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商务管理机构

三、建立商务管理机构

（一）缺少商务管理机构所带来的弊端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凭借殖民主义者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投资设厂，这对中国的商务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并且由于清政府传统上鄙视商人和商务的心理、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及清政府对西方国家的畏惧，使得清政府在维护洋商利益远较维护华商利益得力，这也使华商不能处于同一地位上与洋商进行竞争。同时，华商内部的竞争也使得他们心存芥蒂，不能同声协气，以致外国的经济侵略更甚。郑观应在《商务一》篇中对这种不公平的“商战”状况提出尖锐的指责，他写道：“今官商隔阂，情意不通。官不谙商情，商惮与官接。如何能为之代筹？故来自外洋无关养命之烟、酒、蜜饯、饼饵等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而华商营运赖以养命之米、麦、杂粮等项，经过邻壤外县皆须捐厘，遑问日用之百物。试为援比，大欠均平，皆因秉轴者不肯降气抑志，一经心于商务耳。方今门户洞开，任洋商百万垄断。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就地取材，以免厘税。其成本较土货更轻，诚喧宾夺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我士商若再不猛著先鞭，顾私利而罔远图，存妒心而互相倾轧，徒使洋人节节制胜，中国利源不几尽为所夺耶？我商人生长中土，畏官守法；彼西商薄视华官，不谙外务，反得为所欲为。若华商有交涉之事，华商不惟不能助商，反削之，遏抑之，吁！是诚何心哉？虽然，官不恤商者，固由官制过于尊严，实亦国家立法之未善。纵有亲民之官通识时务者，亦不能破格原情，时与商贾晤对坐谈，俾知商务要领，得以补偏救弊。商务之不能振兴也，良以此耳。”^[48]

郑观应认为清政府没有建立商务管理机构，导致国内商务活动存在这些弊端：1.官商隔阂，官员们不了解商务状况，而普通商人也畏惧和官府交往，致使政府无法对华商的商务活动进行统筹指导；2.对外国进口货物税收优惠，对本国商品征收重税，使中国商人和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利权外流；3.在华商和洋商发生纠纷诉讼之时，政府往往偏颇洋商，华商的合法权利反而受到侵犯；4.清政府官员不能及时与华商沟通，商务也因此不得振兴。

（二）建立商务管理机构的建议

针对上述弊端，郑观应强烈建议清政府完善商务立法，依法在中央成立商部，在地方设立商务局、商务分局作为管理华商商务的专门机构，其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在中央设立商部，郑观应主张，“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抚大臣果能上体宸衷，下体商情，莫若奏请朝廷增设商部”^[49]，“必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50]。郑观应建议清政府学习英国，在传统的中央六部外，增设商部，其主要职能乃是管理与通商有关的事宜。

其次，商部须“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语言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51]。商部的首脑必须是熟悉内外商务情况，并且有出洋经历，了解中、西语言文字的大臣。

再次，在地方各省设立商务总局，省内设商务分局。“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总局设于省会，分局即令各处行商则地自设”^[52]。郑观应建议清政府应当批准各省设立商务总局，其办公处所设在省会。省内可由各处行商自行成立商务分局。

最后，在地方商务局的办事程序上，“总局则令各处行商，每年公举老成练达有声望之殷商一人为总办。由总办聘一公正廉明熟识商务之绅士常川住局，一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随时保护”。^[53]郑观应建议由地方商务总局督促各处行商每年公开选举为人老练、信誉良好并且经济实力雄厚的一名商人作为代表他们的“总办”，由这名总办聘请一个“公正廉明熟识商务”的绅士常驻地方商务局，当此名绅士要求与商务总局官员面谈各处商务状况时，地方商务总局应当准许，并且随时保护他们的这一权利，“如有要务，亦准其径达商部大臣代奏，请旨准行”。^[54]郑观应进一步主张在商事法律中规定，若有紧急情况，应当允许总办所聘请的绅士直接向商部大臣汇报，并由商部大臣代为向皇帝上奏，由皇帝根据上奏做出最终决定。

郑观应认为清政府如果能制定商法，并在其中对建立商部、商务局的事项作出相应规定，“则胥吏无阻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厘剔弊端，百废可举。商人亦得仿照西例，承办要务，必将争自濯磨……上以仰承国家之要需，下以杜外洋之卮漏。安见商富而国不富耶？”^[55]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近代商人，郑观应鼓吹国内民族资本积极开展“商战”，以阻止中国“利权”外流，实现国家富强。为了更好地保商卫民，郑观应强烈呼吁清政府尽快制定商律，引进西方近代公司制度，设立商务管理机构，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呼声，对于促进清末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郑观应的这些主张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他并没有非常清楚地认识近代公司和商务管理机构之间的区别，而仅仅简单地认为“由官设立办国事者谓之局，由绅商设立为商贾事者谓之公司”^[56]；他自己并没有多少关于商律的具体论述，而主要是引用外国人士所辑录的英国公司法，等等。这些理论上的缺陷都反映了郑观应商事法律思想的不完善之处，也反映了他在对近代西方商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上的不成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