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区域合作构想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　日本区域合作构想的历史回顾

历史上东亚国家长期处于华夷秩序中，日本则处于该体系的边缘位置。公元13—14世纪日本接受明朝册封并签订“永乐勘合贸易协定”，持续与明朝开展了近150年的政府间勘合贸易（亦称朝贡贸易）。在此阶段日本一度融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妄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国际体系。日本对外推行“大君外交”，对内实行“锁国”政策，以长崎为中心，建立日本式的朝贡贸易体系。日本自视为华夷秩序中心，将朝鲜、俄罗斯等称为夷者，在东亚构建所谓的“华夷变态”体系。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入侵东亚，中国日益衰落，华夷秩序逐渐瓦解。日本被迫放弃历时二百余年的锁国政策，采取“脱亚入欧”战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实行“明治维新”，成功实现了由落后的封建国家向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但由于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日本受到西方列强排挤，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逐渐转为“脱欧返亚”战略，鼓吹“大亚洲主义”，强调唯有“东方人的联合”才可抵御“西方人的入侵”。

二战初期日本认为德国胜利不可避免，重新瓜分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1938年近卫内阁发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1940年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倡导建立以日本为中心，以日、满、华紧密合作为基础，囊括“大东亚”的新经济协同圈。同年，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主张建立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随后又将南海群岛、泰国、新加坡、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列入“共荣圈”范围内。其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发动太平洋战争，出兵印支半岛，侵占东南亚诸国并建立殖民统治^[1]。1945年日本战败，“大东亚共荣圈”随之破产。“大东亚共荣圈”在思想根源上与以弱肉强食为特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密切相关，是“大陆经略政策”在新时期的延伸。作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主要特征和表现的“大陆经略政策”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2]。实质是企图通过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体系，为日本称霸世界服务。

二战后日本对区域经济合作从空间上看可分为泛地区经济合作与次区域经济合作。从主要推动者上看又可分为官方、民间、半官方区域合作机构。民间区域合作机构主要有：1967年由日、美等国企业家组成，主要关注太平洋地区贸易和投资问题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1968年主要由日本学者组成，探讨太平洋共同体构想的“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半官方区域合作机构主要是1980年正式诞生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值得一提的是，最初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主要来自非官方力量，这与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明显不同。

（1）泛地区经济合作。战后初期日本在政治上依附美国，经济上受美国控制，对外战略开始从“脱欧返亚”向“脱亚入美”转换。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对外贸易剧增，急需开拓国外新市场，为此日本政界、财界、学界开始积极探索对外经济新战略。1963年日本经济调查会发表了题为《太平洋经济合作的方向》的报告书，提出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5个发达国家有必要建立区域性经济组织，进行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1964年，作为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首倡者——小岛清率先提出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一年后，小岛清教授又发表了题为“肯尼迪回合与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报告，主张仿效欧共体，建立由美、日、加、澳、新5个发达国家组成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3]。随着“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迅速崛起，日本与东亚邻国相互依存增强。70年代“福田主义”发表，标志着日本力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新秩序，积极参与地区经济合作。1979年以大来佐武郎为首的“日本太平洋盆地合作研究小组”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报告，倡导所有太平洋沿岸国家以西太平洋沿岸各国为中心参与到地区合作中。

继大平正芳后日本历届新内阁也都重视“环太平洋”外交战略并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铃木善幸首相认为太平洋应成为“和平、自由、多样、互利和开放的海洋”。中曾根首相则提出了“中曾根主义”四原则：经济合作以东盟为中心开展；强调地区经济、技术、文化合作；提倡民间经济合作；强调经济合作应当包括中国在内，实施开放性原则。其后外相仓成正又提出将南太平洋地区也纳入日本“环太平洋”地区战略，即“新太平洋政策”。从“太平洋共同体”到“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从“环太平洋圈”到“新太平洋政策”，这些战后以来提出的各种各样的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经济合作设想，即是日本在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力图主导地区合作的表现，也是日本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的积极举措。

（2）次区域经济合作。20世纪80年代在东亚形成了“雁形发展模式”，以日本为核心，形成与日本保持不同距离、对日本依赖较深的经济区域。日本将其作为一种地区秩序加以巩固，从而力图确立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由于泛区域合作的步伐缓慢，此时理论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次区域的经济合作，各种次区域合作构想纷纷被提出来。如西川润提出的“环日本海经济区”构想、围绕图们江流域开发的东北亚经济合作构想等。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1987年由日本经济审议会提出的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在内的集金融、贸易、投资合作三位一体的“东亚经济圈”，通过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建立“亚洲货币单位”，促进东亚地区合作，最终形成一个成员国间联系紧密，同时具有开放性的东亚经济圈。日本还计划扩展“东亚经济圈”，将苏联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和东南的部分省份、韩国、朝鲜等囊括其中。至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合作始终从属于亚太合作之下，自身没有独立的发展机制。

有学者认为战后日本的东亚合作构想主要有开放的地区主义和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模式两种。在开放的地区主义中，日本主要从亚洲—太平洋角度考虑问题，将太平洋各国与东南亚国家纳入同一共同体，主要在太平洋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间发挥“桥梁”作用。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开放的地区主义中日本只是受到各大国更多的制约，但其始终将建立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作为既定目标，依然未放弃主导权。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日本在看待国际问题时采取等级观点，缺少平等合作的意识，其外交的工具性大于价值性，看待问题往往站在自己的视角，缺乏对长远利益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