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纵向安排的影响因素

1.2.5　产业链纵向安排的影响因素

从现货交易到纵向一体化，每种治理安排都各有其优缺点。现实的选择就是使治理安排的组织形态与交易性质相互匹配，或者具体地说，是“以一种一一甄别（主要是节约交易成本）的方式使交易（各自的属性不同）和治理结构（各自的成本与能力不同）相匹配”（Williamson，1988）。交易成本理论给出了选择各种治理安排时的两种关键影响维度：资产专用性、契约不完全性。本书认为，需求波动与产业准入政策是影响我国煤电关系的两个关键要素。那么，综合这四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构成了本书的理论研究框架。

一、资产专用性

关系专用性投资是这样一种投资：一旦由交易关系中的一方或双方做出（就沉没了），其在替代用途上的价值低于支持这一特定交易关系的用途中的价值，这可定义为投资价值在最合意用途与次优用途之间的差值。这种投资创造了双边依赖性，使得交易双方可能具有激励就专用性投资所创造的事后准租的分配来讨价还价。Williamson（1983，1996，第4章）区分了四种与纵向一体化直接相关的资产专用性。Joskow（2003）将其扩展为五种。

（1）地点专用性：买方与卖方事前为了最小化库存与运输开支而进入紧密关系中。一旦双方资产安置完毕，相关资产就是高度不可移动的。坑口电厂（Joskow，1985，1987）就是地点专用性的例子。

（2）物理资产专用性：当交易的一方或双方投资于为专用于某种交易而设计的设备和机器时，这种投资在其他用途上价值较低。用于燃烧特定类型的煤炭的锅炉具有这种特性（Joskow，1985）。

（3）人力资本专用性：通过边干边学，工人积累了关系专用性人力资本，使得他们可能比没有这一公司专用人力资本的同等工人更有效率地生产产品与服务。这种人力资本对于从中受益的供应商和客户具有特殊价值，而如果没有被用于支持特定关系的话，对于工人（或他们为之工作的公司）则价值较低。

（4）特殊用途资产：对供应商来说，平时不会发生，但为了出售大量产品给特定消费者而需要进行的投资。在偏远地区，开发大型煤矿以供应给大型下游用户的情况就是这种资产的例子（Joskow，1985）。

（5）无形资产：尽管专用性投资经常被概括为物理投资或关系专用性人力资本，但无形资本，如品牌忠诚度，也是关系专用性质的。

交易成本节约的组织设计常常要求投资于关系专用性资产，这种资产是专门为特定使用者设计或者安排的。因为关系专用性投资在次优用途上的价值十分低，这类投资使交易当事人丧失了替代性交易机会，并产生了可攫取性准租^[7]，而这种租金的分配将成为双方争执的根源。显然，发现替代性资源或在各种备选用途之上重新安排投资的困难越大，可攫取性准租就越大，对当事人努力攫取更大份额的准租的激励也就越大。

此外，套牢或者机会主义的威胁还可能产生于时空专用性（Temporal Specificity），如天然气和电力等产品的储藏成本很高，就产生了时空专用性。在这种情况下，拖延履约就是迫使价格让步的有效武器。长期契约和纵向一体化可以防范类似的机会主义行为，尽管这一措施并不完全。

二、契约不完全性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契约不完全性可能来自于交易者的有限理性，也可能来自于交易的复杂性或不确定性。

一方面，如果缔约方是有限理性的，他们可能无法预期每一种事件，并可能发现决定（和达成协议）如何处理所有他们能够预见到的事件是很困难的或成本极高的。有限理性也限制了买方与卖方能够想象到的修订契约的机制和复杂性。

另一方面，无论是契约条款的设计还是在契约与一体化之间的抉择都部分地取决于交易与生俱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程度。交易越复杂，全面、准确地描述缔约方的义务就越困难，相应的，法庭判断各方是否履行了义务的困难也就越大。类似地，不确定性越大，签订完全契约的难度就越大，当事人对变化中的条件不能适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付出成本也要违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面对无法签订完全契约的困境，有限理性的交易者有两种反应。第一，随着交易越来越复杂或者不确定，契约趋向于更加具有“关系性”（Relational）。关系性契约不是安排具体详尽的协议条款，而是仅仅尝试建立能够在未来确定交易条款的过程。在设计这些条款时，缔约方将尽量采用避免昂贵的司法介入的契约条款，同时又能保持激励以实现恰当的适应。第二，当不确定性或复杂性十分严重时，纵向一体化将比缔约更有优势。尽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可能会增加内部管理成本，但是其对签订契约与内部管理的影响是不同的，两者相比，很可能对后者的影响是较小的：签约要求事先预测各种潜在的问题，而内部管理则有助于形成对变化环境的适应（Williamson，1975）。

在交易成本理论中，资产专用性与契约不完全性是影响治理安排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他一些次要因素还有度量成本、声誉以及风险规避等，本书对此不加讨论。

三、需求波动

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的，而且这种周期性波动会对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按照产业轮动理论，煤炭采掘业可归为典型的周期性产业，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而电力产业却是典型的抗周期性产业，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要小一些，甚至可能通过纵向一体化得到平滑。然而，我国电力产业的特殊性在于，其消费结构以工业为主，约65％以上的电力为工业用电。由于工业增长速度的波动是经济周期性的主要原因，而这种波动直接导致了对电力的需求的波动，因此我国的电力产业并不是抗周期性的，反而具有很强的周期性产业的特征。

电力需求与经济周期的逻辑关系可大致描述为：当经济处于复苏与繁荣阶段，工业产能利用率大大提高，并可能引致工业产能的大规模扩张，因而对电力的需求大幅上升，此时的电力市场处于过度需求状态（高需求状态）；而当经济处于衰退与萧条阶段，对电力的需求大幅下降，则电力市场处于过度供给状态（低需求状态）。由此可以认为，对电力的需求与经济周期具有同步波动的特性。相应的，由电力以及高耗能产业发展的周期性又引发出对煤炭需求的周期性，因此，电力与煤炭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而且在这种同步的周期性波动下，电力需求稍稍放大了整个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煤炭需求则被放大得更多，波动幅度更大。对此的详细讨论请参见第3.3.1节。

四、产业准入政策与规制

政府的法律、产业政策以及经济规制（价格和进入规制）无疑限制或扩大了交易治理安排的可选集。例如，在美国，反垄断政策除了关注合谋和掠夺性定价等行为之外，还关注收购、一体化以及包括排他性交易安排（Exclusive Dealing Arrangement）、产品搭售（Tie－in）和捆绑销售（Bundling）等纵向契约在内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因此，政府对纵向一体化的限制往往导致企业选择现货市场或长期契约交易作为替代方案。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限制电力企业开发煤炭资源的政策导向导致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一体化运营的煤电产业被人为分开。在需求强波动下，政府又不得不鼓励它们之间的相互进入。而相应的，基于私人激励的企业之间的纵向安排以及外生变化也可能影响政府政策的基本导向。例如，给定煤电企业之间的纵向一体化安排，政府对电力价格的规制必然间接影响了一体化公司的煤炭业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需要相应的调整规制对象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