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的职责

总统的职责^[1]

乔治·H·布什

1993年1月5日

凡总统都有若干职责。他要为国家说话，他也对国民说话。他必须忠实地依法办事；他必须担负起领导国家的责任。但是，在我看来，总统的所有职责中，总统的所有“官帽”中，没有哪个比扮演总司令的角色更重要。总统是作为国家的总司令来应对挑战、制定决策的，而这些决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每个美国人乃至世界各国人们的生活。

许多次我都必须戴上这顶最重要的“官帽”。在过去的4年里，那些骄傲勇敢地穿上美军制服的男人和女人，响应号召，不畏艰险，光荣而又专业地履行了他们的义务。

我多么希望这样的需要能够成为历史，多么希望随着冷战的结束，这样的号召在美利坚消失。但这只是希望。是的，我们都承认，冷战的结束是一大福祉。这是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时代，民主政府的数量空前增多。几天前莫斯科发生的一切，要是放在冷战时期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与俄罗斯刚刚达成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公约，由于此类条约，大规模核破坏的发生几率大大减小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幽灵已经远去，我们尚不能高枕无忧。事实上，已有让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如果我们被动地只想独善其身，这个新世界就会面临各种威胁，如暴力、混乱横行，又或是独裁者和暴君们置其国民福利于不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威胁邻国的安全。

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们必须设定这样的目标：利用冷战结束这一绝佳时机，为这个新世界建立起新秩序；并作为一个民主、宽容的政府，凭借国内的自由经济和对外不懈的经济支持，不动用武力，也不以武力相威胁，和平地协调不可避免的差异。

不幸的是，并非人人都认同这些原则。我们看到仍有一些领导人不惜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无视基本人权，不顾一切地争夺领土。那些永垂不朽的理念和准则使美国成为无数人心目中永恒的希望灯塔；而能与这些理念、准则和谐共鸣的国际社会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它需要有人来构建。

200年前，另一位即将离任的总统警告人们，要提防他所谓的“盘根错节的联盟”可能带来的危险。在那个历史时期，对于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他的警告不无道理。但是，华盛顿时代危险的“盘根错节”在今天却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如此，数周前我在得克萨斯A＆M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奉行孤立主义是愚蠢之举，而使美国融入世界事务之中，无论在道义上、经济上还是战略上，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世界出现了与我们的价值观更趋同、与我们的利益更一致的新秩序，我们就必须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其中担当领导的角色。

领导有许多形式。可以是政治的或外交的，可以是经济的或军事的，还可以是道德或精神层面的领导。可以以其中任一形式进行领导，也可以是几种领导形式的组合。

担当领导的方式不应混同为推行单边主义或普遍主义。我们不必回应每一起暴力冲突，美国能够采取行动并不意味着它必须这样做。一个国家不必为了理想主义而损害自身利益，或为了原则而放弃审慎的态度。

不，美国不应寻求世界警察的身份，国内外无人支持我们充当这一角色，也不应该有人站出来支持。这样做只会让我们精疲力竭，浪费宝贵的资源，从而无力解决那些更为重要的国内外问题。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有责任调动其精神资源和物质力量，以促进民主和平。这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领导世界的机遇，无人可以取代。

领导不是简单地发号施令，而必须率先垂范。领导需要制定有价值的目标，让他人认识到自身的长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领导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实干。

一部分领导工作必须在国内完成。国会的确需要承担一系列的职责。因此，领导也离不开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民主支持，方能保证海外军事行动的持续进行。

这正是我们的政府，布什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当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时，是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其后，又是美国成功地动员组织了战斗联盟。在索马里，情况虽非如出一辙，却也大致相仿：首先美国强调，抑制愈演愈烈的悲剧是十分重要的；然后，我们组织了人道主义救援，旨在为其带来希望、食物与和平。

很多时候，真正的领导力体现在领导人具备使用武力的意志。武力可以创造有利的外交环境，是外交的补充，甚至，如果有必要，它也可以暂时取代外交手段。

作为总司令，我曾经艰难地选择了动用武力。我下定决心，我们不能让萨达姆的军队肆意践踏科威特的领土，将这一重要地区暴露在枪口之下。当时我认为，以武力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是符合美国及国际社会利益的，现在我仍对此坚信不疑。

武力绝不是可以轻易滥用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可能是十分必要的手段；但在另一些时候，使用武力只能适得其反。我知道，许多人都希望能有些简便的规则可循，以便准确地帮助我们判断出何时、何地可以诉诸武力干涉。但是，对科学的判断准则的期待只能换来一场失望。我们正在迈入一个崭新的多元世界，关于使用武力，没有任何设定好的单一或系列的规则。毫无疑问，是否采取军事介入需要判断，因为每一次情况都有特殊性。采取严苛的标准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并威胁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也可能使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更坚定了搞破坏的决心，而这对美国的盟友来说却是一个负面的信号，即美国的支持并不那么可靠了。

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总是事先就可以认清，哪里需要美国出兵保护其利益。某种利益的相对重要性并不能作为导向：对于那些重要但并非生死攸关的利益，武力或许是最佳的保护手段，而对于至关重要的利益，武力维护可能并非是最佳方法。

尽管对于如何使用武力没有严格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作决定时无原则可循。事实上，这些方针在决定部署兵力的数量和方式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找到自己的解决之道。

当确证有风险存在时，当武力能够发挥作用时，当武力仅在有限的范围和时间内付诸实施时，当潜在的利益大于可能的付出和牺牲时，使用武力的政策就是有意义的。

一旦我们相信武力能够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我们就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支持我们的行动。美国能够，也应该在这些行动中起领导作用，但我们仍希望武力介入能在合作中进行，包括与联合国或其他跨国组织的合作。美国能够，也应该在一般行动中做出与自身财力和实力相称的贡献。但其他国家也应该在军事上有所作为，如派遣战斗或支援部队、提供军事设施或军事基地以及开放领空。此外，它们也应该在经济上有所贡献。让美国单独承担军事行动的所有开支，而其他国家却都坐享其成，这样是不合理的。

然而，国际社会的支持不应该成为我们行动的先决条件。有时，一个大国不得不采取独立行动。在听取了一些杰出的军事将领的建议后——在座各位一定都听闻过他们的大名，我作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是的，我得说是“十分艰难”的。我决定向巴拿马派兵，因为不法分子利用自由选举窃得了政权，并对运河地区的美国人及安全局势构成了威胁^[2]。菲律宾的情况与此类似，因此我们也迅速介入，保卫民主。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每一次动用武力都必须有明确的、可达成的任务目标，有现实的计划以保证任务的完成，有切合实际的标准以确定撤军的时机。只有时刻谨记这些原则，我们才能给可能造成的牺牲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使用武力绝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切切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的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朋友和街坊都作出贡献。因此，你们必须从人的角度来看待这样一个决定。

只有当我们拥有了足够调配的兵力来应付各类突发情况包括维和时，我们才可能作此选择。事实上，要想建立世界新秩序就需要具备现代化的、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所以，在某些领域我们不得不增加国防的开支。作为总统，我曾说过，我之所以能为了美国的利益部署海外兵力，都是仰仗了我的前任们和历任国防部长们所打造的强大军事实力。在此，我要特别提到其中一位，他就是前任总统罗纳德·里根。我始终将这份神圣的信任放在心中，现在，我无比自豪地把这支无与伦比的、最优秀的军队交给我的继任者，候任总统克林顿。

俞平　译　王建华　校

【注释】

[1]本篇是老布什即将卸任前在西点军校发表的最后一次正式演说，他对总统的职责，尤其对如何扮演总司令的角色和如何使用武力谈了切身体会。

[2]1989年5月，巴拿马大选后政局出现混乱，布什总统下令出兵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