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全球的走势特点及中国发展概况分析

入世后全球FDI的走势特点及中国FDI发展概况分析

张晓朋^[1]

内容摘要：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客观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做了许多尝试也面临诸多挑战，在国际层面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总结了全球经济危机后经贸和投资环境发生的变化及其呈现的特点，对历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情况、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做了概述。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Abstract：Undertak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is objectively required by China to join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t higher level and to fully utilize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resources.After accession to WTO，China's FDI has made great progress.China has been making a lot of attempts and also facing many challenges in“going global”.China's FDI draw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and then outlines the main situ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China's FDI over these years.

Key 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Development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竞争的重要途径。“走出去”和“引进来”相辅相成，成为对外开放政策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2001年，“走出去”战略写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与此同时，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对外经贸合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伴随着入世，中国逐渐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拓展了投资领域和规模，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因此，考察中国入世十年来对外投资发展的实际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就显得很有意义。

在客观看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一问题时，不但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纵向考察并总结中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还需要我们结合全球FDI发展的大背景，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新特点和新情况。因此，本文将在回顾对外投资相关研究情况的基础上，综观中国入世后的对外投资概况和国际投资发展的脉络，分析中国的对外投资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

一、对外投资相关研究的回顾

由于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起源于发达国家，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发端于发达国家，相关学者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为基础背景进行研究的，并提出了许多颇具影响的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3]、内部化理论^[4]、边际产业扩张论^[5]、国际生产折中理论^[6]等。

随着国际对外投资活动的发散性影响和自身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逐渐活跃，也引起了很多外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总结并提出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理论，例如小规模技术理论^[7]、技术地方化理论^[8]、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9]，投资发展周期理论^[10]等。

就中国来说，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逐渐发展，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并深入研究跨国投资的动因和基础，提出了各种的观点和模型。例如，二阶段理论^[11]，技术累计策略竞争模型^[12]、竞争策略和技术扩散模型^[13]、“综合优势理论”^[14]、“五阶段周期理论”^[15]、“跨国投资门槛论”^[16]等都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实质上看，中国学者对FDI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主要遵循的还是优势理论。

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有关“走出去”战略的内容看，主要是：“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发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该战略突出的仍然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应该转变思路，拓展对外投资的领域。例如，在低碳、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方面，核心技术和资源大都掌握在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手中，中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但仍然应该以跨国并购参股或控股的方式，参与技术研发和市场竞争。

二、全球直接投资的走势、流向、特点

（一）全球直接投资总体走势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2001年，全球FDI流入量为7 350亿美元，经过2002和2003年连续两年的下降，至2005年重拾升势，达到9 160亿美元，到了2006年同比增长38%，达到1.306万亿美元。2007年全球FDI流入量为1.971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FDI流入量急剧下降，2008年约为1.744万亿美元，同比下降约11.52%，2009年仅为1.185万亿美元，同比下降了约32%。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全球FDI流入量有所回升，2010年约为1.244万亿美元。UNCTAD预计，2011年全球FDI的规模将有可能达到1.4至1.6万亿美元，并在2013年逼近2007年的峰值。

（二）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FDI呈现的特点

近三年来，各主要发达国家FDI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金融危机后FDI恢复仍然较为缓慢。综合来看，全球FDI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发达国家FDI急剧下降，行业结构转换特征明显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无论是吸引外资还是对外投资都出现了急剧下降，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美国和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FDI目的地，其吸引外资的规模先后于2009年和2010年出现了急剧下降。美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于2008年创造历史新高，达到3 280亿美元。但金融危机后，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回落至1 400亿美元以下，2010年虽回升至1 940亿美元，但仍不到2008年的60%（见图1）。欧盟27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2009年还保持了12%的增长，达到2 220亿美元，但2010年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呈“锐减”趋势，下降了75%，仅为540亿美元。^[17]

图1　美国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一览

来源：美国经济统计局　www.bea.gov/international/di1fdibal.htm.

在对外投资方面，美国、欧盟、日本作为FDI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其对外投资规模也出现了大幅下降。以欧盟和日本为例，2010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从2009年的2 810亿欧元（约合3 979亿美元）下降到1 070亿欧元（约合1 515亿美元），降幅为62%；日本对外投资额由2008年的1 308亿美元，降至2009年的746.5亿美元，下跌了42.93%，2010年，则进一步回落至572.2亿美元，下跌了23.35%。^[18]

随着FDI的急剧下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行业结构出现了明显转换。以美国为例，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制造业。2010年，有780亿美元投资于制造业，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1%，而2004年时这一比重仅为15%。^[19]

2.发展中国家在全球FDI版图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无论是在吸引外资，还是在对外投资方面，都在全球FDI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随着经济力量、跨国合作及其参与新市场竞争意愿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对外投资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抑制并不明显，2007年和2008年对外投资金额分别达到了33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尽管2009年有所下降，但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FDI带动了全球FDI的复苏，2010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对外投资又恢复至370亿美元。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显著下降，发展中或转型经济体作为投资者在全球FDI中的比重正不断提高。2007年，发展中或转型经济体对外投资约占全球FDI的16%，到2010年，该比重已提高到28%（见图2）。

图2　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在全球FDI外流总额中的比例（2000—2010年）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

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流入发达国家的FDI的急剧下降。同时，保持稳定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大部分（70%）主要是投向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也占到了其对外投资总额的50%，导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吸引的FDI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比重迅速增加，2008年已达到43%，而到2010年，这一比重已经超过50%，创历史新高。

这一趋势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突出的地位，也体现了南南合作这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潜在实力。在此趋势下，东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收益最多，其外商直投流入量呈现强劲增势。但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非洲和南亚地区国家的外商直投流量都呈下降，最贫穷国家仍然经历着“外商直投衰退”。

3.股权投资持续低迷，FDI恢复依然脆弱

针对44个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FDI流出数据显示，2010年，在对外投资中，股权投资持续低迷，下降了11%。股权投资的持续低迷仍是FDI相对较低的关键因素。全球对外投资的增长主要依靠再投资收益（reinvested earnings）和其他资本流（主要是公司内部借款），二者在2010年增加了45%。尽管低于2007年的最高水平，但再投资收益在FDI总额中的占比超过50%。

在FDI组成部分中，相对于再投资收益和公司内借贷，股权投资（表现形式是跨国并购等）是与跨国公司的长期国际投资战略最直接相关的。股权投资与跨国并购和建立外资机构直接相关，跨境并购是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来源，根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境并购交易额在2010年同比增加了36%，但仍比2007年的历史峰值低三分之一，其持续低迷显示FDI的恢复仍然脆弱。

4.非股权生产模式^[20]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唯一驱动力，非股权生产模式将成为日后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据UNCTAD估计，跨境非股权生产活动在2009年已产生超过2万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并预计将对发展产生实质效益。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指出，跨国企业的国际生产力不断增强，这些企业越来越趋向于通过非股权生产模式（non-equity modes of production，NEMs）参与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经济活动。

非股权生产模式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往往是发展中国家与全球价值链衔接的关键点，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依赖非股权生产方式的风险在于，诸如委托加工这样的产业，其就业人口具有“周期性强”和“容易被取代”的特征。同时，发展中国家还有被“锁定在低附加值产业”的风险。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

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投资逐步快速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外投资也是逆势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排名也由2002年的第25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5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见图3）。

图3　2010年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地区）流量对比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0》，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外投资已经从过去的贸易领域为主，逐步拓宽到更广泛的产业领域，范围涉及资源、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农业等符合国家对外投资产业政策的行业。对外投资从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等多种形式扩展。

2011年9月6日，国家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1]。该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9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为49.9%。其中，非金融类601.8亿美元，同比增长25.9%；金融类86.3亿美元。涉及的主要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见图4）。2010年，中国企业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97亿美元，同比增长54.7%，占流量总额的43.2%。并购领域涉及采矿、制造、电力生产和供应、专业技术服务和金融等行业。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当期利润再投资为24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8.9%，所占流量比重由上年的28.5%上升到34.9%；从投资对象看，2010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为59.63亿美元，同比增长101%；对东盟44.05亿美元，同比增长63.2%；对美国13.08亿美元，同比增长44%；对俄罗斯5.68亿美元，同比增长63%；对日本3.38亿美元，同比增长302%。

图4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行业分布^[22]

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发达国家、地区的投资（全行业）存量占9.4%。其中欧盟125亿美元（主要流向为制造业24.6%，金融业占11.6%，批发和零售占5.5%，采矿业占2.9%），占对发达国家（地区）投资的42.1%；澳大利亚78.7亿美元（主要流向采矿业81.6%，制造业占3.6%，商业服务业占3.4%，房地产占3.3%），占26.5%；美国48.7亿美元（主要流向制造业27%，批发零售业占23.1%，商业服务业占11.8%、金融业10.8%），占16.4%。

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存量中，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占存量份额的66.2%和23.6%。在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存量中，中央企业和单位占77%，地方企业占23%。2010年底，中国的1.3万多家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分布的主要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23]。

综合来看，我国对外投资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整体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在全球存量中占比较小。

2002年—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整体快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2004年以后，增长态势尤其明显。

图5　2002—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走势一览^[24]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没有受到明显负面影响，相对于全球直接投资的走势出现了逆势增长。据商务部统计及其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统计公报，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仅27亿美元，到2010年增至601.8亿美元，年均增速约为50%。尽管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较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包含金融业）规模超过3 172.1亿美元，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占全球存量的1.3%，2010年上升为1.6%。

第二，央企在投资主体中占比较大。

从投资的主体构成上看，中央企业和单位占了大多数的比例，地方企业的比例有所增加，在三成左右。另外，有限责任公司一直在投资主体中占比最大，私营企业占比最小，数年来一直在11%以下。以2009年为例，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央企业和单位占80.2%，地方企业占19.8%，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占到存量份额的90%左右。^[25]

第三，投资高度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从投资的目标国家和地区看，亚洲和拉丁美洲是投资存量高度集中的地区。截至2010年底，两地区集中了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85.7%。其中，在亚洲的投资存量2 281.4亿美元，占71.9%，在亚洲主要流向中国香港、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拉丁美洲438.8亿美元，占13.8%，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秘鲁、委内推拉等。中国对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投资存量仅占9.4%。^[26]

第四，投资产业仍以中低端为主。

与发达国家海外投资多在产业高端的情况不同，中国企业大多仍处于中低端行业。从对外投资的产业构成上看，商务服务业、采矿业（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批发和零售业（主要为进出口贸易类）、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是历年来一直排前五位的产业。

四、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了良好的势头，但面临许多挑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里面既有企业自身的经营决策因素，也有国内外制度方面的原因。

（一）投资产业过于集中在能源原材料等领域，国家安全审查问题突出

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在内的发达国家都设有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允许国家以重大国家安全威胁为由限制外国投资。近年来各国普遍对该制度进行修改，加强了对自然资源性、国家战略性产业等领域的审查。例如，美国于2007年颁布了《2007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并于2008年11月颁布了该法的实施细则《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对原先规范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进行了修订，加强了安全审查的力度，扩大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增加了该委员会在评估交易时对“关键基础设施”、“外国政府控制程度”等因素的考量，以加强对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中国海外投资很大程度是集中在能源、原材料等领域，并且以大型国企居多，很容易被投资目标国政府以外国政府控制过高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而进行限制，而且发达国家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操作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往往不对中国企业公布进行限制的原因，使得遭遇问题的中国企业无所适从。中铝、华为、中海油等中国企业许多重要的对外投资和收购均因国家安全审查问题而受到影响和搁置。

（二）投资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政治风险大

从投资现状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流向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极不发达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性、经济环境持续性、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等存在不同程度的潜在风险，中国所投资的公司和建设项目受当地局势影响很大，政治动荡和国有化是始终面临的风险。近期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和承包项目因利比亚内战而遭受沉重打击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因此，亟需建立有效的对外投资安全保障体系，对投资目的国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建立指标评估体系进行评价，并且在投资目的国发生突发政治或社会动荡事件时，有应急机制及时处理企业应收账款并保全维护生产设备等问题。

（三）国内对外投资管理体系便利化程度不高

过去为了防止外汇留在国外和国有资产在未受监管情况下流出海外，我国对国内投资者的海外投资行为进行严格的审批。虽然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审批制度已经宽松，但便利化程度仍然不够。目前，一家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通常需要经过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三个部门的审批，审批时间多为三四个月，如果是国有资产投资，还需要国资委、财政部、商务部反垄断局等部门的审批，审批程序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2011年3月14日，国家发改委放宽了核准的权限标准，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3 000万美元提升到3亿美元，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1 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央企限额以下均适用备案制，不需要经过审批。但尽管如此，我国对外投资整体管理体制与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在一站式处理等便利化方面还有欠缺。而且，中国的核准要求企业在对外投资前向政府部门提交项目及投资可行性报告，目的是为防止企业投资失误的内容，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的现状很不吻合，没有从本质上明确核准的功能目的。

由于存在上述审批程序等对外投资管理规定，使得我国为数不少的中资企业绕道“走出去”，这也是中资企业在外投资实际与政府统计出入较大的原因。这既不利于我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进行适度的监管，同时也不利于我国政府在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遇到风险时提供及时的保障。

（四）缺乏必要的制度配套和保障

从我国投资政策和制度的配套建设上看，我国为招商引资制订了一系列配套法规，但在企业“走出去”方面却相对较为薄弱，缺乏一部国家层面的法律，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进行规范和鼓励。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先后出台过一系列规定，如商务部颁布实施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规定》等，在为企业营造良好对外投资环境和便利化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由于这些规定的效力层级不高，且现有部门规章在监管上较重，因此保护和促进方面不够。在众多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完善尤为突出。

我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签订于20世纪80、90年代，且多为10年有效期，大部分到了需要重新修订的时候，因此在新缔结和重新修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时可结合近年跨国投资领域的新发展对协定的具体内容做出调整。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现代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已经从单纯的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职能转变为攻防兼备，即保护本国海外投资，使其免受因发生战争、没收、汇款限制等非常风险而带来的损失，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投资例外条款或清单的确定来达到市场准入的目的。我国出于保护国内产业的考虑，之前拒绝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涉及投资例外条款问题。但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趋势不变，因此与其被动接受，不如我们从资本输入国和日渐重要的资本输出国的双重身份来主动考虑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如何有效引入例外条款，在实现保护海外投资的同时，又能为我国资本开拓海外市场创造空间。

此外，我国现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也有待完善，现行海外投资保险由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经营机构，现有制度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在有关代位求偿权的实现、索赔以及争端的解决方面都缺乏明确规定，战乱险的范围未涵盖“骚乱”和“敌对行为”，不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等。因此，需要设立专门的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出口信用保险，用于重点保障发生战争、内乱导致不能执行合同的政策性风险，企业经营者的海外投资被没收、征用造成的风险，东道国因外汇不足而限制外汇兑换、拖延付款以及限制进口造成的风险等。

（五）缺乏权威性对外投资信息服务

企业海外投资需要大量的前期可行性调研以及决策咨询，从企业本身来看，缺乏对外投资并购的国际化经验，缺乏国际经营管理的人才和经验，而国内中介机构所提供的对外投资海外市场的信息零星散乱、缺乏完整性和权威性。如果每个企业在实施对外投资时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调研和评估，那么重复的支付成本太多。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对外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提供有关目标国包括社会文化、经济、法律等在内的全面和深入的环境分析。

【注释】

[1]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法律政策分析部。

[2]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提出。

[3]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Raymond Vemon，1966）提出。

[4]英国巴克莱（Peter J.Buckley）、卡森（Mark C.Cason）和加拿大拉格曼（Allan M.Rugman，1976）提出。

[5]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Kiyoshi Kojima，1977），在其论著《对外直接投资论》中系统提出的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

[6]英国学者邓宁（John H.Dunning，1977）提出该理论试图全面探讨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是较为完善的对外投资理论。

[7]哈佛大学刘易斯·威尔斯（Louis R.Wells，1983）提出。

[8]美国经济学家拉奥（Sanjaya Lall，1983）提出。

[9]英国坎特维尔（John A，Cantwell）与托兰提诺（Paz Estrelia Tolentino）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

[10]英国学者约翰·邓宁（John H.Dunning，1981）提出。

[11]吴彬、黄韬（1997）提出。

[12]冼国明、杨锐（1998）提出。

[13]马亚明、张贵岩（2000）提出。

[14]孙建中（2000）提出。

[15]冯雁秋（2000）、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我国境外投资理论的比较、综合与发展——五阶段周期理论》。

[16]楚建波、胡罡（2003）提出。

[17]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Eurostat，news release，94/2011，2011年6月27日访问。

[18]数据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http://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19]数据来源：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商务部经济统计局。

[20]非股权生产模式包括委托加工（contract manufacturing）、服务外包、契约农作（contract farming）、特许和许可证等。

[21]该统计公报是截至2011年10月最新的公报。

[22]数据来源：《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3]数据来源：《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4]该数据以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为基础，因2002—2005年公布的统计公报只有非金融类数据，为使数据连贯一致，2006—2010年的数据也采用非金融部分数据。

[25]数据来源：《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6]数据来源：《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