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企业成长的科技因素

第一节　理论分析框架

国外关于企业成长与变迁问题的研究,通常是紧扣两类因素展开的。其一是技术因素,这里的技术因素是同时涵盖市场因素与技术因素在内的广义的“技术问题”。以古典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正是不断变化的外部产业技术条件,驱动着分工、市场及规模经济的形成,企业从这种分工的社会化过程中受益而实现成长。其二是组织因素,这是管理学家考察企业成长问题时着重关注的因素。

一些横跨经济学与管理学两大领域的大师们,系统地、历史地考察了大企业成长历程中技术因素与组织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像Alfred Chandler的不少著作致力于在技术因素与组织因素之间建构一个完整的企业经济史图景,Chandler提出的“结构跟随战略变”,是影响企业成长与变迁的多因素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论断之一。在这一论断中,战略指的就是产业技术条件驱动下的企业战略的演变,结构指的是企业组织结构。Edith Penrose(1959)提出的企业成长理论,是另一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企业组织的成长建立在技术与市场基础上,企业成长是技术因素与市场因素在一定的(资源投入及企业的管理结构所决定的)可能性范围内相互作用的产物。借用Penrose(1960)的语言:技术因素和组织因素,使得企业成为一个双面体,它既是一个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也是一个行政组织。

在国内,以民营制造企业成长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案例分析,大多会采用两条分析线索:一是技术因素;二是制度因素。在国内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超越所有制问题,仅探讨技术决定组织的研究,也可以看到不少从产权制度因素入手探讨组织问题的研究,但将技术、制度和组织三个因素完整地统合在一起的研究,尚不多见。在一项有代表性的研究中,曹正汉(2004)建立了一个包含制度环境问题与技术问题在内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温州民营企业的成长道路与组织结构的演变。文中他引用了华裔社会学家周雪光(2003)的观点:“组织的结构和行为不仅是技术需要的产物,而且受到制度环境(特别是社会的共享观念)的制约与规范。”由于特定研究目的需要,在这项研究中,制度环境因素被演绎为“合法性机制”(legitimacy),技术因素则被演绎为市场与技术给企业带来的广义的“技术问题”,作者将组织结构看作应对这些技术问题的产物。在这项研究中,技术、制度与组织之间的朦胧联系粗具雏形,但研究中,“组织”因素只是作为一个因变量被导入的。

本部分的研究试图明确一个三因素的理论模型(如图总-1所示),这个模型重在探讨技术、制度(文中主要指产权制度)和组织(文中主要是指组织管理体制)这三者在企业成长历程中的互动关系。这样一个模型适用的研究对象,首先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初具规模的民营制造企业。在进入20世纪之前,这些民营制造企业规模尚不够大,因此,此前针对它们的研究大多更侧重于从技术或产权制度的某一个角度考察它们对企业成长的作用;而在当前条件下,这些企业初步具备了大企业的雏形,这使“组织”因素对企业成长自身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应该在针对民营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中,在“技术”与“产权制度”之外,再引入“组织”这个因素。

图总-1　三因素的民营企业成长模型

在图总-1所示的理论模型中,我们将前文提及的三个关键因素分别简记为“技术”、“产权”和“组织”。立足这个简洁的理论模型,我们对三个因素之间的作用与联系的理解,可以简要陈述如下:

第一,技术决定组织。在研究者所选定的一段时期里,技术可以是相对静止的和相对客观的,是一个自变量,在此前提下,技术决定组织。静态地看,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技术决定了(有生存能力的)企业组织的可能性范围。动态地看,一旦技术条件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变迁时,组织将产生与技术变化趋向相一致、相匹配的变化的内在要求。

第二,产权制约着“技术决定组织”的有效性。一方面,在组织跟随技术变化的机制作用过程中,产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外生因素,直接影响着这个机制发生作用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产权自身必须与技术相适应。只有在有效的、与技术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安排下,企业的组织才会有较强的适应技术变化的能力;或者说,好的产权制度安排,能够更为有效地驱动组织发生适应技术的变化。

第三,技术、产权和组织,共同决定企业绩效。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企业采用不同的产权制度和不同的组织管理体制,会导致不同的绩效水平。换句话说,在同等技术条件下,总有一些产权制度和组织管理体制安排,会比其他产权制度和组织管理体制安排,来得更为有效。

第四,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技术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始终是深层次的、决定性的和根本性的,而产权和组织这两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首先,当企业规模非常小的时候,企业组织的总体水平一般是比较低的。在这样一个成长阶段,组织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产权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此情形下,三因素模型即可简化为“技术—产权”的两因素模型。这个两因素模型适用于分析尚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民营企业的成长问题。其次,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组织因素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力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产权因素的作用力开始出现衰减,在这个阶段,三因素模型能够相对完整地解释企业成长问题。这一理论模型适用于当前较多的民营企业成长的实际。最后,直至企业规模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之后,产权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将极为弱化,在此条件下,三因素模型又可以被简化为“技术—组织”的两因素模型。

具体到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实际,当研究者从“技术—产权”的两因素模型转向本部分给出的“技术—产权—组织”的三因素模型时,这其中所发生的因素分析的研究重心和整个分析框架的变化,事实上对应着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随着改革纵深推进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民营企业面对的市场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当前这样的一个重要转折期里,以往影响民营企业较多的产权制度这类国情因素、非经营性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正在不断衰减,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正在将资源和精力投注于那些大企业组织成长过程中必然遇到的普遍性的技术与组织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