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在外交报道上所受到的控制

四、美国媒体在外交报道上所受到的控制、利用和影响

（一）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和利用

新闻媒体在美国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使得各种社会力量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和能量，但同时它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控制、限制、影响，甚至被利用，这一点在外交事务报道上尤为突出。最明显的就是美国政府总是想方设法控制媒体，在与之周旋的同时，形成了一套可以用来对新闻界施加影响的游戏规则，通过调节和控制新闻的质量、数量、流向和导向，使之对外交有利。

1.政府控制着大部分外交事务的消息来源

新闻界十分忌讳充当政府的传声筒，却往往不能摆脱政府消息来源的软性摆布。正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哈佛大学教授罗杰·希尔斯曼所言：“他们想当政府的批评者。他们竭尽全力避免成为政府的工具，但他们明白，白宫、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在利用他们，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官员是他们的消息来源，反过来官员又利用他们的语言把这些消息公之于众。”^[17]

由于总统被认为是外交活动的中心，因此，美国媒体虽然有自身的新闻采访系统和新闻客观性的标准，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政部门才能获得有关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事务的信息。伯纳德—科恩在他的著作《新闻与外交政策》中指出：“新闻越是中立，就越容易被他人利用，尤其为政府官员们利用。这仅仅是由于这些官员在政府中的职位，最终被记者们视为新闻的主要来源。”^[18]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和公开声明等方式左右信息的发布，迫使记者对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之类的机构产生采访和报道上的依赖性。在外交危机期间，新闻界几乎完全依靠行政部门发布的信息。如新闻媒体在报道总统决定对格林纳达、巴拿马和波斯湾这些地方使用武力的消息时，就是如此。

2.政府拥有直接控制媒体的多种手段

（1）发布、透露消息的主要手段

●　总统广播电视讲话；

●　记者招待会：总统、国务卿、国会议员等有此特权；

●　新闻发布会：由白宫新闻秘书和政府各部门发言人主持；

●　单独会见记者，总统和高级官员选择有特殊背景的记

者，提供其发表独家新闻的机会。^[19]

布什上台后，继承了里根时期的新闻政策，他以平易近人的姿态主动接近记者，还时常注意在电视中亮相。而且，就连他的夫人也在白宫举行记者圆桌讨论会，影响很不错。因此，媒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没有什么丑闻可以炒作。而在新闻发布会方面，美国政府也熟谙控制媒体的技巧，他们把记者们分为两类，一类只关心具体政策问题，另一类则注重党派政治。对前者，发言人往往比较客气，并且多给他们提问的机会；而对后者则比较警惕，有意与其拉开距离。

除此之外，政府官员还通过向经过挑选的记者“泄露”机密情报的方式来散播消息。《时代》周刊杂志驻华首席记者吉米·弗罗克鲁说：“美国政府想让媒体为他们说话时，往往是把消息‘泄露’给记者们。”这样做的好处有很多，它比直接生硬地告诉记者显得更有可信度。“泄露”可以提高记者乃至读者、观众对这一消息的兴趣。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说，在白宫，没有什么消息会未经受权就泄露出去，就连他自己“泄露”消息都是故意为之，旨在推动白宫准备执行的政策。奥列沃·诺思在“伊朗门事件”举行听证会期间，虽然指责国会泄露机密，但自己也不时对外透露一些情报，以此来换取公众对里根政府的中美洲政策的支持。赫德里克·史密斯在《权力游戏》一书中指出：“在华尔街将内部消息泄露给外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在华盛顿，这种做法是司空见惯的，只是一种权力游戏。”^[20]向政策的支持者们定期泄露机密情报可以赢得支持者更多的支持。

（2）隐瞒和掩盖消息的主要手段

一是保密制度。

总统以行政命令规定某些材料为政府机密，不得公开。如果国会议员需要了解，则被允许有限地使用。除了以国家安全为由外，总统还可利用行政特权等，拒绝向国会提供某些材料。尽管1966年国会通过的“信息自由法案”以及1974年通过的“补充法案”对政府的保密制度和行政特权作了若干限制，但总统特别指示要保密的那些国防或外交等机密却不在限制之列^[21]。新闻界总是抱怨说，政府官员常常以国家机密为借口，阻止他们去接触公共记录和公共文件。这种知情权和所谓“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外交事务和战争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前面提到的格林纳达入侵就是如此。

二是战时新闻检查制度。

在和平时期，美国政府不得干涉媒体传播新闻和意见的自由，只有在战争情况下，公众和新闻界才接受政府的新闻检查。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总统以行政命令成立公共新闻委员会，由该机构实施新闻检查和战时宣传^[22]。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斯福总统以行政命令成立新闻检查局，并签署战时新闻检查法规。越南战争是个突出的例外，美国始终没有正式宣战，新闻检查制度的实施便缺少法律依据。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检查制度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在战争中。国家安全部门的许多高级官员从越南战争中得出一个教训，那就是必须控制新闻媒体的报道。因此，在入侵格林纳达时，里根政府不允许记者到部队驻地采访，他们的信条是“真实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这样一来，新闻媒体对这次侵略事件的报道只能完全依赖于里根政府所提供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把这次侵略行动说成是为了支持人道主义事业而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就，避而不谈这次行动背后所掩盖的地缘政治的动因，以及地面军事行动的混乱局面^[23]。由于新闻媒体抵制新闻审查制度，政府和媒体之间便达成一种非正式协议，允许“少数新闻记者”在政府进行海外军事干涉时，代表全国新闻媒体，按照严格规定进行随军采访，政府终于向新闻界还以颜色，报了越南战争的一箭之仇。

（3）政府有意笼络新闻媒体——施以胡萝卜

美国历届总统都力图同新闻界头面人物建立个人友谊，对报刊发行人、广播电视业主礼遇不菲，并在媒体内部培植代理人或拉拢部分记者。《纽约时报》的历届发行人都是政府的笼络对象。总统定期邀请记者们到白宫去做客，并经常与他们进行非正式的沟通，以此建立良好的关系，树立良好的形象。

新闻大师李普曼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个公共事务作家不能假装鄙视荣誉，因为它不仅可以满足虚荣心，而且是你去结识你必须要结识的人的唯一办法，只有这样，你才能去认识这个世界。”^[24]通过保持各种联系并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政府官员通常可以从媒体那里获得满意的新闻报道。

（4）政府通过各种法令惩戒媒体——予以大棒

尽管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希望能够“友好”地与大众传播媒体和睦相处，但是几乎每位总统又都会指责媒体“鸡蛋里挑骨头”、“缺乏责任心”和“有破坏性”等等。这就反映出了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的既合作又冲突的关系。就大多数时候而言，美国媒体与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基本保持和睦融洽的关系，但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也会毫不客气地“敲打”新闻界。

在一战期间，国会通过《间谍法》。根据这一法令，发布可能被敌人用来对付美国的信息为犯罪行为。二战期间，一个类似的法案也获得通过。虽然这些法律规范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被废止，但随着冷战和核时代的到来，美国国会又于1950年通过一项新的法案，禁止透露通讯情报或发布有关美国通讯情报活动的机密信息。1986年，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告诉《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全国广播公司，如果他们发表或播出在几次间谍案审讯中泄露的消息，就可能被控有间谍罪^[25]。这是第一次由一名政府官员对新闻媒体发出公然威胁，它向世人表明，间谍罪及叛国罪的指控是一把悬在新闻媒体头上的利剑，稍有不慎，它就有可能落下，将新闻记者置于死地。

（二）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对美国媒体的影响

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动辄自诩为“公正”、“客观”、“自由”的媒体，但事实上，美国的记者们却并非没有主观价值标准。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决定着新闻记者观察世界的能力和角度，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在社会上依照自由—保守的价值观念来判断是非。李普曼早在1922年就断言：“我们不是先认识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再认识。”^[26]记者们无论如何努力地力求客观，仍将受到他们所坚定不移地奉行的民主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这一点毫无疑问地也会在外交事务的报道中表现出来。

在外交事务报道中，美国媒体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色彩比在国内事务报道中更加突出和明显。事实上，批评也好，拥护也罢，美国主流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报道均未超出一个大的框架，那就是冷战思维定势和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这一点在科索沃战争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眼中的世界就一直是以“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间的争斗”来定义的。在每一次外交决策中，美国政府都不可避免地要把对前苏联产生的影响和前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考虑在内，而作为美国外交决策参与者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体当然也无法置身其外。这就决定了所有与冷战有关联的国际性事务必然是美国外交的中心议题，因此也就必然成为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即使是那些对政府的外交决策持批评和反对态度的个别报道，也无法凌驾于这种冷战背景下“大国争霸”的思维框架之上。例如前面讨论过的美国媒体对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批评，就从未对一个更加根本的前提提出过任何疑问，即：越南所处的东南亚是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争霸的必要场所。媒体没有关心，也不可能关心那些被政府视作“与冷战格局无关”的国家和地区，这是由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共同决定的。

如果说冷战是政府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那么对媒体来说，这种思维便是其西方至上的文化价值观的反映，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更具隐蔽性的思维定势。事实上，“帝国主义不仅是一整套经济、政治与军事殖民现象，它同样是一种思维习惯，是欧美发达世界中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与技术领域里”^[27]。当危机发生时，这种思维习惯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时，新闻媒体很容易被“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热情所左右。通常情况下，记者们所扮演的是宣传总统的观点和政策的角色，这就使所谓的“团结在国旗周围”的现象很快地形成。美国媒体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布什政府对此所作出的反应，以及在海湾战争爆发后的相继报道就是对于这一点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事实上，在危机发生期间，新闻媒体通常情况下并不是站在“无派别”的中间立场上传达事实，而是与美国政府及其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倾向且倾向十分明显地报道事态的发展。在这些报道中，媒体不是按照新闻规律的“客观性”要求，去使用那些表明记者不受党派和事件影响的较为中立性的语言，而是使用“我们”和“他们”这样的立场明确的话语。这种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感，加上“必须与国家利益一致”的内在要求，就促成了美国媒体在外交事务报道中的表现，这就是主动而有计划地配合和执行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毫无疑问，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一环，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识”，即主流价值观，也就无法从本质上监督和批评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政策。

综观美国媒体报道与政府外交决策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媒体可以言词尖锐地抨击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可以大张旗鼓地批评政府的外交行为，还可以对政府卷入的某场战争的得失评头论足，但媒体不可能对美国为什么要干涉它国内政，为什么一律敌视那些非西方阵营内的国家等等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有所质疑。因为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两大前提，这就是“东西方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所谓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优越性，这两点已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共识，它于潜移默化间渗透进美国人的头脑中，成为支配和影响他们看待国际事务、思考国际问题的“隐型标尺”。而身为“美国人”或拥有“美国籍”的美国媒体从业人员，当然也不可能逃出这把标尺的左右，势必要受到这种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