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民主模式的区别

二、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探索新路的曲折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和独立的，对各国自身的发展道路有了自主的选择权。但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在长时期对东南亚各国进行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的同时，不断地极力推广西方的功利主义和道德观念，这对东南亚是颇有影响的。所以，东南亚国家在独立后建国时，都程度不同地仿效西方议会民主制模式，实行立宪制或代议制，普选产生立法机构，实行多党制或两党制，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和人权等。但是，仅十年左右，西方的民主制模式便在实践中行不通了。这给东南亚国家政治家们带来三点重要感悟：

其一，选择的政治民主制，一定要适合本国的实际。苏加诺深有感触地说：“这十一年的经验使我相信，我们所采用的民主，是一种与印度尼西亚民族灵魂不相协调的民主”，印度尼西亚人民已经尝到了实践这种民主所带来的“全部恶果”。⁽¹⁾李光耀指出：“我们不能把西方的政治发展过程和西方的标准全盘搬到新加坡的社会结构中。”“政体的制定必须根据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并符合其人民的特性。”⁽²⁾沙立则说：“希望我们的民主就像一棵植物一样深深扎根在泰国的土壤之中。”⁽³⁾马哈蒂尔主张：“应当容许每个国家实行符合本国人民特点和需要的民主。人民应当通过基本的民主进程决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和何种程控的民主。”⁽⁴⁾

其二，社会一定要稳定，经济才能发展。苏哈托指出：“我们必须记住，一定要维护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维护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建设计划。只有实现全国的稳定，才有可能进行建设。建设的成就将保证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了，人民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⁵⁾李光耀说：“我们从1959年6月到1963年9月的首届任期，是在政治纷争、无谓的罢工和狂暴的示威中损失掉，几乎没有什么投资、建设、新工作职位和经济增长。”⁽⁶⁾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新兴国家的第一要务。“新兴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证明，独立意味着贫困和发展滞后的结束。”⁽⁷⁾沙立指出：“国家最需要的是发展，而不是民主，换句话说，就是‘发展先于民主’。”“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是我们的最高目标。”⁽⁸⁾新加坡提出：“生存第一，经济立国。”李光耀一再强调：生产力是决定我们前途的最重要的因素，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他们只要求生活过得好一点，要求一个较为平等和公正的社会。谁能在这点上满足他们，谁就是他们需求的救世主”⁽⁹⁾。

其三，一定要坚持东南亚的传统文化。反对推行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都强调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菲律宾的马科斯说：“旧社会是个人主义的、庸俗的。它倾向于围绕着权力而折腾，它在性质上是自我中心的。”在新的社会中，人民应该“越来越多地关心社会……这种感情和精神的集体性摒弃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乃至阶级的利益”⁽¹⁰⁾。马哈蒂尔指出：“我们是重视群体的。我们不认为个人的权利优于社会的权利。”⁽¹¹⁾东南亚各国存在着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客观事实，所以特别重视社会的和谐。特别是历史上形成的东亚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为贵”、“施仁政”、“民为本”、“爱民如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