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为何对劳工标准念念不忘？

劳工标准——贸易强国正在挥舞着的“大棒”

劳工标准是一个WTO根本就不打算研究的问题，却屡屡被发达国家“老调重弹”，它只不过是打着“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幌子的贸易保护主义，其真实意图是为了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它已日益沦为贸易霸权主义的工具，进而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倾销”的重要渠道。

贸易和劳工标准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其关键词是“核心劳工标准”（Core Labor Standard），即适用于工人待遇的主要标准。它包含了从使用童工和强制劳动，到组织工会和罢工权利的广泛内容。

严格地讲，“劳工标准”并不是 WTO讨论的议题。早在1996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WTO就指出，国际劳工组织（ILO）是处理劳工标准的主管机构。会议宣言指出，低薪国家的经济优势不应受到质疑。会议在闭幕词中指出，宣言并未将劳工标准放入WTO的议程之中。

那么，是否应将劳工标准成为贸易限制措施、抑或将它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借口?

一些发达国家认为，WTO应将“核心劳工标准”纳入其管辖范围。他们争辩道，WTO规则将为成员国改善其劳动者工作条件提供强有力的约束。

许多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谈判领域的努力，只不过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眼法”而已，发达国家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

追溯历史，将劳工工资待遇标准与贸易竞争相联系的国家首推美国。早在1890年，美国便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1930年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1953年，美国向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建议采用更一般的手段来处理包括囚犯劳动在内的“不公平工作条件”，即“低于生产力水平允许的水准”。在1973—1979年的东京回合中，美国又倡议建立相关的多边协定，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1988年，美国的《贸易竞争法》首次将“持续否定工人权利的行为模式”列入“不合理外国贸易做法”清单，对所谓不尊重“世界公认的雇员权利”的国家挥舞“大棒”的政策从此被披上合法的外衣。1992年底，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该协定要求成员国改善区内的劳工标准，从而将劳工标准列入区域性法律框架。1995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公然宣称，本届政府要在国际性的劳工标准有所建树，企图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劳工标准推广到WTO的多边体制之中。

欧洲人同样不甘寂寞。早在《罗马条约》缔结之时，法国因担心欧共体其他成员国雇佣低薪女工而对本国服装业造成冲击，强烈要求制定男女同工同酬的规定。1986年，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加入欧共体后，南北欧发展严重失衡，对“社会条款”的呼声随之高涨。1993年6月，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建议在欧盟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引入“社会进步条款”，只有德国、英国、荷兰等少数国家主张谨慎从事。

那么，发达国家究竟为何对劳工标准问题念念不忘呢？

在发达国家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受“剥削”比较严重，工资低、福利差，工作环境恶劣，安全保障程度低，因此其出口产品价格便宜，是由于低得令人难以接受的劳工标准，而不是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以“血汗工厂”式的恶劣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大量廉价商品涌向发达国家的市场，使发达国家国内相关产业受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低劳工标准的不公平竞争，并进一步使发达国家一些非熟练工人面临失业的危险。为了应付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会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出现“低标准驱逐高标准”的局面，这将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

另外，发达国家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中大量使用童工和囚犯，劳动者在结社自由、组织工会和集体进行劳资谈判、抵制强迫劳动者等方面的权利受到重重限制。”

在西方许多人士和机构的推动下，上述论调开始影响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他们以此为借口，要求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讨论“劳工标准”问题，指出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公平性”、在工资、劳保、工时、福利等方面制定各成员都须遵守的统一标准。

许多西方人士把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斥之为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具有“倾销性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并把自身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甚至于1993年在法国《费加罗报》撰文指出，由于进口激增或公司大规模搬迁到低工资国家而使就业机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自由贸易将导致发达国家国内的大量失业，这将引起欧洲社会的大爆炸。

在国内压力尤其是本国劳工组织批评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劳工标准”作为一种短视的救济策略，被发达国家重新拾起，与国际贸易紧紧地连在一起。可见，发达国家关心劳工标准问题的目的在于以劳工标准为借口来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

劳工标准问题同样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样当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连时，便不可避免地使贸易与政治纠缠在一起。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劳工标准问题上正从低工资、低生活水准等经济主题向结社、集会、罢工等政治主题升级。这种劳工标准政治化的倾向，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人权理念和价值标准提供了借口。发达国家以贸易相威胁，过早地把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劳工标准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客观上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后劲。在这种情况下，劳工标准日益沦为贸易霸权主义的工具，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倾销”的重要渠道。

可见，发达国家在双边及多边贸易领域中抛出劳工标准问题，其真正用意是保护其受到发展中国家竞争最为严重、技术含量低的“夕阳产业”，实质上是一种保护“落后”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决非像其所宣称的保护劳动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