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堂”的合理性

98.“一言堂”的合理性

我们是反对“一言堂”最激烈的国家之一，因为我们吃“一言堂”的苦头太大了，次数也太多了。我们有着2000多年整个国家实行“一言堂”家族式管理的传统，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每一个普通百姓都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传统。家里的规矩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国的规矩，又通过国家权力形成了所有社会组织的规矩。我们服从于单位的权威就如同我们服从于家长的权威那样自然，在感受严酷的同时，又总幻想着“家长”会公平地对待自己的“子女”。这甚至已经融合成了我们民族的特性。

1900年，当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时，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惊讶地发现：“在这里，家长式的统治作风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都甚，清国政体达到了这种家长制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政体使得家长制这种国家统治形式高贵化、具体化和典型化。……贵族与政府官僚们都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人民则是羡慕他们并自然而然地效仿着他们的领导者。”（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1973年，当年轻的美军中校鲍威尔先生第一次踏上中国领土，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中国壮丽的河山，不是中国古老的文明，而是从南到北的众口一词。这位后来成为美军最高指挥官、退休后又出任国务卿在全球活动的黑人四星上将在其回忆录里写道：“有两件事十分突出地贯穿在我们的中国经历中，你可以问北京、广东、沈阳或者是任何一个村庄里的普通人：‘你过得怎么样？’回答照例是一成不变的微笑和‘很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有了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在如此巨大的国家，思想控制得这么彻底，真让人遑然。第二条铁的纪律是，中国官员承认有缺点，但绝不承认有错误。”

美国记者笔下的这种家长制早已被推翻，鲍威尔先生当年看到的情况也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在老百姓内心深处的“听命于一人”的家长制心理并不是同步消除的。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中，上行下效地确立最高权威在相当多的管理者心目中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尽管他们在口头上坚决反对家长制，可惜他们根本就不懂，权威与家长制的区别何在。尽管我们的党和政府三令五申实行“民主集中制”——一种全新的权威制度，可是在相当多的方面，这种权威制度总是不如家族式权威制来得痛快。“一言堂”在中国，其含义并不是真正一个人说了算，有时候需要那一种“势”远高于实际的“行”。

其实，我们都在犯一个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制度是产生权威的核心，但并不是产生权威的全部。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是在对权威的限制中产生权威。产生权威还有另外两种途径，那就是结构上和思维上都可以产生权威。简单地说，在组织结构上，层次越多权威越大，反之权威越小。所谓“妻子的眼中没有伟人”，在管理上也是同义。在思维方式上，正确的决策越多信任度越大，信任度越大权威越大，反之则越小。包括中国人爱说的“公生明，廉生威”，也是说的信任度。那位甲骨文公司的拉里·埃克森对他的经理说，如果你不想同你的一名员工共进午餐（一周两次），那么就解雇他。他的理由是，如果这名员工不能成为你的朋友，而你讨厌他，那就不要在一起共事。就是说的信任问题。还是那句话，全球都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只不过中国人犯的时间比别人长些，我不知道在相当多的企业和组织内部，同样的错误还要犯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