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理论发展

三、产业集群理论发展

（一）钻石模型与产业集群

以波特为代表的战略管理学派对产业集群（cluster）的研究和应用作了很大贡献，1986年，波特率领的由30多个各国研究者组成的调查组，用了四年实践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瑞典、英国和美国等十多个重要国家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其理论的核心部分是钻石模型，即国家产业竞争力的获取关键在于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的有机整合（如图2-2）。

图2-2　波特的钻石模型

资料来源：Porter，1990．

四个基本要素中第一条是要素条件：要素是指一国拥有的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等。要素可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一般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初级要素是被动继承的，它们的产生需要较小的或不那么复杂的私人投资和社会投资，如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简单劳动力等。高级要素需要长期地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投资才能得到，如通讯基础设施、复杂和熟练劳动力、科研设施以及专门技术知识。高级要素对竞争优势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四个基本要素中第二条是需求因素：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对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具有很大作用。它对竞争优势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国内买主的结构和买主的性质实现的。不同的国内需求使公司对买方需求产生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并做出不同的反应。在国内需求给当地公司及早提供需求信号或给当地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比国外竞争者更快创新，提供更先进的产品时，国家最可能获得竞争优势。波特认为，如果一国国内市场上有老练的、挑剔的买方和前瞻性的买方需求，会使该国的公司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另外，国内独立的买方数量、需求的增长速度、需求的规模以及市场饱和的时间也会对一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产生影响。

四个基本要素中第三条是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它是指国内是否存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相关辅助行业。支持性产业以下列几种方式为下游产业创造竞争优势：以最有效的方式及早地、迅速地为国内公司提供最低成本的投入。不断地与下游产业合作；促进下游产业的创新。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互相联系的有竞争力的产业，该国便很容易产生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

四个基本要素中第四条是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它们是指企业建立、组织和管理的环境以及国内竞争的性质。不同国家的企业在目标、战略和组织方式上都不相同，国家竞争优势来自对它们的选择和搭配。波特特别强调激烈的国内竞争是创造和保持国家竞争优势最有力的刺激因素。

以上四个因素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除此之外，机遇和政府的作用两个重要变量对形成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起辅助作用。机遇包括重要的新发明、重大技术变化、投入成本的剧变（如石油危机时）、外汇汇率的重要变化、突然出现的世界或地区需求、战争等。机遇可能打断事物的发展进程，改变公司的竞争优势。但机遇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能否利用机遇以及如何利用，还取决于前述四种决定因素。政府对国家竞争优势的作用在于对四种决定因素的影响，它可以通过政策选择来增强国家竞争优势，如制定教育政策等可以影响要素条件，政府采购政策可以影响国内需求条件。但由于政府的影响是通过四种决定因素来间接实现的，所以其本身不是决定因素。

钻石模型对区域经济的分析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定位于国家的层级，但它的分析框架对城市、区域集群的经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波特甚至直接指出：“钻石体系的基本目的就是推动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趋向集群式分布，呈现由客户到供应商的垂直关系，或由市场、技术到营销网络的水平关联。本书详细讨论的各国竞争优势形态，都是以产业集群的面貌出现，这种相关产业集群一起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显示，它是产业发达国家的核心特征。……无论个别产业或产业集群，都是凝聚国家竞争优势的基地。”上述引文表明波特将产业集群的关注上升到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视角，并指出企业在竞争优势的获取当中，应该主动地促成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协助本国客户提升它们的国际竞争地位与国际化程度，甚至可以鼓励它们到海外投资并与它们并肩作战。值得一提的是波特在书中附录里明确提出了界定产业集群的方法，通过两个前提来判定，一是该集群是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表现优势的产业，二是尽可能按照统计分类的事业项目来定义该集群的产业。其中评估国际竞争优势的标准是看这项产业是否有突出的出口业绩，或是看其依本身技术实力在海外投资的表现如何。

（二）新竞争经济下的产业集群

波特于1998年再次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文章“集群与新经济”，对集群的概念、形成、演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集群是国家、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对于集群的概念，波特认为“集群是特定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上的集中，集群区包涵一系列相联系的产业和其他重要的竞争主体。集群的边界是由那些对竞争至关重要的跨行业和机构的相互联系和互补性决定的。它们可以是跨洲或跨越国界的。集群区很少与标准行业分类体系一致，这种分类体系不能捕获竞争中许多重要的因素和关系。集群区代表一种新型的空间组织形式，它介于公开的市场与科层结构，即纵向一体化的市场之间，由此可见，集群是一种组织价值链的替代方式。”

对于集群的竞争优势，波特认为，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1）提升以地区为基础的公司的生产率。其原因有：第一，更好地接近雇员和供应商，富有潜力集群区中的公司可以利用业已存在的专业化且有经验的雇员储备，从而在吸收新成员时降低他们的搜寻和交易成本。第二，获取专业化信息，广泛的市场、技术和竞争性信息在集群区中积累，而集群的成员们也渴望得到它们。此外，个人关系和社区联系培育了相互间的信赖，促进了信息的流动，使得信息更具有可传递性。第三，配套产品，集群区成员间大量的联系导致整体的扩增大于其各部之间的加总。配套产品使得从集群区购买商品对顾客更具吸引力。第四，获得机构和公共物品——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的投资，如对专门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机构，能提高一个公司的生产率。

（2）推动革新的步伐，支持今后的生产率增长，集群不只是为可见的创新提供机会，也为快速行动提供能力和灵活性。

（3）促进新企业的形成，这扩大和强化了集群本身。由于发达的集群区包含相互关联的行业，供应商正常地需要共同的或很相似的投入品，因而享有扩展的机会。个人在集群中工作会更容易发现产品或服务中的缺口，从而使他们围绕那些产品和服务来建立企业。此外那里的进入障碍低于其他地方，所需资产、技能、投入品以及员工在集群区通常是随时可得的。

对于企业区位发展问题，波特提出了新的视角，认为企业布局在已有的或发展中的集群通常可以减少成本，更重要的是增加创新潜力。如果母国之外有很好的集群存在的话，总部需要迁移到那里，因此，无论从本国还是从世界来看，企业选择区位都应该考虑集群。

1997年波特在接受采访时，对集群的概念进一步扩大，认为“所有的集群都是好的，克鲁格曼的产业政策理论认为有些产业具有较好的增长和生产率发展前景，因此政府应选取这些产业去形成集群，集中力量去发展这些产业，其他的让它自身自灭。我的理论不认为这样，生产率是繁荣的决定因素，任何产业，任何集群，如果使用先进技术，有受到良好培训的人员，都能提高生产率，你可以通过制鞋致富，也可以种庄稼致富，只要是用先进的方法从事这些行业，所有的集群都是好的，不应该挑选集群，而应该扶植所有的集群。”

此外，波特指出在发达经济里，集群也存在衰败的可能，集群之间也存在相互的竞争。然而必须承认，对于技术发展的来源和性质，生产的社会根植性，权利的作用，以及网络关系的复杂性，波特的理论缺乏深入的描述。

近年来，从波特理论出发的集群分析逐渐和社会学、地理学关于网络和产业区的文献互相渗透，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概念变得更为普及，并在具体的实证分析和政策手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三）集群的分类研究

由于新产业区、集群研究成为当代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因此不少学者针对某些产业集群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不同集群具有显著的不同特点，因此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对所研究的集群进行了分类。

Brusco（1990）根据政府干预与否以及产业区内小企业内源力与竞争力的高低，将产业区分为四类（如图2-3所示）。

图2-3　Brusco的产业区分类

资料来源：Brusco，1990．

第一类产业区是由低内源力、低竞争力企业所组成的无政府干预的地方生产系统，如瑞典的格诺斯鸠（Gnosjo）。

第二类是由低内源力、低竞争力企业所组成，存在相当深度的政府干预，因而它是有一些技术创新能力的地方生产系统。其潜力来源于产业区中小企业群的集体力量。

第三类是高内源力，高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密切协作地方生产系统，无政府干预，具有良好的技术创新能力。

第四类高内源力，高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协作以及政府干预共同导致的高水平创新能力的地方生产系统。

Brusco关于产业区分类的最大特点是考虑了政府在产业区发展中的干预作用，因此有些类型的产业区不再类似于传统的自发演化而成产业区。这为通过人为力量促成产业区的形成，发展区域经济具有启示意义。然而这种分类方法将大企业或跨国公司的参与排除在产业区研究的视野之外。

韩国学者Park（1994）将产业区分为九类，包括马歇尔产业区、中心辐射型产业区（2类）、卫星式产业区、高级中心辐射产业区、高级卫星型产业区（2类）和首创高技术产业区（2类）。这种划分方法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新兴发展区域也视为产业区，从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区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美国学者Hayter（1997）根据所有权集中程度与区内协作程度所组成的二维框架对集群的地方生产系统进行了分类。这一分类指出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产业区与传统的中小企业集群相异，这类集群由核心企业所控制，但协作程度同样也是相当的高。因此集群研究中不应忽视大企业的存在。

学者Mytelka ＆Farinelli（2000）进一步将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集群、有组织的产业集群和创新型产业集群。并举例进行了分析，指出创新对集群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学者王缉慈将我国目前国内的集群分为五类，并分别进行了分析。

第一类是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基地，如东莞。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地方企业集群初步形成，部分产业的企业分工配套网络逐渐形成规模，但面临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压力。

第二类是一些智力密集地区，例如北京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扎堆十分明显，但是其集群的形成机理、区位特征和发展趋势却没有真正为人们所认识，由于政策不到位和制度性因素，企业内耗相当严重，同业和相关行业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合作，专业化分工不发达，直接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类是乡镇企业自发发展起来的集群，如浙江温州等，其发展也到了一定的阶段，面临着如何加强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和区域的管理水平，以及面临企业优胜劣汰和外资进入诸多问题。

第四类是一些条件比较优越的开发区已经吸引了知名的跨国公司，由于本地化的需求，带来或即将带来一系列配套企业，可能形成较大的企业集群，如何规划这种地区的发展，已经摆在了地方政府的面前。

第五类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区面临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