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反对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观点

驳反对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观点

——与吴敬琏、林毅夫教授等商榷

从1999年开始的6年多时间内，中国工业发展出现转折性变化，无论是在产值、投资、利润增长方面，还是在比重上重工业都超过了轻工业，出现了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1999年重工业增长速度超过了轻工业1个百分点，2003年甚至快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0年的59.1%，2003年更是达到了64.3%，几乎接近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时期的最高记录(66.6%，1960年)。与此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煤荒、电荒、油荒、气荒、运荒，资源短缺加剧，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种情况，中国现在应不应该重新重工业化即二次重工业化，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重新重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是什么因素引起的，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会不会给中国带来危险，重新重工业化的道路应当怎么走，怎样克服工业重型化中资源、环境和就业的制约，有效地推进重新重工业化?这些是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阶段、走势、面临的任务和应当采取的对策，影响到中国能否最终实现工业化的重大问题，正在成为激烈争论的热点问题。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现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形成了肯定和否定的两派对立的观点。但在争论中，各派基本上是各讲各的看法，缺乏直接正面交锋，不利于讨论深化和形成正确的认识。

我们是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赞成者，主要看法已在《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第9期上发表的文章《重新重工业化与振兴老工业基地》中做了初步的正面论述。为了弥补目前研讨的不足，这里主要反驳否定和反对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观点。反对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吴敬琏、林毅夫教授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现在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劳动力，只能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主要发展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化工;重新重工业化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工程”的结果，走进了岔路;在资源严重短缺、环境压力巨大、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不合时宜，资源、环境无法支撑重工业化，会加剧就业问题，给中国带来危险;霍夫曼理论还未被证实，不能按他的理论(属19世纪时期的粗放增长型理论)走;工业化中期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是先行工业国早期的模式，中国不能亦步亦趋，应该绕过、跨越重化工业化阶段。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有的似是而非，有的有片面性，有的不正确，值得商榷。

一、重新重工业化主要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吴敬琏教授认为，所谓中国的二度重化工业化，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级政府调节的结果。其实不然，中国现在出现重新重工业化趋势，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一是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最主要的因素，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社会消费结构将会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汽车、住房需求的大幅度增长，用于生产汽车、住房的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必然大量增加，从而极大地带动钢铁、机械、化工、水泥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二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也是工业化的重要任务。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很大差距。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重工业产品，必然带动重工业的发展。三是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伴侣，同时也是工业化的促进器。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城镇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新一轮城镇建设高峰的出现，对钢材、水泥、能源、电力的需求急增，导致重工业发展的加速。四是轻工业的优化。我国轻工业产品已经能够满足城乡居民的需求，生产能力甚至出现了相对过剩，但总的来看，技术装备还不先进，劳动生产率也不高，物质消耗较多，不少轻工业产品品种少、质量差、档次低，亟待优化升级，特别需要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改造和武装轻工业。五是农业的技术改造。农业的发展在实现工业化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工业化过程也是农业生产产业化、机械化的过程，改造落后农业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工业部门向农业部门提供先进的农业机械装备。中国现在农业机械化的水平还不高、产业化程度低，许多农业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迫切需要发展重工业，生产更多、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武装和改造还相当落后的农业，有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六是装备制造业落后面貌的改变。装备制造业是重工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先进的装备制造业是发达工业化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相当落后，仍然依赖进口，每年大约要花1000亿美元进口设备，花1000亿美元进口零部件，每年进口设备的花费远远超过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急需改变。七是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国际制造业转移的规律是，先前是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轻纺工业，而现在转移的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国际产业转移也为中国重工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正是在这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巨大的重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导致重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从而推动重工业的快速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的重新重工业化主要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调节的产物。虽然在近几年重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也起了促进作用，也可能采取了一些不是十分恰当的措施，但决不是主要推动力量，其作用也不全是错的。现在大家公认中国家电制造业主要是在市场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但也不要忘记20世纪80年代，也出现过各地政府大力支持甚至直接投资搞家电生产的现象，没有人因此说中国家电制造业主要是靠政府的作用发展起来的。

二、霍夫曼定理是已被历史证明的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吴敬琏教授说:“去年霍夫曼理论很红，主张发展重化工业的人都以他的理论为依据，但是发展经济学和Google中都查不到霍夫曼理论，说明其理论还未被证实。我国是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要迎头赶上，就不能按他的理论(属于19世纪时期的粗放增长型理论)走，要总结别人的经验和教训。”看到网上登载的吴敬琏教授的这段论述，说实话，我们心里感到十分意外和遗憾!发展经济学中怎么会查不到霍夫曼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世界名著《农业与工业化》，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先生主编的发行量极大的《发展经济学》，都介绍了霍夫曼理论，想不到吴敬琏教授都没有看，也没有查。霍夫曼定理是从各个工业化国家的统计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已被历史证明的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霍夫曼定理揭示的是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重工业化的趋势，即先轻工业化或以轻工业为主导(工业化初期)，再重工业化或以重工业为主导(工业化中期)，最后进入发达工业化(工业化后期)的一般规律。的确，霍夫曼定理总结的只是1931年以前工业化的经验，没有发现发达工业化(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将以服务业为主导，但霍夫曼定理也没有说进入重工业化阶段以后永远都要以重工业为主导，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中期以重工业为主导是必然趋势，不能因为霍夫曼定理没有说明服务化的趋势，就否定这一点。因为，没有重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的任务完不成，农业机械化和城市化无法实现。而且，只有基本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城市化，劳动生产率才能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才能大量增加，人口才能大规模集中居住，也才能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第三产业也才可能发展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必须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为基础，不可能跳过重工业化阶段，直接由以轻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所以，吴敬琏教授的工业化中期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是先行工业国早期的模式，中国不能亦步亦趋，现在应该着重发展第三产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尽管学者、官方近年来一再呼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就是不能快速发展起来，其原因不是由于人们不重视，主要在于中国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工业化的基本任务也没有完成，还没有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的市场需求。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在国际分工中，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搞“贴牌”生产，劳动力“卖苦力”、替外国打工、仅赚微薄加工费的地位，也必须发展重工业，用更多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改造和武装落后的制造业。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选择正确的重工业化道路，再次重工业化。

三、重工业并不必然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重工业的发展并不必然是粗放增长、外延扩大

反对中国现在发展重工业的学者提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重工业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要大量的自然资源来支撑，以重化工为主导的增长是粗放型增长，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过时的发展模式，中国现在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不合时宜，走进了岔路，会给中国带来危险。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存在片面性。所谓重工业是指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主要包括装备制造业(含机械制造业)和原材料、能源及化学工业。的确，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更高的技术，其中的原材料、能源及化学工业会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传统的重化工业会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重工业必然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重工业的发展必然是粗放增长、外延扩大。因为，重工业中的装备制造业并不一定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重点是振兴装备制造业，不是原材料工业，可以相对降低资源消耗;采用环保技术和设备防治污染的新型重工业不会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这也是中国现在发展重化工业的要求;产业结构与增长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不能认为农业、重工业必然是粗放增长，轻工业、服务业或高新技术产业必然是集约增长，像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一样，重工业生产也有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两种方式，既可以外延扩大，也可以内涵扩大，并不一定就是粗放增长、外延扩大;如果说农业和轻工业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重化工业也一样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新一轮的重工业化主要应当采取的恰恰是集约增长和内涵扩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延长产业链，提高加工度，增加附加值，降低消耗，节约高效利用资源，减少污染。只要走新型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的重新重工业化带来的不会是危险，而是工业化的最终实现。

四、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具备了发展重工业的资本条件

的确，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结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能够扬长避短，更有效地发展本国经济。但是，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应的产业结构也要发生改变。长期以来，中国资本严重短缺、技术相当落后，比较优势只有劳动力充足价廉，但是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虽然劳动力仍然具有优势，而资本严重短缺的局面已经改观，甚至拥有了一定的优势。我们作出此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现在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2万亿元人民币，存贷差额高达5万亿元人民币，每年引进外资500亿～600亿美元，外汇储备6000亿美元，银行存款实际上是负利率。中国现在不是有项目找不到资本，而是有资本找不到有利的投资场所。林毅夫教授说:“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完全符合实际，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资本既不那么短缺，也不那么昂贵，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有了一定的优势，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资本条件。

五、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绕不开、跨不过，反对重新重工业化只会延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

先轻工业化，后重工业化，从而实现工业化，再进入发达的工业化，是多数国家工业化的普遍规律，重工业化至少是比较大的国家工业化的必经阶段，是不可超越或者绕过的。没有重工业化的发展，西方国家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国际环境、经济结构、理论认识偏差和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走了一条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国初期至改革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改革开放时期的轻工业发展→新世纪开始的重新重工业化。虽然工业化一开始就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违背了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是还没有完成重工业化的任务。什么是重工业化的任务?即建立起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和轻工业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建设。要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二次重工业化。如果按照反对重新重工业化学者的主张，绕过、跨越重化工业化阶段，就不能实现重工业化，也就不能振兴装备制造业，提升轻工业技术和装备，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化的步伐，也就不能最终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只会延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

六、重新重工业化的资源、环境、就业约束不是不可克服的，资源短缺的条件下也能实现重工业化

发达国家在实现重工业化的时候，世界资源相对充足、价格低廉、环境状况良好，对发展重工业较为有利;现在世界资源供应紧张、价格上涨、环境污染严重，发展重工业的条件极为不利，尤其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重新重工业化更是面临许多的困难和问题，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主要有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就业弹性下降等三大制约。但是，重工业化是必然趋势，不能因为存在资源、环境和就业的制约，发展重工业的时机也不利，就因噎废食，不发展重工业。因为，不实现重工业化，就不能最终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几乎不可能再找到发达国家发展重工业时的那样有利的条件和机遇;而且，重新重工业化面临的资源、环境、就业约束也不是不可克服的。通过选择正确的重工业化道路，切实转变增长方式，以发展装备制造业为核心，发挥市场机制、技术进步、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的作用，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重工业发展本身虽然不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但为轻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提供更好的条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快发展、总量增大，则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重新重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要学习日本实现重工业化的成功经验。日本在资源严重贫乏的条件下，不仅没有放弃、害怕、反对发展重化工业，也没有企图跨越或绕过重工业化阶段，相反大力发展重工业，建成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完成农业的改造及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功地实现重工业化，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并且是世界上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虽然日本在重化工业化过程中，拥有20世纪50～60年代石油价格低廉的有利条件，世界资源、环境问题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主要还是在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的作用下高效利用国内外资源的结果。随着中国重新重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城镇化的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完成、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实现、轻工业技术和装备的升级，中国资源消耗必将大量减少，环境压力必将大大减轻，第三产业的比重必将大幅提高，必将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重新重工业化任务完成之日，就是中国工业化实现之时。

(原载《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3月18日，与余江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