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重要寓意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重要寓意

作为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传统，又经历过近代那种任人奴役、宰割的悲惨遭遇的国家，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是国人的宏大宿愿。当改革开放实践重新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社会生活逐渐恢复常态时，全社会所形成的最大共识，莫过于邓小平概括的一句质朴无华的社会生活常识：“发展是硬道理！”在保持政治局势稳定的前提下，改革开放实践有效地激发和释放出了全社会追求富民强国的热情，形成了全社会一心一意谋发展、求振兴的局面，使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短短的30年间，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前夕的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为190美元，处于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随着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1979-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2007年达到了249530亿元，大大缩小了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第10位跃升到目前的第3位，仅次于美国、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18934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近10倍，年均增长8.6%。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国家财力的显著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为1132亿元，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达到51322亿元，年均增长14.1%。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处在温饱不足状态。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6.5倍，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增长6.3倍，年均增长7.1%。1978年全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约有2.5亿人，约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到2007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1479万人，不足全部人口的2%。^[1]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约67%应归功于中国。

国力的增强，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1978-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104倍，在世界各国中的位次由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猛增到2007年15282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从以巨大财力为支撑的汶川救灾及灾后再重，到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再到大手笔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中国国力的强盛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峰。

30年的大发展使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更重要的是，这种奇迹是在中国广泛借鉴各国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始终坚持不照搬他国模式，毫不动摇地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大胆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取得的。在拉美不少国家陷入经济困境、东亚一些国家饱受金融危机折磨，而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也为“休克疗法”付出沉重代价，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因此受到广泛质疑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经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2004年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中国问题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雷默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并将其主要内容概括：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近几年来，有关“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等，已经成为一些国际论坛聚焦的重要话题之一。

虽然我们不必沾沾自喜于“北京共识”或“中国道路”之类的誉美之词，但不能否认，中国3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在积累了以往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发展方式、发展战略方面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并极大地提高了决策层和国人坚持走自己的路，在发展道路上大胆创新的自信心。正是这种自信心使我们有勇气正视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视发展面临的种种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爆炸式增长，是在极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当人们逐步从极左思潮的钳制下摆脱出来，步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时，全社会对“发展是硬道理”等常识性理念几乎形成了大彻大悟般的觉醒，长期被压抑的追求富足生活、追求强盛国力的激情迅速被释放出来；另一方面，长期的闭关自守的社会生活环境，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以及计划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又决定了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运作，以及如何从计划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缺乏必要的理论和经验准备，对发展战略的选择缺乏国际经验和教训的知识积累。这样，在强烈的赶超心理支配下，发展理念的增长第一，发展心态的急功近利，发展战略的顾此失彼等等，都表现得相当突出。如果说在改革发展的前一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绩效或多或少能够掩盖这些弊端和失误，或者使之呈现为可以接受的代价的话，那么，近十多年来，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端却越来越显著地凸现出来，成为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甚至已经直接威胁到了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客观地讲，中国发展过程遇到的种种问题，如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环境的严重污染，社会利益矛盾的尖锐化等等，或多或少带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属性，但更多的是发展方式的落后问题。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看，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端，突出表现为与人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双重不可持续性。

虽然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就提出过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但十多年来粗放型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内驱力不足的缺陷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进一步恶化到了可能威胁发展的持续性的地步。

一是高能耗的发展模式已经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资源供给难以保障的严峻挑战。据分析，2006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5.5%，而能源消耗却占全世界的15%，钢材占30%，水泥占54%。依照1980-200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增长情况，预计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需要消耗30亿吨的标准煤。从中国的能源储量和开发能力来看，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2]虽然进口能源能够缓解能源短缺压力，但资源的外部依赖性的提升将会大大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波动性。2006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已占总消费量的40%，进口铁矿占总消费量的占50%，进口铝土矿占占总消费量的33%，进口铜矿占占总消费量的50%。国际市场重要资源价格的变动，将直接对经济增长局面产生重大影响，这在我省绍兴等一些地方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面临的巨大冲击中已经得到了深刻的印证。

二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使我国环境容量对发展的容纳能力接近于其极限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本来就比较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更是极大地加剧了这一矛盾。目前，我国人均占有的耕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占有的淡水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0%，而单位产值的水耗则在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以上。2005年我国七大水系四类以上水质占59%，其中27%为劣五类水质，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近岸海域超四类海水水质占34.5%，全国劣五类水质的湖泊占43%。^[3]大气污染同样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字表明，2006年在国家掌握监测数据的559个城市中，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只占4.3%，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城市占58.1%，三级和超过三级标准的城市占37.6%。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表明，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据了16个。据统计，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环境可持续指数排名在第133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靠牺牲资源和环境换来的。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估算，我国1992年环境污染损失约为986亿元，占当年GNP的4%。而据世界银行估算，1997年以来中国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8%。^[4]更为严重的是，环境污染已经直接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使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大打折扣。据报道，目前全国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70%已死亡的癌症患者与环境污染有关，20%的儿童不同程度程度存在铅中毒。^[5]从未来趋势看，假设单位GDP的环境压力不变，2020年中国的实际环境压力将是2000年的3.4倍，2030年将是2000年的4.6倍，2050年将是2000年的8.1倍，2100年将是2000年的18倍。^[6]按照2020年GDP翻两番的发展目标，中国要维持目前的环境状况，单位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要提高4～5倍；如果要改善环境，把污染减少一半、资源消耗降低一半，单位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则要提高8～10倍，^[7]压力是极其艰巨的。

三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经使我国面临发展动力难以为续的严峻挑战。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中国存在着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萎缩的不正常局面。1980-2007年，居民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从63.9%降至30.9%，占GDP的比重从50.8降至35.4%；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贡献率则从33.8%升至40.9%，占GDP的比重也从28.8%升至42.3%；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从1.1%升至16.2%，占GDP的比重则从-0.3%升至8.9%。虽然固定资产投资一直维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投资效果系数却从1978年的37.1元降至2006年的24.5元，形成了高投资与低效益的恶性循环。2002-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5%，而GDP增长率只有10%。随着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中国以往的低成本优势必将逐步弱化，长期以往将直接制约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同样，虽然我国的出口保持了较快的增长，2002-2007年出口平均增长达28.8%，但这种高速增长一方面依赖于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退税及企业成本外部化等），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以及土地、环境、资源的消耗，同样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压力。

发展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决于资源的支撑和环境的容量，而且取决于人与人的关系，取决于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作为其题中应有之意的社会利益格局的相对均衡、社会秩序的基本和谐。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促进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进步，单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终经济建设必然受制于社会建设，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境地。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有效地维持社会公平秩序，保持社会利益格局的相对均衡，最终激烈的社会利益冲突也将使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即社会局势的和谐稳定无法得到保证。从人际关系的可持续角度来审视，中国发展模式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是国民财富分配过多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分配率过低，居民收入无法实现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导致社会总体消费能力低下，直接遏制了居民消费驱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据统计，1990-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已从55.4%降至43.3%，农村居民收入更是从30.9%降至11.4%。1995-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长了5.7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只增长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1.2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障碍即内需不振，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1990-2006年，我国消费率已从62%降到49.9%，居民消费率更是从49.8%降到了35%。不从根本上调整社会利益结构，仅仅着眼于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很难解决发展动力弱化的问题。

二是社会建设滞后，公共服务水平低，不仅进一步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直接损害了社会公平，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已经步入国际中等偏下水平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等偏下水平国家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分别达到总财政支出的1/6，或GDP5%，而我国相关指标没有一项能够达到占GDP4%。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曾经提出要实现教育经费支出世纪末达到GDP4%的目标，但直到2007年实际也只达到占GDP的3.32%。

三是权力、资本对社会公平秩序的侵蚀，特别是对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大影响，加剧了利益分化的两极化倾向，社会利益的冲突已直接威胁到了社会秩序的维系。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极大地强化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是诱发各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社会背景。据统计，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攀升，年平均增长17%，已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同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平均每年增长12%，总人数已由1994年的73万多人增加到2003年的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已由1400起增加到7000起，增长了4倍。^[8]另据《瞭望》新闻周刊披露，群体性事件2005年达到8.7万起，2006年超过了9万起，依然处在快速上升态势。^[9]

综上所述，过去30年中国的高速发展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发展起点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不高，在世界上只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人均国民收入更是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社会的共同愿望，但这一愿望只有在我们能够保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将来实现。现有的发展方式，即使不考虑它目前给社会生活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无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角色来看，都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正是这样的发展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概念，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全面体现和阐发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明确提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007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内涵。

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就明确地提出了促进增长方式转型的重大课题，并将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为此，近十多年来，我国已经从政策创新和战略调整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如提出并实施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等。虽然期间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社会建设；过度依赖粗放型增长，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不断加剧等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甚至趋于进一步恶化。实践证明，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能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政策调整，而是需要立足于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战略的重大创新，来推进体制创新和政策创新。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一整套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战略，标志着我国正在致力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推进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的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和历史性调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