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让行为人承担责任
让行为人承担责任，这既是正义的要求，也是威慑的组成部分。虽然美国国会在1994年通过立法，要求美国法院对酷刑行为进行管辖，但没有人因此而在美国受到刑事追诉。[112]为了逃避责任，很多人也在美国申请避难，理由是自己曾经参与某个团体，可能会遭受迫害。因此，基于惩罚与犯罪的严重性不相称，这些民事案件就成了生还者可以获得的唯一救济。这些案件揭露了侵权人的行为并给他们带来困境，也可能限制他们的事业、工作。至少，被告的生活受到了干扰，他们被迫去抗辩诉讼或者接受缺席判决。在《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诉讼中的个人被告，只有少部分继续留在美国。[113]
从正义与责任中心以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the U.S.Bureau of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前身是移民与归化署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的资料可以看出，大约有数百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人居住在美国，而且还有数十名位高权重的行为人每年都访问美国，他们来自于70多个国家。[114]其中，只有少数人被驱逐，而且有近一半的是海地人。[115]
在18起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案件中，1人被驱逐、1人被剥夺国籍、1人被引渡、1人死亡、10人离开美国后再也没返回(还包括5名已经在美国定居的人)、[116]只有4人仍然留在美国，而且也面临被驱逐。[117]这18起案件威慑了许多侵犯人权的行为人来到美国。
被告即使能返回母国，其在美国的诉讼也是永久宣告其侵犯人权行为的可耻，至少让那些侵害人不能在美国旅游、不能在美国探亲、获得教育机会、医疗服务、休假。例如，危地马拉前将军Hector Gramajo在被送达后，立即返回危地马拉，而其美国签证也被撤销，所在的政党亦决定不支持提名其为总统候选人。[118]另外，印度尼西亚将军Johny Lumintang的事业也因《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诉讼而大受影响，美国法院于2001年作出缺席判决，要求他对1999年东帝汶全民公决时所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负责。[119]在该诉讼后，Lumintang再也没有访问过美国。
在美国联邦法院判决要求Kelbessa Negewo对发生在埃塞尔比亚的酷刑行为承担责任后失去了好几份工作，而且加入美国国籍的申请也因在该民事诉讼中所提交的证据而被拒绝。[120]此外，还有人因害怕《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诉讼而没有参与运动会的。[12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