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全球化增加了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

一、信息全球化增加了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

信息全球化进程对各国的综合国力产生巨大冲击和影响。综合国力评价体系中,一个无法忽视的新要素——信息传播能力日益突显出来。

信息传播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向本国或他国有效地传递和发布信息,并获得预期传播效果的能力。这里的信息传播能力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传播消息、释疑解惑的能力,而且着重指一个国家的传播力量影响本国或他国民众思想观点的能力。它的具体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信息传播争取和控制国内外舆论为本国服务；二是通过信息传播维护和改造本国或他国民众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

信息传播能力作为国力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到了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才出现的。信息传播能力一直是一个国家能力的重要方面,但长久以来它都作为国家其他实力的附属物出现,没有真正的独立地位。信息全球化进程使信息的国际流动变得越来越便利,国家信息传播能力的各种作用开始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其重要性的日益上升,使其成为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独立构成要素。

1.信息传播能力作为国家实力的早期表现

1927年,荷兰为维护其殖民统治,开始用荷兰语向其遥远的东印度等海外殖民地进行广播。不久,法国、英国和日本也相继向其海外领地广播,加强同海外侨民的联系,为他们在殖民地的代理人、军人、商人服务^[4]。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各方都十分重视利用大众传媒工具进行宣传战、心理战。一方面是为了鼓舞本方的士气,削弱对方的战斗意志；另外也要争取其他国家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增强己方战斗的正义性。信息传播能力已经是当时影响国际竞争的砝码。但是,那时战争频繁激烈,经济、军事实力是最为直接的国力体现,加上信息传播工具还不够先进,信息传播的威力不能充分地发挥,此时信息传播能力只能是一国实力中比较边缘的附属品,还不能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

2.信息传播能力在信息全球化初期已经显示出它在国家实力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战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兴起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传播工具性能大大提高,为大众传媒重要作用的充分发挥准备了物质基础。著名的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他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首次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他认为由于传媒技术的进步,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村庄,人们的信息交流沟通十分便利,信息开始实现全球共享。麦克卢汉的时代,信息全球化尚在雏形,他准确地发现了这个开端和趋势,做出了上述大胆而科学的预见。美苏冷战时期,媒体技术迅速发展,信息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但是,世界上许多地区,信息传播受到重重阻碍,国际信息交流传递并不通畅。美苏两大阵营基本上自成系统。当时信息全球化进程的主力是国际广播、卫星电视等传统新闻媒体,它们不断冲破各种壁垒,向信息封闭地区传递信息。美苏两国当时进行的宣传战既是信息全球化的先声,同时也是信息传播能力作为国家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初步显示。

冷战时期,传媒担当起美苏直接对抗的先锋角色。美国为了对苏联进行了长期的宣传战,加强了对外宣机器的投入。一方面加强美国之音的广播；另一方面先后建立了三个新的国际广播电台:针对东欧的自由欧洲电台、针对苏联的自由电台和美国阵线电台。这些信息传播工具大量报道反映苏东社会阴暗面的新闻,极力攻击苏联东欧的社会制度,积极宣传美国的内外政策以及对世界的特殊使命,不遗余力地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苏联也用电台对西方进行宣传,但投入不足,声音微弱。苏联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干扰电台上,企图通过电波干扰,封锁消息来源来抵消美国的传播攻势。双方的宣传战在某种程度上变成美国的信息渗透能力和苏联的信息封锁能力的较量。最终结果是美国在这场较量中彻底占上风。美国以其强大的宣传攻势淹没了苏联的声音,不但世界舆论倒向美国,连苏联国内舆论也成为美国的俘虏,苏联社会的思想根基随之动摇。按照传统的综合国力分析,拥有广大领土、强大军事力量、一度达到美国80%的工业总产值的苏联在分崩离析的前夜仍然不失为一个超级强国。这个庞大帝国的突然崩溃是绝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没有预料到的。在有关苏联解体原因诸多的解释中,在信息传播能力较量中失败,可以成为其中之一。

3.信息全球化使信息传播能力最终成为国家综合国力新的构成要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世界结束了两极对立局面,大大减少了信息全球化的人为障碍。包括苏联分裂出来的独联体国家和东欧诸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逐步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开始了信息传播领域的开放。信息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迅速普及极大地削减了阻碍信息自由迅速流动的自然物质障碍。互联网的普及是信息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在全球扩散开来。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体必须达到5000万人的使用标准才能被称为大众传媒。达到上述标准,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而互联网只用了5年。互联网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种媒体。政治技术条件的具备使信息全球化空前加深,人类社会开始全面进入信息时代,信息传播能力开始成为国家综合国力新的构成要素。

信息传播能力也成为争夺国际舆论,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领域渗透与反渗透、“攻”与“守”交锋的主要手段。

首先,在“攻”上,信息传播变得非常锐利。在信息封闭的年代,由于各种壁垒的存在,信息传播的作用受到种种限制。信息传播能力弱的国家可以通过设置干扰电台,禁止卫星天线等方法削减信息传播强国的影响；另外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受到传播工具本身特点的束缚。人为的和技术的限制使传播强国的传播优势难以充分发挥。信息全球化的出现使这种壁垒开始削减。互联网突破了技术上的障碍,文字、声音、图像都可通过网络快速廉价地传播。世界各国为了参与全球化进程也不同程度地做了开放,人为障碍也减少很多。信息传播开始解开枷锁,更加充分地发挥它的强大威力。一个国家可以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传播工具更加便利地使其信息进入其他国家,争取、影响、控制该国的舆论；改造该国民众的思想、价值观念、文化传统。

信息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的锐利首先体现在争取和控制他国和世界舆论上。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美国开动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国际互联网等多种媒体为其对南联盟的侵略制造有利的国际舆论,充分施展了传播力量可以颠倒黑白的可怕威力,无中生有地虚构了大量南联盟迫害科索沃阿族人的人权惨案,把赤裸裸的侵略说成是捍卫人权的行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美国传播力量的影响下,对美国的行动表示了理解和支持。拥有强大传播力量的美国霸权使世界各国不但从行动上而且从思想上听从美国的摆布。

信息传播的锐利还体现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上。以美国对我国的传播渗透为例。美国一方面利用我国参与经济、信息全球化的愿望,催促我们扩大开放尤其是传媒、出版等文化领域的开放。另一方面又利用互联网等新工具加大对我国的信息渗透。我国传媒自我采集制造信息能力较低,尤其在国际新闻信息源上高度依赖美国,大部分国际信息都从美国主要媒体、网站、通讯社转载,自己采集制作的很少。同时,大量美国的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书籍等等也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入我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中国大众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美国的文化、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符号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进入了中国的大众传播系统,使中国大众层面的符号环境演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国际符号环境的一部分。”^[5]在国际互联网上,美式英语是通用语言，85%以上的网站使用英文。网上传播的也都是美式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念。西方国家以信息传播形式向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的这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文化渗透,很早就被称为“无硝烟的战争”。在网络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这场“战争”更是愈演愈烈了。对于在信息全球化时代,在通过互联网等传媒手段促使中国“和平演变”的问题上,美国不少领导人都充满信心。克林顿2000年3月8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称,在新世界,自由将通过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传播。他特别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互联网网址增加了3倍以上,从200万增加到900万,今年预计这个数字将超过2000万,我们知道互联网使美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可以想象它可能使中国发生的变化。”当时还未当选的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互联网以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那种方式进入中国,那么自由将迅速地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6]

其次,在“守”上,信息传播成为阻挡他国信息文化侵袭的主要力量。随着信息全球化的扩展,信息传播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迅速发展使信息的控制和封锁变得十分困难而且代价高昂,消极回避的方法已行不通。要阻挡别国的信息侵略和渗透,只能用本国传播力量与他国传播力量进行直接交锋,用一种传播影响来抵消另一种传播的影响。以往在传播上处于守势的国家不得不运用传播力量在高度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等各种媒体上争夺受众的注意力,争夺对社会舆论、思想潮流的主导权。过去,在“攻”上要靠信息传播力量,在“守”上则可以依靠国家故意设置的信息封锁体系。而现在不仅“攻”上要靠信息传播,连防守也要依靠对内的信息传播力量。以传播力量的直接交锋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竞争形式。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传播能力成为关系到国家社会稳定、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维系的重要依靠和保证。

总之,信息传播已成为信息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的重要形式,信息传播能力高低对国家的意义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里再说点题外话。在信息全球化的情况下,信息传播能力本身的内涵也发生一定的改变。传统的宣传媒体对于信息匮乏的封闭社会往往有很大的传播功效。在封闭的缺乏信息源的社会里,官方单纯的灌输式传播足够维持本国社会的舆论、思想稳定,同时外来的宣传也会有良好的效果。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在一个信息流动自由开放的社会却会黯然失色。互联网的兴起敲响了传统宣传媒体的丧钟。互联网作为开放的媒体,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网上信息来源十分广泛,传播异常迅速,各种重大新闻事件的透明度大幅增加。如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成为传播媒体的主要课题。仍以中国为例。中国长期以来被美国大量短波发射机包围,在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加大了对华广播的力度。1996年10月,美国新设立的自由亚洲电台开播,将中国等东亚国家作为其渗透的主要对象国。很长时间内我国不少关心政治的人把国外电台的广播当成重要的信息来源。而随着我国开放步伐的加大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通过国际互联网了解最新的国内外信息。相比之下,传统媒体尤其是宣传性很强的媒体其传播效能受到巨大冲击,美国宣传机器的一味反华言论越来越难以吸引普通中国民众。信息的全球化和多样化使中国人在信息获取方面呈现了选择性、自主性和互动性,而单向的、被动的和无选择的传统新闻宣传和政治传播模式正在孤立于大众的符号环境或全球化的传播体系之外^[7]。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只有传播高质量的信息,摒弃单调的宣传灌输思想,才能进一步增强自身的传播能力,在信息传播的竞争中取胜。

4.中国的信息传播能力

信息传播能力在信息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的信息传播能力现状怎样?

第一,基本状况。中国传统媒体在数量和规模上并不小。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有线和无线电视台3000多座。新华社在海外拥有100多个分社,从布点情况看,已与历史悠久的西方大通讯社差别不大；该社每天用中、英、法、西、俄、阿、葡7种文字24小时不间断地向世界各地播发新闻,日均发稿约50万字。各文种对外广播中发稿量接近西方大通讯社的水平。国家级对外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使用43种语言进行对外宣传,每天播音总时数192小时,规模已位于世界前列。^[8]再看近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2003年1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指出,截至2002年12月31日,我国CN下注册的域名有179544个。上网计算机台数达到2083万台,其中专线上网计算机数403万台,拨号上网计算机数1480万台。统计还显示,到2002年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5910万人,同样的数字2001年7月仅为1700万，1998年更是只有区区100多万。网络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和普及的速度是惊人的。

第二,存在的问题。我国媒体虽然数量上规模上比较大,但思想观念制作水平落后,传媒总体传播能力仍然不高。首先,在传播思想上。我国媒体习惯了长期单调的宣传灌输模式。传播内容枯燥乏味,缺乏生动性和人情味。其次,在信息采集制作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也有很大差距。例如新华社虽然在规模发稿量上和西方主要通讯社接近,在第三世界国家也有一定影响力,但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然有限,采纳新华社稿件的发达国家的媒体很少,比如在美国只有20余家。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于2000年9月25日正式开播,中国电视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频道。有一个关于我国英语媒体传播效果的网上问卷调查从2001年9月21日到2002年2月6日在CCTV—9的网站上进行。在收到的4000多名受众回复中，90%是居住在中国的观众,外国观众只有4%。其中有一半受众几乎每天收看CCTV—9的英语节目,但其主要目的(81%)是学习英语。^[9]另一份有关我国700个媒体网站的调查发现,我国媒体网站页面访问量长期徘徊不前,访问量一般只有10万页次左右,最多的能达到上百万,与CNN、AOL等网站千万页次的访问量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说明我们的信息没能足够地吸引网民。^[10]

第三,机遇与挑战。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中国增强信息传播能力提供了机遇。可以利用互联网信息传播廉价、快捷的特点,加强自己的声音。尽管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媒体的实力有所增强,但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相比,差距是十分巨大的。中国在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力在短时间内很难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互联网是与知识经济密切相关的一种新型媒体,与传统大众传媒不同的是,这种媒体上的较量,知识人才是第一位的,资金投入反而是第二位的。对于我国这样还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来说,大力发展互联网传播是提高信息传播能力的一条捷径。虽然当前我国互联网站的建设还有许多问题,但是在信息传播思想和信息制作水平、传播发布速度等方面已经走在了传统媒体的前面。

当前,中国的传播力量正面临着严峻的国际传播环境的挑战。国际上，“中国威胁论”被炒得沸沸扬扬；妖魔化中国的报道屡见不鲜。在国内,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开放程度的加大,原先的一些信息传播壁垒日益减少,国际传媒登陆中国成为必然。更多的西方文化产品将通过各种现代化传媒进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习惯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信息传播能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抓住新媒体为我们提供的机遇,及时转变传播思想,改进制度,提高传播质量,以应对国际传播力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