”早已结束，军事威胁也已由国家间的冲突转化为国家内部的冲突，但全球的武器贸易额不降反升。例如，与1990年“冷战”结束时全球武器贸易总量300亿美元比较而言⁽⁴¹⁾，2007年全球武器贸易总额高达600亿美元⁽⁴²⁾，这还没有包括非法进行的武器交易。武器贸易额的增加，导致全球成千上万的人被夺去生命，即使是那些身处和平环境国家的公民也难以幸免。目前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即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及中国的武器出口已占到全球武器贸易额的80％以上。⁽⁴³⁾下表给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主要国家国防支出的最新统计。

表7　世界主要国家国防支出情况⁽⁴⁴⁾

根据上表，我们还可以得出下面更为直观的图形。

图1　世界主要国家国防支出情况
注：系列1为国防支出占GDP的百分比；系列2为国防支出占货币支出的百分比。

2011年3月，中国政府宣布本年度军费预算大约为6 011亿元人民币，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加约676亿元，大约增长12.7％。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最新发布的统计，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军费开支国家，排在第三位的是英国。⁽⁴⁵⁾我们认为，近几年中国军费开支增长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产物，即使军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保持不变，中国军费支出的数额也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另一方面是应对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周边地区不安全因素的需要，这些因素都使得国防开支难以降低。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我们不考虑其他外部影响因素，减缓气候变化和裁军都不是免费的，有时甚至代价高昂。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减排意味着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这必将波及整个工业文明的方方面面，汽车、照明以及房屋的制冷与取暖等等都需要重新安排和组织。显然，完成这种新型文明方式的转变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漫长的，这就意味着通过减排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必将是人类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例如，国外经济学家曾估算出中国每年减排成本为GDP的7.5％⁽⁴⁶⁾，如果考虑世界各国的减排成本，那无疑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裁军也是如此，尽管传统武器的废弃很便宜，如来复枪（Rifles）等小武器只需用蒸汽压路机即可销毁，其他重武器如坦克也可拆卸。不过，这些卸下来的零件再回收利用的成本却很高，因为它们大都使用了多种不同金属因而很难分离。处置废弃军舰的成本较高，因为它们含有石棉（Asbestos）等有害构件。一艘中等规模的军舰使用了上千吨钢材，因而具有一些回收利用价值，而炮弹的处理成本则由处置能否安全来决定。武器销毁中成本最高的是化学以及核武器的处置，美国会计总署（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2004年曾估计20世纪90年代美国武器库中31 000吨化学物质的处置成本为250亿美元。化学武器处置后可降低对其进行维护的成本，尽管由此产生的直接经济好处非常有限，但这种处置能够避免化学武器的非法使用或不慎泄漏所带来的巨额成本，因而它是必需的。销毁核武器的成本难以估量，部分原因是军用核原料如钚和铀等可重新民用。虽然核武器中大量的高浓缩铀通过稀释可用于核电厂，但钵的使用却有核扩散之忧。目前所有处置军用钵的方法成本都十分高昂，如美国曾清除位于华盛顿州的一座核武库，其处置成本高达560亿美元。⁽⁴⁷⁾这些现实的问题都加大了裁军的难度。

（三）小结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需要面对也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之一，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已使得许多国家饱受重创，国际社会也意识到人类在应对气候异常造成灾害时的脆弱。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许多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时优先考虑的一个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军费开支的大幅增加让人不安，局部武装冲突的频发不仅夺去众多无辜者的生命，也使世界和平难以实现。全球裁军目前停滞不前的局面需要打破也亟待推进，这就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远见以及解决问题的灵感。

爱好和平的学者认为应该彻底禁止各类军备竞赛，实现全面裁军的目的。毕竟，人类在过去的100年间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规模的种族屠杀⁽⁴⁸⁾，而如果能够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能有效避免战争和种族屠杀事件等悲剧的再次发生，从而有助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们认为，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减排以及为世界和平而进行的裁军，其困难就体现在有关国家缺乏减排和裁军的动机。正如Schelling（1992）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面对气候变暖引发的相同威胁，但这些国家在保护全球环境方面都存在动机不足的问题。尽管已有足够多的科学证据显示当今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但人们对于这种趋势将发展到何种程度以及何时到来却缺乏了解。裁军与和平的实现也呈现出不确定的特点，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各国政府在协调立场、采取共同行动方面产生重大的分歧和障碍，也正因如此才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机构的作用。毕竟，气候变化以及裁军等重大问题的解决只能而且必须通过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才能最终得以实现。⁽⁴⁹⁾

三、全球治理的逻辑

在目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没有什么能够比国际合作更重要的了，全球化以及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使得当今的国际合作比以往更加广泛和深入。⁽⁵⁰⁾正如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R.O.Keohane）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合作，我们将会迷失方向，而如果没有制度（Institutions），我们也将不会有任何合作。⁽⁵¹⁾这表明，无论是无形的制度，还是有形的组织机构，政府间的协调和合作对于解决当今的全球问题都起着单个国家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现在，我们将从全球公共物品特征的角度出发，阐明解决气候和战争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理论难点和现实障碍是气候和裁军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根源。因此，寻求新思维，特别是借助机制设计等现代分析手段可为当前陷入停滞乃至泥沼的裁军和气候谈判提供灵感和渠道。

（一）减排和裁军问题为何难以解决：一个经济学解释

我们正在目睹国际社会为达成《京都议定书》后续减排目标所进行的冗长谈判，尽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早已被不同国家奉为解决气候问题的原则和口号，但如何理解这其中的“区别”和分清各自的“责任”却并不容易。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各自承担减排义务方面持有异议，使得当前的气候谈判陷入步履维艰的境地。同样，国际社会持续多年的裁军努力目前也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

现代经济学为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和极佳的视角。如果我们能借助经济学中全球公共物品概念以及“囚徒困境”的模型，那么我们就容易知道为什么减排和裁军问题如此难以解决，而在“最弱链接”和“最优注入”等观点指引下，我们便明白不同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应该承担不同的责任，同时也知道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和裁军问题上总是相互指责。

众所周知，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下，气候问题的解决必须而且只能通过有关主权国家签署的国际环境协议来进行，并通过国际合作得以落实。国际环境合作提供的“物品”即温室气体的减排和全球环境质量的改进，是一种类似于国防的纯公共物品⁽⁵²⁾，此种物品同时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ry）和“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两个本质特征。简要地说就是，一个国家对这种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消费，也不可能阻止其他国家对这种物品的消费，这是非竞争性的体现；另外，这种物品所带来的好处无法被它的提供者所独享，这是非排他性的约束。然而，如前文所述，减排和裁军一样都不是免费的，有时甚至代价高昂。于是，对于这种全球公共物品，各个国家都倾向于从别国减排或裁军的努力中享受到好处，而自己不愿做任何努力。结果，这种被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搭便车”行为不仅损害了国际合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而且还阻碍国际社会解决气候和裁军问题的努力。当前学术界的一种普遍观点是，如果“搭便车”行为得不到遏制，那么，气候或者裁军协议即使达成其有效性也会大打折扣。

表8　几种典型物品的分类

表8显示，依照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物品分为四类，其中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位于两个极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是共有物品和俱乐部物品。下表以两个相同国家为例，描绘出主权国家在减排或裁军问题上面临的“囚徒困境”。

表9　减排和裁军的“囚徒困境”⁽⁵³⁾

表9中的数字表示减排（裁军）或不减排（不裁军）策略给两个国家带来的损益情况，它直观地告诉我们，若甲国选择减排（裁军），乙国的最优策略是不减排（不裁军）；若甲国选择不减排（不裁军），乙国的最优策略仍然是不减排（不裁军），因此乙国会选择不减排（不裁军）的策略。同理，甲国也会选择不减排（不裁军）的策略，于是最终的稳定情况即所谓“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便是双方都不减排（不裁军），而最佳的结果即甲乙两国都减排（裁军）的局面却无法实现。因为如果双方都选择减排（裁军），则各自获得的收益均优于不减排（不裁军）的情形，这种对双方都有益的局面无法实现，根本原因就在于甲乙两国之间没有就减排（裁军）进行合作，彼此仅考虑自身的损益情况，双方均无法获得合作带来的收益。这个博弈论中最著名的模型向我们揭示出主权国家在合作提供公共物品时面临的困境，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

对于不同的问题而言，愿意参与合作的国家数目并不是固定的，这取决于合作问题的性质。例如，就一些问题的合作而言，5个国家或许就能实现目标，而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问题，100国家的参与都不够。通常情况下，参与合作的国家数目越多，合作就越难维系。Barrett（2007）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两难的局面：当合作带来的收益很少时，国际社会能够通过一个自我执行的协议维持全球约200个左右国家参与的合作；而当合作带来的收益很大时，不仅愿意参加合作的国家急剧减少，而且合作本身也难以维系。尤其当合作产生的损益在各国间分配不均或者相同的气温上升给不同国家造成不同损益时⁽⁵⁴⁾，合作更是难以实现。于是在现实世界中，能够带来实质意义的全球性合作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难实现的，此时合作的成本会变得非常大。可以说，这种现实和理论上的窘境正是由全球公共物品的特征决定的，也映衬出世界各国在减排和裁军问题上迟迟不愿采取具体行动的现实处境，描绘出国际社会正在进行的气候和裁军谈判的客观景象。由此我们容易知晓为什么国际社会围绕《京都议定书》后续减排目标的谈判会是如此艰难，而制订出一份切实有效的裁军计划同样困难。

依照Hirshleifer（1983）的经典分析，全球公共物品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这种物品的供给有时仅取决于最弱环节的最低投入即所谓“最弱联系”（Weakest-Link），那些贡献最小的国家往往决定着公共物品的可供总量，这是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函数并非匀质同一所致⁽⁵⁵⁾；二是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取决于全体国家的总努力，即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总量需要大量且持久的集中注入即所谓“最优注入”⁽⁵⁶⁾（Best-Shot）。这样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战争、裁军以及和平等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特点的问题同样是有帮助的。

国际社会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成效既和“最弱联系”有关，即与那些拒绝减排国家的排放水平有关，又取决于各国为减排所做的持久努力。因为欲使当前气候变化的趋势得以遏制，就需要各国持续不懈的减排行动和大量的投入，以达到“最优注入”水平之效。而按照“最弱联系”的逻辑，国际社会就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和技术优先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因为正是这些国家决定着全球减排行动的成败，这也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具体体现。

以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为例，由于拒绝签署议定书的国家也能从别国的减排努力中获益，因此“搭便车”行为就难以避免。另外，即便减排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搭便车”的行为仍然会顽固地存在，因为“搭便车”的动机并未消除。如果考虑到现实中的《京都议定书》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的，而是对一些国家有利，对另一些国家不利，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气候谈判之症结。总之，减排协议中的重要问题并不是监督协议的遵守，而是如何阻止“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因为如果“搭便车”行为得到有效遏制，那么对协议的遵守就水到渠成，不再成为问题。

“搭便车”行为在裁军与和平的场合也同样存在。尽管裁军被认为是减少战争、实现和平的途径之一，但实际上裁军与和平的关系非常复杂。⁽⁵⁷⁾裁军未必能带来和平⁽⁵⁸⁾，特别在遭受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军备竞赛虽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但也并非所有军备竞赛都会引发战争⁽⁵⁹⁾，如通过适当的武装威慑在某些情况下还可降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⁶⁰⁾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借助博弈论等现代分析工具，我们便能理清这些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⁶¹⁾

正如我们强调的，保护全球环境、减缓气候变化本身作为一种全球公共物品，在供给方面总是存在着动机不足的问题，难以矫正的“搭便车”行为削弱了参与者的合作意愿。特别是，当全球减排目标以及由此产生的减排损益在参与合作的国家间非均匀分布时，富有实质性的国际合作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裁军以及全球和平的进程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综上所述，减排和裁军本质上存在共性。从公共物品角度看，减排和裁军有类似的地方，即由此产生的好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这必然引起“搭便车”行为，且难以克服。从全球角度看，即使一个国家自愿裁军，其产生的好处仍可被一些负面效应抵消，如其盟国会感到不安，福利受损。相比之下，减缓气候变化却可以使地球上所有国家获益（俄罗斯等极少数国家除外）。问题在于，损益分配的不均会使得旨在减排和裁军的国际合作变得十分困难。不过，建立在有关国家间的财政转移机制能够有效地矫正合作动机不足的问题。由此可见，有效的全球治理除去可遏制“搭便车”行为之外，还应为从事减排和裁军的国家提供足够的行为动机。

（二）超级政府机构

对国际合作问题不断提供研究灵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Bernheim和Whinston（1990）对多市场合同与共谋行为所做的精辟分析。依其思路，假定国际政策（可视为多市场合同）的博弈是可以完全分离的，那么实现国际合作（即共谋）的最优策略是将所有政策问题连接起来，并由此形成一个“宏大国际协议”（Gr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pagnolo（1994）和Batabyal（2000）也曾沿用Bernheim和Whinston的分析框架，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仅关注单一的政策问题并不是实现国际合作的最优策略，那种在研究中不自觉地将实际相关的政策问题割裂开来独立处理的传统分析思路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迄今尚未有研究者就所谓的“宏大国际协议”给出一个准确定义。直觉上，即便理论上存在一个宏大协议，那么现实中它也很难出现，因为达成这种包罗一切政策问题的协议的交易费用会十分高昂，以至于这类协议几乎不大可能在现实中出现。为了与宏大的国际协议相适应，Batabyal（2000）甚至杜撰了一个“超级政府的机构”的分析概念，以此来协调通常双边或多边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强调各政策间相互作用尤其是国内因素重要性的分析思路有其合理之处，但与双层次博弈⁽⁶²⁾的分析范式相比，上述研究者似乎走得更远。与这些雄心勃勃的研究思路相反，Carraro和Siniscalco（1998）告诫我们，不要妄想达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协议，相反，一个相对小的区域性协议在解决国际合作的问题上更有实际意义。

近几年，国际学术界一直热衷于从所谓“地球工程”⁽⁶³⁾（Geoengineering）角度寻求解决气候问题的灵感。曾被《时代》周刊列为“改变世界十大构想”⁽⁶⁴⁾之一的地球工程，其要旨是通过人为干预来减少照射到地球上的太阳辐射，从而起到减缓全球变暖步伐的作用。经济学家Barrett（2008）甚至提出一种“地球工程经济学”的构想，指出地球工程可以由少数几个甚至单个国家来进行，如此不仅可摆脱当前陷入泥沼又牵扯众多国家的减排谈判，而且还可绕过“搭便车”行为的影响。不过，该技术的管辖权问题即由谁在何种条件下决定如何使用这项技术仍然需要妥善解决。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地球工程这一概念中获得些许灵感，因为如果将裁军节省下来的资源运用于地球工程领域，那么，我们便可以建立起一种将减排和裁军问题联系起来一并解决的理论途径。

我们认为，地球工程的思维符合Hirshleifer的精神，尤其地球工程所提供的全球环境质量的改进正是“最优注入”所要解决的。无论是地球工程的实施还是“最优注入”的获取，都表明在多国提供公共物品的场合，如果由掌握技术诀窍的个别国家来提供此类公共物品，那么，不仅损害合作的“搭便车”行为可避免，而且只要建立起有效的全球治理机构，如有关国家间设立财政转移机制等，实施地球工程和提供“最优注入”的国家同样会获得行为动机。

（三）议题关联：寻求减排和裁军的“双赢”逻辑

议题关联（Issue Linkage）可简单理解为影响国际关系尤其国际合作的一组问题。例如，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进行经贸往来时，往往会涉及非经济方面的其他问题，如环境保护和军备竞赛等。当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和冲突时，如果将环境问题与资金和技术援助等其他问题相互捆绑，那么，就可使那些减排意愿不高的国家作出让步，从而推动其参与全球的减排计划，议题关联还可有效抑制公共物品供给中经常出现的“搭便车”行为。

作为分析把握一种复杂系统的有效方法，议题关联最初是在政治学领域中发展起来的（Sebenius，1983）。过去20年在经济学尤其是国际贸易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被公认是解决国家间由于某些不对称引发冲突的有效手段。⁽⁶⁵⁾Folmer等（1993）以及Cesar和De Zeeuw（1994）第一次将议题关联的分析理念引入环境经济学领域以解决国家间差异对国际环境合作的影响。其分析的精髓是，假定某些国家在一个问题上赢得利益，而另外一些国家在另一个问题上有利可图，那么，如果将这两个问题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所谓的“链条”，那么这两组国家就有可能都采取合作的立场，达成协议，取得“双赢”的结果。关键是要找到并“策略性地”使用各个议题关联，以便最大限度地激励有关国家参与并履行相关的协议。

议题关联的思想已在现代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欧盟为推动俄罗斯早日签署《京都议定书》曾承诺为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投赞成票。欧盟和俄罗斯分别在《京都议定书》和WTO这两项通常认为不相关的环境和贸易问题上实现“双赢”，也正是因为俄罗斯的签署，搁置多年的《京都议定书》最终才得以在全球生效。

茅于轼（2010）提出三点主张：一是裁军可节约资源；二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大量投资；三是设计一种路径使得裁军节约的资源可用于治理气候变化。应该说，这些主张与议题关联的逻辑是相符的，因而理论上是成立的。不过，一些现实数据也为这种理论付诸实践蒙上了阴影，例如据官方统计中国2010年军费开支占到GDP的1.4％，而中国每年减排成本为GDP的7.5％。于是，即使中国军费支出为零，且将节省下来的全部资金用于减缓气候变化，这两个比例间的悬殊意味着这种努力也许杯水车薪，当然这仅是中国这一个国家的情形。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目前能源利用技术水平较低，因此边际减排成本也较低。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先进，减排成本却十分高昂。⁽⁶⁶⁾在裁军方面，那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的裁军成本自然较高，不拥有或少拥有的国家由于裁军成本低因而裁军意愿也较强。总之，如果我们站在全球的角度，尤其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减排和裁军两项事务上的相互牵制，那么，尽管有关国家在收益和成本方面不对等，不同国家仍有可能在减排和裁军问题上获得动机，实现“双赢”。虽然现实障碍较大，如对当今全球气候和裁军等治理机构的重建和创新等，但我们认为在动机机制等现代分析工具的帮助下，将减排和裁军问题结合起来一并解决的实践颇值得尝试。

无论是军备竞赛这样的传统安全问题，还是气候变化这样的新型安全问题，甚至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清楚地向我们揭示这样一点，即全球的相互作用和互相依赖将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和国家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因此，联合国下属的气候变化委员会以及裁军等全球治理组织都将在未来国际事务的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跨政府的全球机构其目的就是要制定和颁布解决全球最迫切问题的规则，这其中涉及两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一是建立管辖权，设法提升和改善这类机构的制裁能力；二是在满足一些重要国家需求的同时，维持组织的合法性。毕竟，这些国家的支持对于全球规则的建立是必要的。⁽⁶⁷⁾

总之，茅于轼的主张颇有启发性，需要进一步研究，也值得政策制定者关注。减排和裁军问题不仅涉及大量的理论创新问题，如新型安全问题和传统安全问题结合在一起本身就需要突破现有思维模式的桎梏，而且也包括全球治理机制的大胆实践，甚至还涉及对现有国际组织架构的改革和重新组织等。

四、结　论

以上我们对气候变化和战争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从理论上探讨了将这两大重要问题一并解决的可能性。结合学术界围绕气候变化和战争问题的争论以及减排和裁军实践中出现的现实困难，本文强调了全球治理机构的重建，尤其包括议题关联在内的动机机制的引入对于解决全球问题的作用和意义。

从方法上而言，我们的主要结论部分反映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种思潮，即现实理性主义的观点。因为无论是减排这种既有国际涵义也有国内因素权衡的选择，还是军备竞赛和裁军等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制订，其实都是各国依据自身利益认真计算的结果。欲使不同国家都能在减排和裁军问题上作出可信承诺，那么国际社会就必须提供相应动机，这让我们重新回到现实且理性的基点上来。

需要指出的是，仅靠个别或少数国家的减排和裁军行动是难以扭转气候变化趋势，也不可能全面实现和平目标的。于是，旨在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机构不仅重要，而且未来其作用还需进一步提升和强化。一方面，减排和裁军几乎与每个国家都密切相关，其正式的解决途径只能通过各国签署的国际协议如《京都议定书》及《核不扩散条约》等来体现，由国际合作来落实；另一方面，国际间达成减排和裁军协议还有赖于各国减排和裁军行动的支持，因为无论是减排还是裁军都必须通过各国具体的政策措施和行动来履行。因此，减排和裁军行动需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推进，由动机机制来保障。

考虑到气候和裁军问题理论上的共性，我们认为，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探讨能够为我们理解裁军问题和实现世界和平提供灵感，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能借助当今国际关系领域中行之有效的国际机制，通过全球治理机构职能的重塑，那么解决气候变化和裁军问题是完全可能的。例如，议题关联概念的提出和成功实践向我们展示将气候变化这一新型安全问题和裁军这一传统安全问题一并解决的可能性。因为只要裁军和减排的动机相容，那么有关国家就会有裁军和减排的持久动力。借助这种新思维以及新的分析工具，我们相信国际社会一定能够找到解决这两大全球问题的新途径。当然，本文的分析仅是一个初步的开始，得到的结论也需进一步理论夯实。我们也相信，围绕减排和裁军问题蕴含着大量的研究机会。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世界和平占据了其中大部分时间。战争的出现其实是社会组织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才频繁爆发的。过去100年人类已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一些国家还出现过种族屠杀和滥杀无辜等暴行，因此，世界和平的全面实现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全面消除战争，这其中裁军将扮演重要角色。科学家也提供了气候变化是人类过度排放温室气体所造成的大量证据。展望未来100年，我们不仅需要解决裁军问题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和平目标，而且还需共同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解铃还需系铃人”，无论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实践，还是裁军与世界和平的实现，都需要对当前的全球治理机构进行重新组织。

联合国已在解决和消除贫穷、饥饿、疾病以及环境恶化等8个问题上制定了一套有时限的目标和指标即所谓千年发展目标，我们认为联合国也应该在裁军和减排两大问题上制定类似目标。实现人类的千年发展目标不仅需要大量认真的学术研究，也需要全球治理机构独辟蹊径的创新实践。为此，我们呼吁目前全球最高的议事机构即联合国搭建一个跨政府的气候变化－裁军机构，统一协调和处理世界各国面临的气候变化和裁军问题，切实有效地推进气候和裁军问题的解决，为建设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和实现全人类的和平理想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平新乔.全球性公共品（GPG）及其我们的对策（上、下）.涉外税务，2002（10）： 12－17；2002（11）：27－32.

［2］王军.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文献综述.世界经济，2008（8）：85－96.

［3］Anderton，C.H.and Carter，J.R.A Survey of Peace Economics.in 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Edited by Sandler T.and Hartley，K.Elsevier，2007（2）.

［4］Arrow，K.The Basic Economics of Arms Reduction.Peace Economics，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2000，6（3）.

［5］Barnett，M.and Duvall，R..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6］Barrett，S.Why Cooperate?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7］Barrett，S.The Incredible Economics of Geo-engineering.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8，39：45–54.

［8］Batabyal，A.A.On the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for Identical and Heterogeneous Developing Countries.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0，52：560－583.

［9］Bell，D.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ariations on a Realist Them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0］Bellany，I.Terrorism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Routledge，2007.

［11］Bernheim，B.D.and Whinston，M.D.Multimarket Contact and Collusive Behaviour.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21：1－26.

［12］Brauch，H.G.et al.Coping with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Disasters and Security： Threats，Challenges，Vulnerabilities and Risks.Springer，2011.

［13］Brzoska，M.Success and Failure in Defense Conversion in the‘Long Decade of Disarmament’．in 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Edited by Sandler T.and Hartley，K.Elsevier，2007（2）.

［14］Callinicos，A.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olity Press，2009.

［15］Carraro，C.and Siniscalco，D.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Economy.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8，42：561－572.

［16］Cesar，H.and De Zeeuw，A.Issue Linkage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paper presented at the FEEM-IMOP workshop on‘Market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Athens，1994，1：14－16.

［17］Chan，S.and Mintz，A.Defense，Welfare and Growth：Perspectives and Evidence. Routledge，1992.

［18］Charnovitz，S.Linking Topics in Treati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1998，19：329－345.

［19］Cornes，R.and Sandler，T.The Theory of Externalities，Public Goods，and Club Goods.2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0］Floyd，R.Security and the Environment：Securitisation Theory and U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21］Folmer，H.，van Mouche，P.and Ragland.S.Interconnected Game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1993，3：313－335.

［22］Fontanel，J.The Economics of Disarmament.in 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Edited by Hartley，K.and Sandler，T.Elsevier，1995（1）.

［23］Fry，D.P.Beyond War：The Human Potential for Pea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24］Glaeser，E.L.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fare.Discussion Paper Number 2125，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HIER），2006.

［25］Glaser，C.L.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rms Race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0，3：251－276.

［26］Glaser，C.L.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27］Gruber，L.Ruling the World：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28］Heywood，A.Global Politics.Palgrave Macmillan，2011.

［29］Hirshleifer，J.From Weakest-Link to Best-Shot：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Public Choice.1983，41：371－386.

［30］Hirst，F.W.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London and Toronto：J.M.Dent＆Sons Ltd.，1915.

［31］Hoel，M.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ventions：The Case of Uniform Reductions of Emissions.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1992，2：141－159.

［32］Homer-Dixon，T.F.The Upside of Down：Catastrophe，Creativity，and the Renewal of Civilization.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6.

［33］Huntington，S.P.Arms Races：Prerequisites and Results.Public Policy.1958，8：41－86.

［34］Jones，A.Genocide：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2nd edition.Routledge，2011.

［35］Keynes，J.M.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Merchant Books，2009.

［36］Kirchner，E.J.European Union：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versus National Preferences. in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Competing Perceptions of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Edited by Kirchner，E.J.and Sperling，J.Routledge，2007.

［37］Koppell，J.G.S.World Rule：Accountability，Legitimacy，and the Design of Global Governa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38］Kupchan，C.A.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39］Launder，B.and Thompson，J.M.T.Geo-Engineering Climate Change：Environmental Necessity or Pandora's Bo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40］LeBlanc，S.and Register，K.E.Constant Battles：Why We Fight.St.Martin's Griffin，2004.

［41］Lee，J.R.Climate Change and Armed Conflict：Hot and Cold Wars.Routledge，2009.

［42］Maclean，S.J.；Black，D.R.and Shaw，T.M.A Decade of Human Security：Global Governance and New Multilateralism.Ashgate，2006.

［43］Mao，Y.（茅于轼）.Disarmament and Cutting Emissions.China Daily，April 13，2010.

［44］Available at：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4/13/content_9719663.htm

［45］Marland，G.“Could We/Should We Engineer the Earth's Climate?”Climatic Change.1996，33：275－279.

［46］Matthew，R.A.；Barnett，J.；McDonald.B.and O'Brien，K.L.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Security.MIT Press，2009.

［47］Mearsheimer，J.J.Why Leaders Lie：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48］Mearsheimer，J.J.and Walt，S.M.The Israel Lobby and U.S.Foreign Policy.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7.

［49］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Armed Violence Reduction：Enabling Development.OECD Publishing，2009.

［50］O'Neill，K.The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51］Peng G.；Zhao，Z.and Luo，Y.China's National Defense.Cengage Learning，2010.

［52］Posner，E.and Sunstein，C.Global Warming and Social Justice.Regulation，Spring 2008： 14－20.

［53］Proske，D.Catalogue of Risks：Natural，Technical，Social and Health Risks.Springer，2008.

［54］Putnam，R.D.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427－460.

［55］Reed，C.and Ryall，D.The Price of Peace：Just War in the 21st Centu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56］Rees，M.Our Final Hour：A Scientist's Warning：How Terror，Error，and Environmental Disaster Threaten Humankind's Future in this Century-On Earth and Beyond.Basic Books，2003.

［57］Sandler，T.and Hartley，K.Economics of Alliances：The Less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1，39：869－896.

［58］Sandler，T.and Hartley.K.Defense in A Globalized World：An Introduction.in 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Edited by Sandler T.and Hartley，K.Elsevier，2007（2）.

［59］Schelling，T.The Economic Diplomacy of Geoengineering.Climatic Change.1996，33： 303－307.

［60］Sebenius，J.Negotiation Arithmetic：Adding and Subtracting Issues and Par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3，37：281－316.

［61］Soederberg，S.Global Governance in Question.Pluto Press，2006.

［62］Spagnolo，G.Issue Linkage，Delegation，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peration.mimeo，1994.

［63］Stern，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The Stern Revie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64］Stohl，R.and Grillot，S.The International Arms Trade.Polity Press，2009.

［65］Strachan，H.and Herberg-Rothe，A.Clausewitz in the 21st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66］Tetlock，P.E.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How Can We Know?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67］Thakur，R.The United Nations，Peace and Security：From Collective Security to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68］UN Department for Disarmament Affairs.The United Nations Disarmament Yearbook，Volume 28：2003.United Nations，2004.

［69］Vasquez，J.A.The War Puzzle Revisit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注释】

(1)王军，南京审计学院中匈学术文化研究中心经济系教授。

(2)气候变化包括气温高低、湿度大小、风力强弱、降雨量以及日照时间长短等，本文的气候变化主要是指全球气候变暖（Global Warming）。

(3)“搭便车”（Free-riding）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概念和现象，它泛指经济活动的当事人能够从其他当事人的行为中获益而无需努力或付费的情景，往往出现在公共物品的场合。

(4)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尽管联合国脱胎于人类安全这一理念，但实际上联合国在维护和促进人类安全方面做得并不充分，参见Thakur（2006）第71页。有关人类安全的详细讨论也可参见Maclean等（2006）。

(5)参见Matthew等（2009）。

(6)参见O'Neill（2009）。

(7)参见UN Department for Disarmament Affairs（2004）第1页。

(8)学术界对于安全问题内涵和议题的争论从未终止过，Maclean等（2006）归纳了这一领域的各种观点。从安全角度探讨环境问题和战争问题的文献也有很多，参见Rees（2003）及Floyd（2010）等。

(9)“斯特恩报告”是英国政府委托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Stern）负责完成的一份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报告，这份题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长篇报告2006年10月一经发表即刻引起全球的关注，参见王军（2008）对该报告的详细介绍。这份报告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这本篇幅达712页专著的初稿可在线阅读：http://www.hm-treasury.gov.uk/independent_reviews/stern_ review_economics_climate_change/stern_review_report.cfm。

(10)有学者指出，气候变暖使得印度洋海平面上升，这对海龟或许是好消息，但孟加拉等国的许多地区将被淹，成千上万的人将流离失所。参见Barnett和Duvall（2005）第144页。

(11)根据Posner和Sunstein（2008）整理而得。

(12)Homer-Dixon著述颇丰，可参见Homer-Dixon（2006）。

(13)Lee（2009）指出未来气候变化的不同导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不同，如中国在中等气候变化条件下，2015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为84－91％，参见Lee（2009）第90页。

(14)参见Le Blanc和Register（2004）。

(15)有关全球环境变化的文献非常丰富，可参见Brauch等（2011）最新的论述，气候变化不过是全球环境诸多变化中的一例。

(16)《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等西方主流媒体曾长篇累牍地报道过此事。尽管IPCC等组织在数据处理上存在一些瑕疵，但调查委员会认为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结论“不可动摇”，“始于20世纪中期可观测到的全球气温上升”“非常有可能”是由人类活动引起，而“非常有可能”是指有超过90％以上的可能，这几乎和科学结论一样地肯定了。

(17)“气候门”指的是联合国下属机构极少数气候变化研究者故意夸大数据以吸引公众关注的过失行为。

(18)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威茨曼（M.Weitz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威茨曼曾是2009年国外媒体推选的6位诺奖热门人选之一。

(19)谢林1966年出版过一本关于军备竞赛与控制理论的著作即《军备及其影响》，此书被认为是有限战争理论的奠基作之一。中译本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20)经济学家很早就对战争问题给予了关注。如1915年英国学者F.W.Hirst曾出版过《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详细讨论了战争与国内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关系及战争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其主要观点迄今仍被学者引用。参见Hirst（1915）。

(21)参阅Fontanel（1995）。

(22)传统的战争理论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发生在不同国家且敌人可以定义的武装冲突，而恐怖主义的出现颠覆了这种关切。参见Strachan等（2007）。

(23)参见Maclean等（2006）。

(24)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简称“WMD”）主要是指化学、生物、辐射以及核武器等。参阅Sandler和Hartley（2007）第607页。

(25)参阅Vasquez（2009）第285页。

(2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全球每年有74万人死于武装暴力，参见OECD（2009）。

(27)根据Proske（2008）第223页数据整理。Proske将风险分为四大类，即自然、技术、健康和社会风险。其中，作为社会风险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28)参见Fry（2009）。有趣的是，人类学家Fry得出的结论与考古学家Le Blanc和Register（2004）的主张并不一致。

(29)转引自Heywood（2011）第239页。

(30)有关国防、国家福利以及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可参见Chan和Mintz（1992）。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曾对和平带来的经济福祉进行过探讨，参见Keynes（2009）。

(31)这一点在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当时美国朝野两派及多数民众都认为应对伊开战，尽管后来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即伊拉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证实为子虚乌有。这也印证了英国政治家亚瑟·庞逊毕（A.Ponsonby）1928年得出的“宣战之时，第一个牺牲的便是真相”的论断，转引自Glaeser（2006）第39页。

(32)参见Glaeser（2006）。

(33)有关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思潮及其争论参见Bell（2009）。

(34)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指的是设定与事实相反的条件，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使个体将事件的真实现存状态与假设的、希望的理想状态进行比较的过程。由于国际政治不同于实验学科，无法进行人为控制的实验，因此通常采用反事实推理的方式来探讨某个原因的重要性。

(35)Kirchner（2007）第120页。

(36)“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参见Anderton和Carter（2007）第1219页，也可参阅Bellany（2007）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关系的论述。

(37)Kirchner（2007）第121页。

(38)Kirchner（2007）第120页。

(39)Kirchner（2007）第127页。

(40)根据Callinicos（2009）第195页数据整理，表中显示的为2006年数字，各国依2006年GDP总量排序。

(41)“冷战”期间全球最高的武器贸易额出现在1982年，达到450亿美元，参见Stohl和Grillot（2009）第17页

(42)引自Stohl和Grillot（2009）第4页。

(43)引自Stohl和Grillot（2009）第3页。

(44)根据Peng等（2010）第37页数据整理。

(45)数据来源：http://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s/milex

(46)2009年9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请访问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8475。

(47)参见Brzoska（2007）第1203页。

(48)近年来有关种族屠杀的研究颇多。有学者指出，集体自恋症（Collective Narcissism）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而这被广泛认为是导致现代种族屠杀的核心意识形态。虽然集体自恋症能激发爱国情绪，通常被认为是良性的和积极的情感，但它也可能走向极端。不幸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及其国民都不同程度地沉溺于这种自恋式的沾沾自喜之中（Self-congratulation），而这在某些时候可能导致危险的病态。参见Jones（2011）第386页。

(49)参见O'Neill（2009）。

(50)Soederberg（2006）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治理问题进行了反思，特别强调了南北关系问题。

(51)转引自Gruber（2000）第3页。

(52)正是这种类似使得国防经济学，尤其是军事联盟的分析方法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大行其道，详见Sandler和Hartley（2001）的综述文章。

(53)Anderton和Carter以裁军为例也给出了一个极类似图解，但未涉及减排，参见Anderton和Carter（2007）第1230页。

(54)这种不同损益有时并不是人为造成的，参见表1。

(55)“最弱联系”的逻辑其实在其他学科和现实世界中也普遍存在，如管理学中的“短板原理”（木桶的水容量由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决定）也是同样的道理。

(56)Cornes和Sandler在阐释“最优注入”概念时，曾举了一个例子：在一个城市可能遭遇导弹袭击的情况下，城市的安全实际上取决于枪手能否将飞来的导弹在击中城市之前成功地解除，这一点与枪手的数量及枪手们的平均命中率都无关，而仅由其中的一位最佳射手决定。由此可见，“最优注入”有最佳射击之意，参见Cornes和Sandler（1996）第54－55页。本文沿用了平新乔（2002）对这一术语的翻译。最近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成功根除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就是一个“最优注入”的实例，它避免了多国合作中容易出现的“搭便车”等阻碍合作的行为。

(57)有关和平的经济学研究近年发展很快，这一新兴学科主要运用经济学方法理解国际系统中暴力冲突产生原因和效应，关注于冲突的避免、处理和解决方式等问题。

(58)Hoel（1991）曾研究一个国家单边减排的情形。他发现如果一国无条件主动减排，其后果非但不会引起他国的效仿和追随，反而会诱导一些国家更多地排放，全球的排放总量不降反升。由于减排产生的全球环境质量的改进和裁军所带来的世界和平状况的改善有相同之处，即同为全球公共物品，因此，Hoel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单个国家主动裁军可能的后果是有启发的。

(59)学术界长期存在一种争论，即战争也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如果是正义的战争（Just War），那么为此进行的军备竞赛就赋予了正义的含义，成为促进和平的力量。与这种具有道德含义的战争观点不同，另一派观点即所谓反战主义（Pacifism）坚称所有战争和暴力都是不道德的。参见Heywood（2011）第256－261页，或Reed和Ryall（2007）对正义之战的论述。

(60)军备竞赛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相关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军备竞赛是否会升级进而导致战争等。可参阅亨廷顿（Huntington，1958）对此问题的经典分析，也可参见Glaser（2000）的通俗说明。

(61)其实，无论是军备竞赛还是战争的爆发，产生的原因都很复杂，解释也有无数。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Mearsheimer（2011）最近就分析了国际政治场合中领袖的撒谎问题，他指出正是赫鲁晓夫的撒谎即故意夸大前苏联导弹的规模，才导致美国加快了军备投入的步伐。最让人记忆犹新的示例便是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弥天大谎。Mearsheimer另一项颇受争议的论断是如果以色列不游说美国，那么美国政府就不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参见Mearsheimer和Walt（2007）对游说与对外政策关系的阐述，也可参阅Tetlock（2006）以美国入侵伊拉克为例，对专家意见在美国对外政策制订中误导作用所作的检讨。

(62)双层次博弈（Two-Level Games）指的是国际谈判中国内与国际因素互动的一种主张，由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D.Putnam）1988年首次提出。在国际谈判以达成合作协议的过程中，不仅第一层次的博弈即谈判者之间在国际谈判桌上的博弈是重要的，而且谈判者与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也对合作协议的成败至关重要。参见Putnam（1988）。

(63)“地球工程”是指通过工程技术手段人为地将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从而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chelling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对此问题做过深入的分析，近来这一问题持续升温，参见Launder和Thompson（2010）的最新研究。

(64)请访问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2007/article/0，28804，1720049_1720050_1721653，00.html

(65)参见Charnovitz（1998）的论述。

(66)正是这个理由联合国鼓励清洁生产机制，发达国家通过向欠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后者实现减排，但减排指标算发达国家完成的。不过，欠发达国家因此也能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

(67)有关全球规则和全球治理的详细说明参见Koppell（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