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的几大理论学说

2.2.1　产业集群的几大理论学说

在各国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相应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视觉解释了产业集群的现象、本质及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对产业集群有着日益全面的认识。但是，理论本身是实践的产物，受时代发展及学者认识的影响，因而可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2.2.1.1　外部经济论

外部经济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1920）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首先提出来的，认为经济发展部分来源于产业集群产生的外部经济。马歇尔最早提出“外部经济”概念。其在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对于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规模扩大，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即生产的扩大依赖于产业的普遍发展；第二类，即生产的扩大来源于单个企业自身资源组织和管理的效率。我们把前一类称作“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将后一类称作“内部经济”（internal economies）。马歇尔进而把外部经济分为三大类型：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他把前两者称作金钱性外部经济，把后者称作技术性外部经济。马歇尔认为，规模的外部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处于或接近最低状态，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同时促进了技能、信息、技术和新思想在集群内企业间的传播与应用。

由此可见，外部经济是由全社会的分工作为一个整体产生的，而不是由一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产生的。众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及配套商家因为外部经济而聚集，形成产业集群，而产业集群带来的成本最低、共享市场及技术、信息和思想的传播，从而为身处其中的集群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2.2.1.2　聚集经济论

继马歇尔从外部经济角度对产业聚集现象做出解释后，阿尔弗雷德·韦伯（Weber，1997，中文版）在《工业区位论》中对产业聚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首次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韦伯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的角度出发，将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聚集因素（Agglomeration），从聚集因素造成的“一般经济开支成本”降低来说明产业集群产生的动因，并把共享辅助性服务和公共设施带来的成本节约作为企业在地区集中的原因。在韦伯的聚集经济理论中，尤其强调了工业企业在空间上的规模化，将聚集经济视为一种规模经济效益，或者说聚集能够享受专业化分工的好处。通常，学术上把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称之为“外部规模经济”，而这种因为企业聚集而带来的正外部性称之为“外部范围经济”。范围经济的实质是生产或交易上关联企业之间的一种协同效应。对外部范围经济的追求，也是企业地理空间聚集的重要诱因。

在相关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蔡宁等（2002，2003）总结了聚集经济影响的相关因素，并认为企业集群的发展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随着聚集的发展，企业集群的平均成本呈现U型特征，即先随着规模增加而下降，在达到一个最佳聚集点后，平均成本开始攀升，产生聚集不经济的结果。蔡宁等用“拥挤成本（congestion costs）”来解释聚集不经济的现象，从而使聚集经济给集群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削弱。由此可见，聚集经济建立在有形的、低要素资源基础上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将随着成本的上升而很快消失。要保持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必须完成从聚集网络向创新网络的改变，即利用创新性网络中的知识溢出、集体学习、能力互补，给产业集群带来创新的累积效应、更低的创新风险和成本。

2.2.1.3　新产业区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产业集群研究的成熟，国外出现了以柔性专业化理论（Theory of Flexible Specialization）的新产业区理论（the New Industurial Districts Theory），主要包括意大利的“新产业区”学派、加利福尼亚的“新产业空间”学派、欧洲的“创新环境”学派、波特的“竞争优势”学派。其中以创新环境理论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最为有名。

1）创新环境理论

GREMI（Groupe de Recherche Europe sur les Milieu lnnovateurs），即区域创新环境小组，是一个由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区域科学家组成的重要的欧洲学派。该学派的主要概念是社会文化环境（Milieu）。他们认为环境是一种发展的基础或背景，它使得创新性的机构能够创新并能够有效地协调创新机构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创新环境由特定区域中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法规、实践等组成，是产、学、研、官等行为主体在区域中的网络，又镶嵌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网络的双重功效使得其能够有效协调网络中成员之间的关系，促进网络的进一步创新。创新环境理论以马歇尔有关论述为主要理论渊源，但相对于马歇尔强调企业家个人主义的自由发展，反对政府干预的倾向，创新环境研究则更强调产业区内创新主体的集体效率（collective efficiency），强调创新行为的协同作用。

创新环境理论理认为，创新过程需要大量的隐性知识的输入。隐性知识的获得及传播是有一定的地域范围要求的，隐性知识获得和传播的有效性与距离成反比。这就客观上要求创新主体在地理上的集中，而大量创新主体的集中又加强了隐性知识的交流和技术的创新、扩散。而且各个行为主体（企业、研究机构大学、政府等）的环境和网络关系能够加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费用，因而又进一步加强了集中的凝聚力。因而产业集群竞争优势除了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还有区域创新环境以增强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

2）波特的集群理论

Porter（1985）在提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五力量模型”之后，基于产业竞争优势与国家竞争优势，运用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SCP）的框架，又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见图2.4），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首次提出了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的概念。根据该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取决于四项基本要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与结构和竞争对手。而四项基本要素又在两项辅助要素：机会和政府的协助下，发挥出重要的效用。由此可见，国家或地区竞争优势的发挥是高度的本地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

图2.4　国家竞争力分析的钻石模型

资料来源：Porter，1990。

1998年，波特又发表了《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提出了以产业集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竞争经济理论。波特的新竞争经济理论基于这样的逻辑：国家的竞争力从根本上来说是生产力的高低，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取决于特定产业集群的创新和升级能力。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的关键是产业的竞争优势，而产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彼此相关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以三种形式影响区域和企业的竞争优势：①增强内部企业或产业的生产力；②增加创新的能力；③刺激新企业的成型，进而反援创新并扩大整个集群。

波特还指出，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并非一成不变，当产业集群的地理位置性很显著时，它本身也隐含着自我崩溃的因素。没有国际化战略和国际分工行动是脆弱的，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要持久，其内部的企业必须走向国际化。因此，集群竞争力的延续与国际化程度有直接的关系，换而言之，提高产业国际化程度是延缓和避免产业集群衰落从而保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2.2.1.4　网络组织论

在企业理论中，新制度学派认为市场对企业的替代是因为企业作为科层制组织，能够用权威关系取代市场交易从而节约交易费用（Coase，1937）。尽管新制度学派拓宽了对企业组织的认识，将市场和企业认为是在一定条件下互为转化的形态，但依旧将企业和市场看作是两种互不兼容的组织，而且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

以Williamson、Granovettor、Richardson、Hakansson、Larson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市场和企业都存在交易，而且，无论是市场还是企业，市场原则和组织原则都是存在的，这意味着市场和企业并非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这种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体组织就是网络组织，“看得见的手（企业）”和“看不见的手（市场）”通过网络组织联系起来。网络组织理论将社会经济活动放到了更加现实和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注意到企业内部或外部实际存在的各种交互作用的网络关系，认为网络关系不仅包括交易主体之间的贸易行为，同时也应注重非贸易的相互依赖性——根植性（embeddedness）（王缉慈，2001，P127—129）。

网络组织包括多种形式，如战略联盟、供应链、连锁经营、外包制、企业集团等。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聚集在某区域内，相互之间进行生产、技术等各项合作，生产分工更清晰，提高了专业化程度，从而在集群内部整体组织结构上呈现出网络特征，显示出其独特的竞争优势。集群网络分为生产网络、知识网络、社会网络三种类型（荣健，刘西林，2006）。通过生产网络，提高专业化水平、克服机会主义行为、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知识网络，产生知识溢出效应，提升集群企业的创新能力；经济网络嵌入于社会网络中，集群企业地域上的靠近性强化产业集群中成员的彼此约束，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出现的概率，降低交易成本，约束成员的行为，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区域内的诚信文化。

对于产业集群需要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社会网络是由多种行动主体，通过某种关系相互联系所形成的一个整体结构。这种关系包括亲缘、地缘，也可以是商业交换、贸易往来所形成的市场关系。集群企业以及与其相关的各行动主体看作是节点（nodes），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看作某种关系，就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具有弹性化和波动性的社会网络。

Granovetter（1985）从“嵌入性”的角度研究社会网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每个交易都是一个社会事件，通过行动者涉及的社会网络和制度，嵌入在一系列社会化的态度、偏好和准则之中。产业集群的嵌入性一经形成，就具有固定性、难于复制的特点。据于此，可将集群根植性分为认知根植性（cognitiveem embeddedness）、组织根植性（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社会根植性（social embeddedness）、制度根植性（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和地理根植性（geographical embeddedness）（Granovetter，1985；Dayasindhu，2002；Kloosterman et al，1999）。产业集群中的各个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形成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因为社会性、赞同、地位和权力是人类的中心动机。这些非经济动机使得产业集群的经济行为嵌入到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同时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的信任、互惠、相互锁定等又会嵌入到经济行为中，这种相互嵌入性就形成一个重复博弈，合作就是无限次经济博弈结果。因为地域的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能够克服传统的市场价格机制存在的弊端，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集聚起来，以获得共同的增长和创新。在现实中，社会结构往往表现为该区域特定的信任水平、习俗与价值观等结构性特征（林竞君，2004）。例如，从“浙江现象”看，民营经济中固有的创新、冒险、信任以及乐于合作，已经逐渐形成了带有地方特色的“浙商文化”，这是区域集群具有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

2.2.1.5　新经济地理学论

长期以来，经济学很少关注经济地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地理理论有了紧密的联系。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地理的重要性，其中主要的代表是克鲁格曼（Krugman），他揭示了贸易是如何受国家内地理的专业化过程的影响并反过来影响这一过程的。克鲁格曼的地理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他的新贸易理论基础上。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的和谐、收益递增及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等。

马歇尔认为经济在地理上的集中是源于收益递增，收益递增导致规模经济，而这种规模经济是外部性的。在《贸易和地理》中，克鲁格曼在地区的层面上对产业地方化和聚集进行了解释，这种解释是建立在马歇尔的三种外部经济基础之上的，即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以及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不过克鲁格曼将重点放在了前两个之上，而仅仅简单地处理了地区的技术外部性，因为在克鲁格曼看来技术外部性很难建模，也难于测量和处理。同时新经济地理学也认为，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形成和演变一定程度是取决于由促进企业集中化生产的集聚力，以及与运输相关的促进企业分散化生产的分散力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即如果分散力减去运输成本小于聚集力，则区域内的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得以维持；反之，意味着产业集群将走向衰退（保罗·克鲁格曼，2000，中文版）。

2.2.1.6　创新网络论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生的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因此，需要有不同的制度和组织形式来与其相适应，创新网络正是适应新知识生产模式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Steven，2007）。与一般的个人发明和企业创新不同，在产业集群中，创新的主要特点体现为通过组织间的互动实现知识的产生、传递和积累的过程，这种新的特点被称之为网络式创新（Steinle ＆Schiel，2002）。研究表明，实际创新网络不仅存在众多凝聚子群，这些子群间还存在着稀疏的联结关系（Schilling，Phelps，2007；Uzzi，Spiro，2005）。企业集群作为一种地方根植性网络，一个关键性特征就是内部企业、供应商、顾客以及其他机构间的互动、互补。通过给予企业集群内企业广泛尝试机会、降低创新成本与风险、增强集体学习机制、扶持企业衍生，赋予企业集群创新活力，最终形成地方化知识和能力体系，成为企业集群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集群的知识基础与集体学习机制成为理解集群网络式创新能力的关键。

Camagini（1991）等研究表明，在产业区发展过程中，企业之间及其与外部的网络联接对于企业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强调指出企业在本地结成创新网络的根植性对产业区发展尤为重要，只有根植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创新网络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Harrison，1992）。当然，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其所需要的网络会有一定差异性（Jiang Qinghu，2006）。Baptista，Swann（1998）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从下面四个方面：聚集过程的内在动力、技术运动的机制、现代创新活动的特征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集群与创新之间的正反馈关系，并通过实证研究支持了“集群中企业创新更多”的结论。波特（1998）将产业区视为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他特别强调区内集群企业在获取雇员和供应商、专业化信息、互补性、获取公共品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探讨了区位选择、就地参与、集群升级和集体协作对提高集群竞争力的作用。Grabher（1999）则认为，新产业区发展正是企业根植于特殊区域社会人文环境的基础上，凭借与区域内的相关产业企业、供应商和客商、地方政府、中介机构和研究机构等行为主体结成的网络，才得以持续发展。Capello（1999）在研究产业区内创新网络时发现，区域内的行为主体在网络联接过程中不断进行集体学习，促进创新网络与创新环境的互动，进而实现企业的空间集聚和产业区的持续发展。

随着国内产业集群的升温，我国诸多学者也对集群的技术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进行研究。王缉慈（2001，P180）把企业集群看成是适合创新的空间，并将其中缘由归结为地理邻近和社会根植两种效应。魏江（2003，P101）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集群中的文化根植效应于企业间技术学习的支持作用，包括鼓励合作互信、增强学习主体的吸收能力、促进人员流动等。蔡宁等（2005）将学习行为分为自觉性与结构性的划分，通过构建了知识、学习与网络式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型，分析了集体学习的主要过程及其基础，指出了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