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

一方面，传媒与社会的联系决定了传媒社会责任的无限性；另一方面，传媒力量和活动范围的有限性决定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有限性。这一对统一关系也可描述为传媒社会责任的无条件性与有条件性的统一。

传媒社会责任的无限性源于传媒与社会联系的广泛性。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传媒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人们用“媒介化生存”来形容大众传媒与现代生活唇齿相依的关系。“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曾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有人说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世界，大众传媒创造了第二个世界。还有人断言：今后只有一种文化，即大众传媒文化。”^[39]在媒介化的世界里，一方面是各种媒介所提供的信息量剧增，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各种细枝末节，都可能成为媒介猎取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大众媒介汲取的信息比重日益增加，“媒介现实”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来源。媒介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施拉姆说：“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40]作为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工具、现代社会的黏合剂，传媒要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促进社会整合、引导社会发展，其社会责任可以说是无限的。

与此同时，作为具体的传媒组织总是处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中的，由于受到这样那样条件的限制，其发挥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边界。因此，其社会责任也是有限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众传媒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论是从业者的认知能力，还是传媒机构的传播能力，都存在一定的边界，因此传媒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悉究本末。在传播中总是有所取舍，这决定了其只能对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负责。二是传媒活动存在着一定的负外部性。比如媒体对犯罪新闻的报道，初衷是对潜在犯罪者示以警戒和震慑、对管理者起警示作用、满足公众知情权，但报道有时却产生了“媒体示范效应”。本想负责却产生了反作用，信息传播中的这种外溢因素使传媒不可能无限担负起社会责任。三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导致媒体不能自主行动。如在有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政策的原因，传媒对突发事件或其他负面消息不能自主报道，出现失语症，没能担负起社会预警者的责任。这种情况下失责，责任当然不在媒体，但传媒担负社会责任受限却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