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隆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节　庇隆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

庇降执政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主张，逐渐形成了一套称之为庇隆主义（后正式称为正义主义）的理论。“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是这一理论的三大口号。在国际上与美、苏保持等距离的“第三立场”是它对外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根据这一理论，在经济方面，庇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纲领。当时，庇隆并没有把它称做“经济发展战略”，但就其内容来说是具有这一性质的，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经济独立”作为庇隆主义的三大口号之一，表明了庇隆及其政府在经济方面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同时，庇隆还把“经济独立”视为实现“政治主权”和“社会正义”的基石和先决条件，因此对它十分重视。利用纪念阿根廷独立131周年的时机，庇隆政府专门发表了一篇《阿根廷经济独立宣言》。庄严声明：“阿根廷人民的坚定目标是取得经济独立”，并进一步阐明“经济独立就是意味着打碎资本帝国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枷锁”，实现经济的“阿根廷化”。可见，经济独立就是庇隆在经济上追求的战略目标。

确定了实现上述目标的战略途径。庇隆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实行外资企业国有化和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对此，庇隆政府是十分重视的。为了保证国有化，庇隆在他主持制定的1949年宪法中明确规定：“矿藏、瀑布、石油、煤炭、天然气和其他动力资源均为国家所有。公用事业属于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租让给外国。”在国家的根本法中作出这样的规定，在阿根廷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庇隆政府先后制定了以促进基础工业的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两个五年计划（1947～1951年和1953～1957年）。无论在阿根廷国内，还是在拉丁美洲各国中，庇隆政府都是最先制定出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国家政权机关。同时，这两个方面都是紧紧扣住“经济独立”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服务的，无疑应该视做为实现战略目标而确定的战略途径。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和战略途径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在庇隆九年的执政期内，这些政策措施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但其基本精神是贯彻始终的。这些政策措施的主要内容有：

1.削弱和限制外国资本在阿根廷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庇隆就任总统后不久，就采取了赎买一些外资企业的重大行动。1946年，庇隆决定以1.5亿英镑赎买英国资本的24000公里铁路及其附属设施，以1100万英镑赎买法国资本的铁路，以相当于3.19亿比索的外汇赎买美国资本的电话公司。由于1952年的农业歉收等原因，进入50年代以后，阿根廷的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经济发展的资金匮乏。为此，庇隆政府在1953年制定了一个旨在吸引外国投资的法律。这个外资法规定：外国不得在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投资，外资企业每年汇出的利润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的8%，等等。这些规定说明，即使在经济形势恶化，急需外资补充本国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庇隆也没有放弃限制外国资本、防止外国资本控制阿根廷经济的基本立场。

2.加强国家资本。庇隆政府采取的另一项重大措施是，大批兴办国营企业，以便由国家直接掌握国民经济的要害部门和重要资源。为此，政府成立了全国国营工业局，先后兴办了国家煤气公司（1946年）、水利电力公司（1947年）、阿根廷铁路局（1947年）、阿根廷钢铁合营公司（即索米萨公司，1947年）、国家电信公司（1948年）、阿根廷航空公司（1949年）等一批重要企业。阿根廷现有的国营企业中，绝大部分是在庇隆政府时期创办的。这些国营企业，加上1922年创办的国营石油矿藏管理局，使国家直接掌握了钢铁、石油、铁路、电信、航空运输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不仅直接开辟了工业化的新局面，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的服务。

3.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除了由国家直接兴办国营企业外，庇隆政府还通过政府机构，用政策、法律、财政等手段，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作用和影响力。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有：①成立阿根廷贸易促进会（1946年），其主要职责是：规定谷物收购的最低价格，负责谷物的收购、销售和出口业务。②冻结农村地租，征收耕地闲置税，限制大土地所有者。③将原由国家资本、本国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合营的中央银行改组为完全由国家资本经营、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国家银行，并垄断国内储蓄存款的支配权和保险业务，使国家增强了控制货币、金融的能力，并在筹措、调配和指导资本流向等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④建立工业信贷银行，以优惠贷款支持中、小企业，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⑤提高进口税税率，保护本国工业。⑥控制物价，实施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补贴。⑦扩大就业，提高实际工资，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的待遇，扩大消费，繁荣市场，促进经济的发展。

4.加速工业化进程。上述各项措施都有促进本国工业化的用意。此外，庇隆政府于1946年10月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加强使用本国原料并以满足国内消费为主的工业部门；建设发展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所必需的公共工程、交通运输、动力等基础设施；发展钢铁、农业机械、飞机制造、汽车等工业部门。为了实现这些计划，规定在五年内投资66.63亿比索，进口两万套工业设备。

庇隆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成败得失：

庇隆政府有长达九年的时间贯彻其经济思想，执行其经济发展战略，时间是充裕的，各种客观条件也十分有利。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它在经济方面虽然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成果，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或收效甚微，或招致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归纳起来，它的主要成果有：

1.外资势力大大削弱，阿根廷受外资剥削的程度减轻。庇隆执政期间，在阿根廷的外国资本，无论是绝对额还是它在国内固定资本中的比重都急剧下降。1945年，在阿根廷的外国资本总额为42.6亿美元（按1950年币值计算，下同），1955年下降为18.6亿美元；同期，外资在国内固定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5.4%下降为5.1%。^[12]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庇隆政府采取限制外资利润汇出的政策，同期外资企业汇出的利润从2.53亿美元降为1700万美元，汇出利润占外资总额的比重从5.9%降为0.9%。^[13]在1947～1953年期间，阿根廷人均汇出外资利润为1.16美元，大大低于加拿大（20.8美元）、委内瑞拉（74.85美元）、澳大利亚（18.20美元）等国。^[14]

2.国家经济和民族资本的实力大大增强。其重要标志是，国内固定资本总额从1945年的276.54亿美元（按1950年币值计算，下同），增加到1955年的367.84亿美元，增幅为26.3%；其中，本国资本额从233.94亿美元增加到349.24亿美元，增幅为49.3%。^[15]国家经济和民族资本实力的增强也反映在下面述及的几个方面。

3.扩大了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创办了一批新的工业企业和工业部门。庇隆政府创办的一批国营企业扩大了交通运输、动力、通信等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创建或开始建设的钢铁、农业机械、汽车制造等工业部门是阿根廷历史上前所未有或十分薄弱的环节，它们的创建使阿根廷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使阿根廷成为开始生产基本金属、机器和设备等资本货物的国家。

4.国内生产总值和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有显著增长。据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的统计资料，1955年，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95亿比索（按1960年币值计，下同），比1945年的55.38亿比索增长了44.4%，同期，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57比索增加到422比索，增幅为18.2%。

5.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更趋健全。据同一资料来源，1945～1955年期间，制造业产值从12.63亿比索增加到23.33亿比索，增幅为84.7%，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44.4%）。这种不同的增长幅度，使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945年的22.8%进一步提高到1955年的29.2%，国民经济的部门构成更加健全。

庇隆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上述各项成就，但是，无论从当时阿根廷拥有的国内国际各种有利条件看，还是与这个时期前后的情况相比，庇隆政府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果都不理想。

第一，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1946年以前和1955年以后。1946年以前的1935～1939年和1940～1944年期间，阿根廷国内生严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9%和3.4%；1955～1959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2.9%；而主要由庇隆执政的1945～1949年和1950～1954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只达到2.5和2.6%。第二，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于1948年分别达到3824比索和3971比索（均按1950年币值计，下同），比1946年分别增长了8.2%和13.8%；但自1949年起逐年下降，1952年分别下降到3325比索和3282比索，低于1946年水平；1953年起开始回升，到1955年还只分别达到3598比索和3589比索，仍低于1948年。第三，工业化政策使制造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但制造业内部的构成仍然极不合理。其中，中间产品所占比重明显增加，但是资本货物所占比重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供应国内市场的消费品比重增加，用于出口的工业品比重大大下降（见表2-1）。它说明，制造业仍然不能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第四，由于上述原因，对外贸易的商品构成变化不大。1950～1954年，阿根廷的出口商品中，农牧产品占91.7%，高于1940～1944年82.4%的比重；^[16]进口商品中，1950～1954年消费品占12.7%，机器和设备占21.0%，原料和半成品占66.4%。^[17]可见，庇隆政府并没有改变阿根廷“农牧产品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的地位。第五，进入50年代以后，阿根廷的经济形势恶化，其主要表现是：①国内固定资本投资额下降。1950～1954年的年平均只达到12.36亿比索（按1960年币值计算，下同），比1945～1949年的年平均17.67亿比索下降了30%；国内固定资本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7.8%下降到了17.4%。^[18]②通货膨胀加剧。1950～1954年期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193.9%，大大高于1945～1949年的73.0%。^[19]在这之前的阿根廷历史上五年期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的最高纪录是12.2%（1920～1924年和1940～1944年），并且，许多时期的商品价格是下降的。③对外贸易从过去的基本上年年顺差逆转为逆差年度占一半左右，1955年的逆差额达2.44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946年的17.334亿美元，减少到1955年的5.092亿美元。^[20]④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下降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使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社会购买力萎缩，庇降政府的政治基础动摇。进入50年代后经济形势的恶化，固然有国际贸易条件恶化，阿根廷出口商品贸易比价下跌的影响，但庇隆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表2-1　制造业产值（按用户价格计算）构成（%）

资料来源：据联合国：《阿根廷经济的发展》，第2部分，第165页表9统计数字折算。

庇隆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

一、关于战略目标和战略途径的选择和实现

从前述1946年阿根廷的经济发展程度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来看，庇降政府确定“经济独立”为其战略目标，“国有化”和“工业化”为其战略途径，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因此，应该认为，就总的方向来说，庇隆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正确的。如前所述，庇隆政府拥有实现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各种优越条件。但是，庇隆执政九年，不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相反出现了经济恶化的严重后果。这种结局告诉我们，正确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途径，并不能保证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取得成功。为此，还需要一整套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发展要素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二、关于工业化的道路，即工业发展战略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进程看，工业化大多经历了从以农牧产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食品、纺织、皮革等）开始，继而发展装备轻工业所需的机器和设备制造业，再而发展钢铁、冶金等基础工业，装备上述工业的重型机器制造业、精密机械和仪器制造业等发展阶段。伴随着这一进程，交通运输、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这一工业发展道路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规定的，带有规律性。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了解、能否驾驭这个规律，将对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否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能否实现以及工业化的速度有重大的影响。

如前所述，庇隆开始执政时，阿根廷已经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体系，工业消费品的自给率已经达到97%以上，即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因此，当时阿根廷工业化面临的紧迫课题是，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装备消费品工业的机器和设备制造业，即把本国的工业化推进到第二个发展阶段。

但是，庇隆政府似乎没有掌握和驾驭工业发展的上述客观规律。在庇隆政府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仍然把投资的重点放在生产消费品的各工业部门。由于这个失误，庇隆政府时期阿根廷制造业的部门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按年平均产值计算，食品、纺织和制革业的产值在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40～1944年为67.8%，到1945～1949年只下降为65.1%；同期，化工、金属、车辆、机器和电机部门的产值比重只从22.8%提高到24.7%；其中机器和电机制造业的产值，在1940～1944年占制造业总产值的1.1%，到1945～1949年也还只占1.4%。^[21]如果我们仅仅从制造业产值的增长率及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看，1950年制造业产值达19.24亿比索（按1960年价格计算，下同），比1945年的12.63亿比索增长了52.3%，年平均增长率为8.8%；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22.8%增加到27.9%，^[22]工业化似乎取得了进展。但是，从发展阶段看，由于阿根廷制造业仍旧是一个以生产消费品为主的工业部门，因此，工业本身没有发生质的重大变化，工业化基本上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从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战后初期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例证。这是发展中国家战后在发展本国经济时得出的一条宝贵的经验。

影响阿根廷工业化进程的第二个原因是，庇隆政府没有选择好优先和重点发展的重工业部门。从庇隆政府的言论和行动看，它并非完全忽视消费品以外的生产部门，并非不了解发展本国重工业的重要性。但是，庇隆政府在发展本国重工业方面选择了钢铁工业作为自己的优先和重点发展部门。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并不是重工业各部门发展程序的最佳方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经济、比较合理的发展顺序是，首先创建和发展机器和设备的装配工业，再建立上述产品所需的半成品、零配件和中间产品工业，最后是原材料工业。这样做的好处是：①首先节省了属于装配部分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外汇支出。②培养了本国的技术力量。③装配工业所需投资相对较少，周期相对较短，因此，投资效果相对较高。④战后40年的实践证明，国际市场上加工程度越高的产品，贸易比价越有利并呈上升趋势，因此，从外贸收支的角度看，首先发展装配工业也是有利的。⑤从国内需求看，机器制造业才是钢铁工业的最大用户。因此，只有首先发展机器制造业，才能大大增加对钢铁的客观需求，才能促进钢铁工业的发展。反之，则可能造成钢铁工业的设备闲置，反过来影响它的发展。

庇隆政府时期阿根廷对机器和设备的需求情况，以及钢铁的人均消费量演变情况表明，上述认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在庇隆执政的最初几年中，阿根廷机器和设备的进口额从1945年的不足1300万美元猛增到1948年的近4.56亿美元，^[23]增加了34倍多，而钢铁的人均消费量却从战前1935～1939年的年平均69公斤，下降到1945～1949年的62公斤和1950～1954年的54公斤。^[24]可见，当时的阿根廷急切需要发展的是机器和设备的制造业，而不是钢铁工业。如果考虑到阿根廷的铁矿和煤炭资源较少，又分布在边远地带等条件，庇降政府优先发展钢铁工业的决策显然并不恰当。

制定工业发展战略时必须密切关注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不断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这方面，庇隆政府也有明显的失误。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庇隆政府九年间的公共投资总额达47.88亿比索，其中很大部分投入了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部门，致使固定资本投资的两大项目失调。1945～1949年，建筑的年平均投资在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中占56.8%，1950～1954年又上升59.7%；而机器和设备的投资比重前期只占43.2%，后期又降为40.3%。^[25]这就不能不影响固定资本的有机构成，机器和设备在国内固定资本中所占比重下降，使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无法得到应有的提高。从阿根廷1950～1955年期间工业部门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与工业部门就业人口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重加以比较（见表2-2）中可以看到，阿根廷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除1953年和1954年以外，工业部门就业人口的比重都高于工业产值的比重。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是庇隆政府忽视机器和设备投资，忽视提高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表2-2　工业产值比重和工业部门就业人口比重的演变（%）

资料来源：阿根廷菲亚特公司国际经济合作研究室：《阿根廷经济与社会》，第1卷，第98页。

三、关于工、农业关系问题

重工轻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时曾经发生过的重要失误。在这些国家中，落后的农业延误了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因而发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了政局的动荡。那么，像阿根廷这样一个曾经是“世界粮仓和欧洲肉库”的国家会不会发生类似情况呢？1946～1955年阿根廷的经济实践告诉我们，工农业关系，这两大物质生产部门的均衡发展问题是拥有雄厚农业基础的国家同样需要密切注意的重大课题。

庇隆政府采取了促进和支持工业发展的一系列措施。与此同时又采取了许多不利于农牧业生产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中有许多内容从表面看来是针对农村的大土地所有主的，如冻结农村地租、对闲置的农田征税等。但是，由于它没有从根本上去触动和改变农村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状况，这些措施基本上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它的另一些政策措施，如规定农产品收购价格，垄断谷物的收购、销售和出口业务，把发展农牧业的资金改用于进口工业设备，等等，却直接损害农牧业主的利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一，政府规定的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扩大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挫伤了农牧业主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造成了农牧业生产的下降。据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的统计，1949年的农业产值比1944年下降了22.1%（按不变价格计算）。第二，农业的衰退和国内消费的增加，使农牧产品出口量大大下降。与1935～1939年的年平均出口量相比，1945～1949年小麦的出口量减少37.3%，玉米减少71.2%。^[26]所幸的是，由于战后初期农产品贸易比价大幅度改善，因此上述产品的出口收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大增加。这是1946～1950年期间庇隆政府在经济上能够取得显著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到了50年代，农牧产品的贸易比价恶化（但仍高于战前和战时），出口总收入明显下降，1950～1954年比1945～1949年减少了15.9%。第三，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对国外机器和设备的依赖，进口降不下来，从而在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五年平均的外贸收支逆差的情况。第四，外贸收支逆差使国家经济形势恶化，投资能力下降。与1945～1949年相比，1950～1954年固定资本的投资额减少了30.1%，其中机器和设备的投资额减少了34.8%，严重影响了工业化的进程。第五，在生产下降、供应减少的情况下，虽然政府采取补贴措施，农牧产品的国内价格仍不断上涨，消费者的利益也受到损害。

由于阿根廷是一个有着雄厚农牧业基础和极其良好的自然条件的国家，因此，庇隆政府的农业政策并没有造成某些发展中国家曾经出现的饥馑现象，但同样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工业发展速度，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社会安定，动摇了庇隆政府的政治基础。这一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各部门总是互相影响，互为依存的。当一个国家需要鼓励、支持和优先发展某一经济部门时，绝不能采取抑制更不能损害另一经济部门的手段。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工业或其他经济薄弱部门，当然是建设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摆脱对外依赖、争取国家经济独立的重要课题。但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充分利用本国原有的具有相对优势的经济部门（往往是农牧、采矿等初级产品生产部门）。而为了使这个具有相对优势的经济部门真正起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点的作用，就必须在优先发展工业（或其他经济薄弱部门）的同时，继续发展、加强、提高原来具有相对优势的经济部门，而不是抑制、阻碍，更不能损害它。牺牲一个经济部门的利益求得发展另一经济部门的做法，必然会既削弱原先具有的优势，又使谋求优先发展的部门丧失了基础和支柱，得不到真正发展，造成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恶化的严重后果。

过去，当我们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工、农业关系问题时，涉及的大多是农业比较薄弱、农产品自给率较低的国家。这种讨论使我们认识到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意义。庇隆政府的实践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国家即使已经拥有了雄厚的农业基础，还是不能忽视它。因为，农业作为一个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它的作用不应当仅仅限于为人民提供衣食，同时它又是工业品的市场，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和劳动力。随着国民经济、工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大的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和劳动力。这一市场固然不仅仅是农村，资金和劳动力当然也不仅限于从农业部门开掘，但农村和农业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衣食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原有的农业薄弱还是发达）下，都必须把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予以充分重视，使它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得到相应的发展和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重视农业并使农业得到发展，工、农业关系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人民的衣食需要基本得到满足时，应当从庇隆政府的实践中得到启示。

四、关于国有化问题

战前，阿根廷的许多重要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使阿根廷的经济利益蒙受巨大损失，政治主权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这一事实，庇隆政府制定了外资企业“阿根廷化”的方针，并把它作为实现国家“经济独立”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之一。显然，庇隆政府的这个方针是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主权，它的贯彻执行应该是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的。但是，实践表明，由于方式方法不当，庇隆政府实行这一政策后所得的好处不大，相反付出了巨大代价，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庇隆政府国有化政策实际执行方式和结果是，用战时积累并存入英国银行的巨额外汇赎买英国和法国资本的铁路以及美国资本的电话公司等企业，分别把它们改组为阿根廷铁路局、国家电信公司等国营企业。从表面看，阿根廷从此剥夺了外资对铁路交通运输和电信等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掌握了这两个重要的经济命脉。但从实际效果看，阿根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首先，耗费了巨额宝贵的外汇储备。据统计，为赎买英资铁路，阿根廷支付了1.5亿英镑的存款，其金额相当于这些铁路及其附属设备实际价值的4倍以上，加上赎买的其他外资企业，阿根廷共用去了当时外汇储备的45%。其次，背上了沉重包袱。上述英、法资本的铁路是19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修建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些铁路的线路、车辆和其他设备都已陈旧不堪，铁路网的分布也很不合理，因此，接收这些铁路后成立的阿根廷铁路管理局成为全国最严重的亏损企业，政府为维持其运行不得不用财政开支年年给予大量补贴。最后，由于巨额外汇储备用于赎买这些外资企业，使阿根廷减少了购买机器和设备所需的外汇，影响了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同时又使外汇储备额急剧下降，埋下了50年代初外汇储备匮乏的种子。

庇隆政府当时完全有可能不采用上述方式实现这些外资企业的国有化。庇隆本人曾经一再表示，由于英资铁路的设备和维修状况十分恶劣，阿根廷将不收购它们。针对庇隆的上述态度，英国采取蛮横措施，冻结了战争期间阿根廷向欧洲出售农牧产品积累起来并存入英国银行中的外汇储备，并单方面规定，只有在支付外债或赎买外资企业时才准予动用。英国利用这笔存款敲诈勒索、卸掉在阿根廷经营亏损的铁路企业的意图十分明显。而当时美国政府在执行杜鲁门计划时也有规定，西欧各国取得美援的条件之一是解冻美洲国家在西欧各国储存的资金。另外，英、法等欧洲国家当时也急需进口农牧产品，有求于阿根廷。因此，无论是从本国还是从国际条件来说，阿根廷都有可能以有利的方式收回铁路，至少不必以相当于其实际价值四倍以上的价格、用外汇现款予以赎买，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庇隆政府在国有化问题上另一个重要失误是，没有对一些控制阿根廷某些重要经济命脉的外资企业采取必要的措施。例如，屠宰冷藏企业和肉类产品的出口贸易是阿根廷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它既对国内畜牧业生产有直接影响，又是一种赢利颇多的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在阿根廷，它们历来几乎全部由外国资本经营。庇隆政府强调外资企业国有化，但对这部分外资企业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既没有如在铁路、电信等部门那样由国家出面予以收购赎买，也没有鼓励本国私人资本购买和经营这一部门。如果庇隆政府如同对待铁路一样，把这一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然后交给私人资本经营，由于这个部门既赢利，又有大量外汇收入，国有化政策的实际效果就会大不相同。

庇隆政府在国有化问题上的上述经历说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权益，保障国家的经济独立，对垄断或控制某个经济部门的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政策固然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但是，如果选择的部门、处置的方法不当，同样会导致失败或带来损失。

五、关于国家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的关系问题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谋求发展本国经济时，都比较重视发挥国家的经济职能，往往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大量拨款进行公共投资，但与此同时应当如何发挥本国私人资本的作用，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课题。

庇隆政府十分重视国家和国家资本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因此，它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大量投资兴办国营企业、兴修基础设施。在庇隆执政的最初五年，由国家财政支付的公共投资达30.39亿比索（按1960年价格计算，下同），占同期固定资本投资总额88.65亿比索的34.3%，其中某些年度所占比重更高，如1948年竟高达43.3%。^[27]这样高的公共投资比重在阿根廷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庇隆政府进行巨额公共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工业化，保证“经济独立”战略目标的实现。但是，这些投资的实际作用和效果与预期的目标相去甚远。一方面，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反而低于庇隆执政期间前后两个十年；另一方面，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虽然明显增加，但工业内部，特别是制造业内部的部门构成没有明显变化，工业发展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投资领域来说，也有两种资本的关系及发挥其各自作用方面处理不当的因素。

在国家资本方面，庇隆政府的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兴修基础设施，但同时又在钢铁、汽车制造等方面进行了投资。基础设施具有需要投资多、建设周期长、经营薄利甚至亏损等特点。因此，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都由国家投资兴办。庇隆政府在这方面大量投资看来也是必要的。但在另外一些经济部门有无必要由国家投资兴办国营企业，则值得探讨。例如，从钢铁工业来看，一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从阿根廷具体情况来看，钢铁工业本身并不是战后阿根廷最急需发展的工业部门。另一方面，钢铁工业与基础设施不同，是私人资本可以投资并发挥其作用的部门。战后阿根廷先后出现了一批私人资本兴办的钢铁企业，其中有些私营钢铁公司也成了当前阿根廷名列前茅的大企业。从汽车工业来看，庇隆政府创办的国家航空与机械工业公司于1951年开始生产汽车。以后这家公司几经改组，但始终没有在发展阿根廷汽车工业方面作出重大建树。此外，庇隆政府还通过建立谷物委员会统制粮食的收购、国内销售和出口贸易，把国家资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商业领域，通过收购、接管濒临困境或破产倒闭的私人企业扩大到其他一些经济领域。

除了基础设施领域的一些部门以外，庇隆政府用国家直接投资、政府直接经营的许多国营企业的经济效果并不好。其主要问题是：①损害了经营某些经济活动的私人资本的利益，影响了这些部门生产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是谷物委员会统制粮食收购、销售活动，成为当时农牧业生产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国营企业的经理等领导成员都由国家任命，其中许多人不精经营业务，同时由于国家投资有限，许多国营企业的技术和设备得不到及时更新，致使绝大部分国营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经营亏损。③国家机构膨胀，公职人员数量急剧增加，以上两个因素，加上巨额的公共投资，使国家财政支出急剧增加，成为财政巨额赤字的重要原因。④大批兴办的国营企业及其低下的经营管理水平造成了物质财富的大量浪费，并给贪污、腐败行为以可乘之机，严重腐蚀了国家机器和社会风气。

私人资本进行投资、经营企业的目的是谋取利润。因此，某些在一般情况下赢利较少的部门，只要国家在信贷、税收、汇兑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扶持，使其获得相当于或略高于平均利润率的收益，本国私人资本是会乐于投资的。而这在除基础设施以外的经济部门中，如钢铁等基础工业部门是容易做到的，并不需要国家给予太多的优惠（包括贷款、税收、汇兑等方面）。如果庇隆政府把原来投放在这些部门的部分国家资本用于鼓励、支持私人资本，就可以避免上面提到的许多弊病，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由于本国私人资本得到壮大，同样可以达到加强经济独立的战略目标。

总之，从庇隆政府的实践看，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过多地依赖国家投资兴办工业，并不能收到好的效果，相反会由于财政赤字过大，造成通货恶性膨胀而搅乱国民经济，损害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庇隆政府过分夸大国家资本的作用及其活动范围的做法在整体上产生了与它的本意相悖的效果。

六、关于积累与分配、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

在庇隆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中，所谓收入再分配占有重要地位，是实现其三大口号之一“社会正义”的主要手段。这个口号的提出，以及为此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为了争取广大劳动者的支持，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涉及积累与分配、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现仅就与经济有关的方面加以分析与研究。

为了实现收入再分配，庇隆政府采取了扩大就业、增加工资、增加抚恤金和养老金、控制物价、实行消费品价格补贴制度、冻结房租和地租、增加财政支出中的消费性开支、规定本国货币与外汇的超值汇率等一系列措施。贯彻这些措施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劳动者的工资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947年的37.3%提高到1949年的45.7%。^[28]

庇隆政府实施这一政策的经济目的是，以增加消费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以高消费求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我们从前面的论述中已经知道，在庇隆执政的九年中，阿根廷的经济并没有得到高速增长，相反低于过去及以后的水平。并且在其执政的最后几年中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庇隆政府没有处理好积累与分配、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

恰当分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发展国民经济、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阿根廷的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示。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个十年期间，阿根廷所面临的国际条件类似，国内政局也都比较稳定，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从这两个时期内的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

表2-3　投资率及消费和经济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据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阿根廷财政部统计资料折算。

从表2-3所列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四个以五年为单位的时期内，1920～192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最高，分别为33.4%和43.5%，而这个时期内固定资本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适中，为27.9%，而消费的增长率最低，比上一个五年的平均值只增长了16.0%。可以说，这个时期以较高的投资率和最低的消费增长率，取得了四个时期内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在下一个五年，即1925～1929年期间，固定资本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35.4%；消费的增长率也提高到27.6%，是四个五年中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产值也获得了较高的增长，分别为30.0%和40.3%，虽低于上一个五年，但相差不多。应该说，这两个五年的经济发展情况都是比较好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五年期间内，包括后一个五年内平均增长27.6%的情况下，消费的增长率都低于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1945～1949年期间，固定资本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达到27.8%，只是略低于1920～1924年的水平（27.9%），但它的消费增长率却达到27.5%，大大高于1920～1924年的水平，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大大低于1920～1924年（33.4%），1945～1949年为21.3%。可见，1945～1949年的投资效果要比1920～1924年差得多。究其原因，就是在庇隆政府“高消费刺激高增长”的思想指导下，消费的增长速度过快。在投资率大大低于1925～1929年的情况下，消费的增长率却与之基本相同，因而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得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在这以后庇隆政府的投资和消费政策的后果更为明显。由于上一个五年期间生产增长缓慢，加上国际、国内其他条件恶化，庇隆政府被迫减少固定资本投资额。据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的统计资料，1950～1954年固定资本年平均投资额减为12.36亿比索（按1960年价格计算，下同），低于上一个五年年平均17.67亿比索的水平，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27.8%降为17.4%，结果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再一次分别降低到11.7%和31.4%。同时，由于生产发展缓慢和经济形势恶化，又不得不采取降低实际工资水平等措施，消费的增长率也压低到22.7%。后两个五年期间，在投资、消费、经济发展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呈现的特点是，消费的增长都高于整个国民经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因素是庇隆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并在其执政的后几年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庇隆政府经济实践再次证明，消费的增长必需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并低于生产的增长速度。这是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时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