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结论与展望
所有社会生活都是以合作为基础的:没有合作，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
我的心里有两只狼在争斗，其中一只是仇恨、怨怒、暴力的化身，另一只是爱心、同情与宽容的象征。
那么究竟哪一只狼会战胜呢？
我喂的那一只。
——印第安部落谚语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一个巨大难题，即如何管理好1.75亿公顷的森林并让生计严重依赖于此的亿万农民摆脱贫穷。过去的实践表明，社区共管是生态保护以及林缘社区经济发展实现兼容的最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共管项目能否成功的根本在于一套嵌合在当地和区域水平上的社会关系——林缘社区农民的集体行动。对一个自然资源依赖型的农村社区而言，社区自然资源管理过程本身是一个社区居民之间行为互动的过程，这实际上就是农民关于公共资源管理的合作问题。我们研究表明，农民从来不缺乏自发合作的基础，只要政治或社会条件配合，农民合作在社区公共资源管理、自我发展上产生的绩效就将是非常卓越的，这使得我们对共管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在森林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实践前景表示乐观，因此，“公地悲剧”和“三农困境”的发生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社区的声誉效应、报复效应和分割效应通过支持与前社会规范相一致的行为，如诚实、互惠互利、相互合作等方式克服了人们搭便车问题，同时也惩罚了“反社会”的不合作行为。这些规范非常可能是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但是社区在面临特定的环境中所内生出来的合作治理规则也应该受到重视，我们的制度和比较制度分析表明，从长期来说，社区成员之所以小心翼翼地保持合作的义务，其根本在于内生治理体系的精致和完美的运行，这完全归功于特定社区在特定环境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问题的卓越能力。社区治理并不是过时的治理方式，它在未来社会可能变得更重要。原因在于，当由于个体间互动行为过于复杂或交易费用提升，使得完全合同或外部命令难以约束个体之间的行为时，那些需由社区解决、同时政府和市场都难以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这类个体间的互动行为在日益以质量而不是以数量为目标的现代经济社会中日益增多，社区通过互相监督、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机制逐渐表现出其出众的治理能力。
本文的模型证明互惠行为和强互惠行为是指引农民自发合作的两只“看不见的手”，而且内生于互惠与强互惠行为的农民合作自身能够抵制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些为共管实践的多样性和持续性提供了一个解释，因此本文在理论上回答了“共管如何可能”的重要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文的研究甚至已经触及“农民如何可能被组织”的微观基础。本文还说明了两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要求社区、市场和国家三维体制的契合，如果政治或社会条件不配合，共有资源利用的集体行动社区规范就不一定会产生或者不能很好地运行。正如我们所揭示的，当前的难题在于三维体系的摩擦逐渐侵蚀着农民合作的基础，从而导致了共管的脆弱性。特别是过去许多发展项目和制度设计，因为无视理性村民本身的行为互动，仅从局外的角度去规划他们的福利，事实证明这不仅在信息上是不可能的，在伦理上恐怕也很难站住脚，因此，与社区管理制度互补的公共政策是必要的，而一个完善的互补制度框架首先需要政府接受而不是拒绝复杂性，在承认社区能力的同时，认清社区可能失败的事实，谨慎探讨更为综合的共管体系和更为广泛的基层政府职能。
我们清楚市场经济已经不可逆转，专业化的经济交换开始逐渐替代传统的互助合作，市场经济增强了农村家庭的独立性和流动性，为每个家庭提供了更为多元的选择机会，这一方面为高层次、大范围的合作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却又改变了过去农民的博弈框架，因此可能导致过去指引农民合作的强互惠行为消失。虽然社区治理需要产权、市场和政府的补充，然后社区并不像很多自由主义拥护者所宣称的那样是远古时期的残留物。我们质疑政府和市场的任何组合已经很完美以致其他社会规范都显得多余的言论，仅仅将政策范式限定在政府和市场，可能达不到公共事物治理的预期目标。我们相信共同体治理的本质缺陷可以由足够的社会政策来填补。当前的难题是政府、市场和社区三维体制的体制问题，这似乎是当前农民合作的最大难题，而已广受关注的农民组织化或公司+农户政策实验似乎是一剂良方，但这方面的研究依然没有大的突破。
正如一般的社会科学论文一样，不仅未能完全解释清楚问题，却总会带来新的问题。关于农民合作的研究远未被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而且问题好像越来越复杂。本文以为，如果未来关于农民集体行动研究想要获得有意义的进步，就需要接受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理论或计量模型如何选择传统社区以及现代市场和国家的某些变量，以继续澄清农民合作的社会经济条件；另一个更大的挑战是社会科学如何融合现代生物学的群体选择理论成果去理解人类合作规范的产生和演进。对此，我们不禁问：理论界做好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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