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区位特点，发展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

二、根据区位特点，发展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

我国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一股建立高新区的热潮^[6]，各地政府各自为政，规划的高新区一夜之间纷纷而起，相互之间竞争激烈，地区优势并不明显。在国家认可的12个高新技术领域中，各地高新区均选择了相对成熟的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机电产业，彼此之间缺乏合理的分工与协作，因此造成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重复生产，导致产业结构雷同，企业规模小，在国际市场上很难有竞争力。细数国际上成功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往往具有产业集群的特点，如硅谷，印度的班加罗尔等等，知名跨国公司的参与，它们在技术、人才、资金上的投入对集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我国的大部分高新区，缺乏外资的投入，政府投资替代市场居于主导位置，寻租行为和代理成本很高的国有产权与治理结构浪费了大量稀缺的资金，而真正形成高新技术集群的微乎其微。

王缉慈（2002）指出尽管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然而创新不等于发展高技术产业。在传统的产业生产过程中，也存在大量的高技术生产工艺和过程^[7]。不仅如此，我国还是一个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的区位优势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低廉，市场规模与容量大等方面。林毅夫（2002）认为我国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更多的企业必须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技术才有自生能力。因此大力发展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的现状。根据本书前面的分析，充分利用跨国公司价值链外包发展具有特色的小企业集群^[8]（如大唐袜业集群），以及吸引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设厂推动各类产业的生产型知识集群的发展对许多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更具现实意义。

此外，由于当前我国地方市场分割严重，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的产业方面缺乏全国统一性的分工与协调，因此可能造成行业和行政性的重复投资，并容易引发各地政府之间在引进外资的政策优惠上的恶性竞争，其结果两败俱伤，给我国整体经济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例如，2002年以来，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刺激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和准备迅速上马汽车制造项目，而且重点是总装项目。而汽车产业是一个对产业集聚有较高要求的产业，中国真正具备产业集聚条件的潜力地区只有少数，因此其他地区的重复投资一开始就包含了很大的失败概率。

因此，从整体上而言，我国目前欠发达的地区居多，不应一味争相发展高技术产业集群，而重点仍应该放在制造行业的生产型加工产业集群，而且在产业选择，区位布局上，各地政府应该受到中央政府的统筹安排，达到分工与协作上的一致。在产业选择上各地区形成独自的特色，避免不必要的竞争。

对于我国少数的一些重要性国际化城市，如香港、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区，则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市场规模大，地域范围广阔的特点将之建设成为物流、资金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中心。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在于通讯与交通的枢纽性地位，信息与高素质人才云集于此，因此，中心城市有助于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的进入，有助于发展为周边地区提供各种要素及信息支撑的专业化服务产业。所以在这些城市，已有的生产型知识集群应该迁移到周边的地区，而大力发展技术型知识集群和市场型知识集群。高技术的研发部门和金融等服务性产业应成为集群的主导产业。

例如三大国际都市第三产业在全部产业的比重达到了70%到80%，基本上没有制造业。而我国的中心城市情况却远非如此，以上海为例，其第三产业在全部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还不足50%，而且工业产值居高不下。上海至今仍存在“重生产轻服务”的战略误区，很多加工区、开发区的发展目标仍是集成电路的加工与封装，创新少，附加值低。因此，在今后的发展战略中，这些城市应该成为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与服务性产业集群的领头羊，而对于传统制造型产业集群应逐步分散到相邻的周边地区。

基于上述分析，各地应该根据各自的区位特点，发展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因此，在政府招商引资的策略上，政策措施的侧重点也应存在差异。欠发达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产业特点吸引某类产业跨国公司制造厂商的进入，从而培育生产型知识集群，政策的重点主要在于各要素成本优势、税收优惠、基础设施、人文环境建设等等。而对于中心城市发展技术型知识集群和市场型知识集群，政策重点则应该集中在高技术人才优势，市场环境、制度的开放性建设等等，加大体制创新的力度，争取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开展先行开放的制度创新，尽快从各个方面和国际市场规则与惯例接轨，发挥先发效应，成为中国率先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先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