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名人故居为何遭到毁灭性破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发祥地,至今遗存有辛亥名人石瑛的故居。 然而,就是这个湖北省境内仅存的一所名人故居,因武汉市规划局一纸拆迁令下,被武昌区房地产公司当作危房来拆除,那么结果如何？

2002年10月30日,辛亥革命老人石瑛在武汉市武昌三义村的故居,因城市规划局一纸拆迁令,被武昌区房地产公司拆掉了一个角落。 情急之下,石瑛的后裔向省、市文物部门及武昌区政府报告了情况,武昌区区长罗长刚于31日迅速作出批示：“停止对石瑛故居的一切拆迁行为。”湖北省、武汉市文物部门在得知故居被毁后,也当即赶赴现场,提出立即停止拆除。 但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区长紧急喊停,文物部门一再制止,11月2日到5日,开发商却突击组织民工数十名,在短短几天之内,迅速把故居前栋约150平方米的屋顶掀掉,拆除了红瓦和木椽,劈毁壁柜,毁掉部分院墙,故居二楼以上全都被拆完！故居一楼房间的墙上也被打出很多大洞,被人为灌水冲泡破坏,如今的石瑛故居已是矢溺遍地,满目疮痍。

石瑛,湖北阳新（现为通山）县人。1878年出生,1943年逝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是同盟会旅欧支部的创建人和负责人。 作为国民党元老,石瑛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一道积极推动两次国共合作,历任孙中山机要秘书,国民党第一、第四、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省、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等要职。 据有关史料记载,石瑛先生身怀国家民族观念,为官清正廉洁,一生为救国、兴国作出重要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 位于武昌三义村的石瑛故居是湖北省境内仅有的一所辛亥名人故居。

石瑛故居被毁一事在武汉市引起强烈反响,石瑛老人家乡咸宁市通山县的父老乡亲对故居被毁更是深感震惊、痛心和愤怒。

三义村村民熊照光、武汉居民周青安这样向记者介绍——

熊：住在这里有个名人故居,我们邻居感到很光荣,现在突然把它给毁掉了,住在这里好像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还是应该保护好。

周： 对建筑开发商破坏石瑛故居我们市民感到很气愤,开发商完全只看到几个臭钱,你应该首先请求文物部门的批准,同意拆才能拆,这样搞完全是一种破坏。

这起事件在社会上也引起广泛讨论——

湖北咸宁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余春树： 石瑛故居被毁,我们作为石瑛先生家乡的人民群众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特别是在国家文物保护法公布以后,武昌区有关部门仍然我行我素,这一点我在感情方面是很难通过的。武昌区一面大打辛亥文化品牌,一面却人为拆毁名人故居,这一点很多群众不能理解。 为什么开发商如此胆大？ 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石瑛老人的长孙、武汉理工大学的石聿俊副教授：我祖父的这个故居被毁,我认为是武昌区房地产开发商置市、区有关领导的指示和省市文物部门的意见于不顾。 王立副区长采取种种拖延的借口不到现场来制止,任凭开发商居然把这个故居拆毁了。 ”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通山调研，图 （左一） 为县委书记、现任省林业厅厅长刘新池。

石瑛故居被毁事件发生以后,湖北省及武汉市领导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省委副书记杨永良,武汉市委书记陈训秋，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武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代重，市委副书记殷增涛等曾先后多次批示,要求武汉市规划局、房产部门和武昌区政府保护好石瑛故居,不能再继续对故居进行破坏。 武汉市文化局曾两次向市政府递交关于石瑛故居保护问题的报告,省文物局还专门以（2002）97号文签发通知,要求武汉市文化局会同武昌区政府迅速组建维护、保护机构,立即对故居进行复原维修。 但遗憾的是,开发商竟置若罔闻,不但指使民工继续住在故居里面,还把拆卸下来的建材和构件倒卖出去。

李宪生同志接受作者专访。 （谭仁杰 摄）

那么武昌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为什么有禁不止、有令不行呢？记者采访了武昌房地产公司三义村危房改造项目部经理邵润生。

记者：你在拆迁之前知不知道这是文物？

邵：不知道,市政府都不知道！ 我们拆房子时他没说是文物,我们进场时也没说是文物,等拆迁户全部搬走了他才说是文物。 因为我依法拆除在前,你发现文物在后,不是我造成的,是你造成的。 你40年没有说是文物,为什么现在说是文物？我如果现在不危改,你不仍然发现不了？况且,我在接到罗长刚的批示以后,11月1日就停止了。

事实上,在武昌区区长罗长刚作出批示以后,开发商的拆毁行动只在11月1日停了一天,而对故居毁灭性的破坏则是从11月2日开始的。 对于这一点,邵润生经理的解释是：

邵： 因为我是项目执行负责人,事隔3天才知道区长有过批示。 等我接到批示,故居的屋顶、墙体都已经拆完了,这不能怪我们。

邵润生经理的解释让我们越听越糊涂,这位拆迁大员一会儿说是收到罗区长的批示后在11月1日就停止拆迁,一会儿又说他是在3天之后才看到批示的,因为批示被耽搁了,没有让他及时看到,所以故居在11月2日到5日被拆毁,不能怪他们。

那么,武昌区罗长刚的批示到底是不是被耽搁了呢？为寻求答案,记者打电话给武昌区房地产公司何敦焱经理询问时,何经理立刻表示拒绝回答,并甩下一句“这个事和我不相干”就把电话挂了。

随后,记者又赶往武昌区政府找到分管城建的副区长王立,但当记者刚一打开采访机时,王立副区长也马上表示：他拒绝录音。

王：如果要录音我就不能讲话了。

在记者关闭采访机后,王立告诉记者,罗区长当时的确是作了批示的,他们也见到了,但他认为只有领导批示不足以证明那栋房子就是文物。 这位王副区长还一再向记者强调一句话：“是罗长刚的批示大,还是法规大”？他所说的法规是指武汉市规划局下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 这时,旁边的邵润生经理也情绪异常激动起来：“房屋拆迁许可证是国家权威部门拿来的东西,不按照许可证办事那不是太邪门了吗？！ ”

由此看来,批示倒并没有被耽搁,只是在王副区长和邵经理眼中,批示同拆迁许可证比起来还不够大,而且也不足以证明那栋老房子是文物。的确,石瑛故居是在武昌区房地产公司进行拆迁的过程中被发现的。 在拆迁之前,石瑛故居并没有被武汉市文物部门发现,也没有被列为文物和文化保护单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刚刚出台的《文物保护法》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在进行建设工程或在农业生产中,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文物都应当予以保护。 即便像他们所说的,区长的批示同拆迁许可证比起来还不够大,那么,当国家文物保护大法与一个部门的房屋拆迁令相碰撞的时候,孰重孰轻,我想就再清楚不过了。 当记者依据文物保护法同王立副区长据理力争之后,王副区长才勉强承认石瑛故居被拆毁与他们重视不够、没有采取强制手段有关系。

拆迁工程的主要负责人邵润生经理在拆毁石瑛故居期间的所思所想,倒真能说明他们的确对省市领导批示以及各界反映很不重视。

邵：那几天,什么教授、记者好多人,车水马龙地往那里跑。 我当时很镇定,那不行,我是依法拆迁。我不能听你这个说,那个说,哪有这个道理？！ 莫名其妙！说什么辛亥老人故居被毁了,莫名其妙！40多年没有人说是文物,现在说是文物,哪有这个道理？！

对于邵润生的这么多个“莫名其妙”,许多著名的房产商倒不以为然。

武汉新世界康居公司的董事长刘光本[1]： 不是文物滥保护,是无知的表现；认定文物滥拆迁是践踏文明,是对优秀历史文化的破坏。 当然不可否认,在旧城改造中,如果已经规划拆迁的,现在要重新调整计划,势必影响开发商利益,开发商虽说有拆迁令在手,但叫停不停,足不可取。

刘光本董事长。

武汉安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王波：明知是有待鉴定的文物,领导又批示保护,还要执意拆迁,显然是知错犯错。人类的进步,总是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建筑作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尺度上外化的物质反映,是社会文化历史的折射。 石瑛老人故居中西合璧,同它的社会变革是同步的,是建筑佳品,值得好好保护。

王波还建议,今后在规划和建设当中,增加一个人文资源调研的环节,避免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在湖北省上下闹得沸沸扬扬的石瑛故居被毁事件,历经3个多月后的今天,终于有了处理结果。据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高丹彦透露,武汉市政府在2002年12月专题会议纪要的基础上,已于近日作出决定。

一、由武汉市文化局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办理申报石瑛故居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关手续,然后向社会予以公布。

二、由武昌区尽快拿出在原地恢复石瑛故居原貌的修复保护方案,报市文物、规划部门审批。

三、资金问题由武昌区政府筹措解决,不足部分由市文化局补助。

辛亥革命名人故居被毁事件发展到今天似乎接近尾声,它却给人们留下了长久的思索。 武汉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处处有宝藏的地方,它需要我们不断去认识、去发现。 只要认识到它的价值所在,才会更加珍惜它、热爱它、建设它；只要把这些资源当作我们可资开发的资源,而不是当作包袱、甚至是累赘,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既现代化、又充满个性,且富有无穷魅力的城市。

谈起石瑛故居拆毁事件,全国著名文物专家,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谭维四颇有感慨。

谭：如果要追究,我们当地的政府、文物规划部门工作没做好,没有把石瑛故居公布,这已经是很遗憾的事情。 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不论是在拆迁的过程中,还是在大规模的修公路、修铁路、修水库的建设工程中,凡是发现文物的都要保护,不管它是不是被列入文化保护单位,都要保护。不能因为没有列入保护单位就可以一意孤行,那你把国家文物保护法置于何处？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房地产业的兴起,武汉被拆除的名人故居并非石瑛故居这一处。 如武昌项英故居、恽代英故居，汉口的施洋烈士故居,还有武汉市政府公布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如武昌刘佐龙官邸、夏斗寅别墅、三佛阁山门等,以及没有公布为文物保护对象的,如武昌的圣多默教堂、 龙华寺等等。 就在这一次次人为的毁坏中,历史文化名城的组成元素正在迅速消失。 一个个珍贵的文物被毁了,而有关的责任人是否都得到了应有处罚呢？ 寻找那些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遗存,并将其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是否在加紧、细致的进行呢？ 如果没有的话,这恐怕才是文物被毁事件屡禁不止的原因所在吧！

（2003年2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报摘》、《新闻纵横》,合作者：《新京报》危剑侠。 获2003年度湖北新闻奖二等奖， 2004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新闻获奖作品选》收录）

赏 析 质疑是一种力量

重建修复后的石瑛故居。

每种职业都有着属于这一职业特有的魅力,以及能够将这种魅力外化的基本素养。 记者的魅力是什么？其外化的基本素养又是什么？这或许是一个根本找不到标准答案的命题。 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播出的《辛亥名人故居为何遭到毁灭性破坏》,就给出了一个说法：记者的魅力在于自己的职业能够成为推动社会不断前行的力量,而让这种魅力外化的素养则是 ——质疑。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和房地产的兴起,武汉市被拆除的历史建筑呈上升态势。 一座没有历史建筑的城市,难以承载或延续一个民族发展脉络的重任,无论如何也不能冠之以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武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重要价值,就保护近现代历史建筑而言,责无旁贷。 但是, 《事事关心》记者的报道却告诉我们：倘若武汉再不遏制破坏历史建筑的势头,那么其历史文化名城的组成元素将迅速消失。 记者这当头一喝从何而来？ 来自质疑。

《辛亥名人故居为何遭到毁灭性破坏》报道不过10余分钟,但处处充满着记者的一种质疑精神。

“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发祥地,至今已遗存有辛亥名人石瑛的故居。然而,就是这个湖北省境内仅存的一所名人故居,因武汉市规划局一纸拆迁令下,被武昌区房地产公司当做危房来拆除,那么结果如何”？

从这段导语中人们知道,《事事关心》之所以要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是因为记者首先发现了实践中那些值得深深怀疑的问题 ——一个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历史名人建筑,规划部门为什么要把它列为危房拆除并用于开发？而这显然是一个注定会引发连锁反应的事件,记者怀疑一系列的反应背后定有隐情。

跟随记者的脚步,受众果然在记者一个又一个质疑的发问声中开始进入思考状态 ——

武昌区区长批示停止一切拆迁行为,文物部门一再出面制止破坏,但是,开发商却突然加快了拆迁的速度,仅仅几天时间里,石瑛的故居已经满目疮痍。 这是为什么？难道开发商拆迁之中没有发现是文物？还是开发商明知是破坏、故意而为之？

采访在这样的质疑中继续。 受众从记者的报道中,得知开发商对石瑛故居是不是文物的问题顾左右而言他,不是搪塞就是抖狠,这越发激起了记者更深层次的质疑： 到底是谁让开发商如此无视文物部门和政府主要领导的一再劝阻？《文物保护法》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开发商对文物是漠视还是无知？ 历史文物怎样才能够在城市规划中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如此严重破坏历史建筑的事件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存在？我们又该如何从体制上避免它的重演？ 记者的质疑没有停止,追问没有停止,探访更没有停止。

应当说,正是这一系列的质疑,使得整个报道占有了充分而丰富的新闻素材,真正做到用事实说话。 读完这组报道,你会有一种力量在升腾；作为历史的后人,我们再也不能对此类事件漠然以对、熟视无睹了！ 从报道效果来看,它直接促使湖北省和武汉市出台了保护历史建筑的相关规程。尽管人们对石瑛故居的被毁有着刻骨的痛憾,但是,通过报道以及之后湖北省和武汉市做出的一系列回应,至少让人们看到了今后阻止此类事件发生的希望,这种社会推动力的源泉,理所当然的是记者的质疑。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没有质疑,就不会有细致深入的采访,哪怕是正面报道也应如此；

——质疑是记者获取智慧和勇气的基本素质；

——只有具备了质疑精神,记者的报道才能准确地提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如果失去了质疑,记者的职业将一片苍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记者的职业,注定并必须拥有质疑精神！

马克思的座右铭只有四个字：怀疑一切。 正是这可贵的质疑精神,造就了一座人类思想的巅峰。 但愿每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同仁都能从这四个字中悟到一点什么。

（原载2004年2期《楚天新闻人》,作者李筠，系媒体资深人士）

[1]研究生毕业的刘光本,曾在解放军军委工程兵部队度过军旅生涯,到地方后一直从事工程建设管理。1985年至今,历任武汉市江汉区城建委主任、武汉广顺集团总经理、武汉市城市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武汉新世界康居发展公司董事长。社会兼职：湖北省房地产协会会长。先后荣膺2001年“湖北经济十大风云人物”、2002年“中国楼市推动力人物”、2003年“武汉市十大风云人物”、2004年“影响中国房地产100位企业家”、2005年“武汉市十大新闻人物”、2008年“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2009年“建国60周年功勋湖北1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