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如何全球传播

冷战之后，各种超越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力量迅速发展，使得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越来越无法全面地涵盖和解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各种传播现象，国际传播的分析框架逐渐为新出现的全球传播理论所替代。全球传播视野的出现与两种全球性社会力量的崛起有密切的联系，它们的发展规模跨越了国家的边界，其社会行动也逐步超出国家控制的范围，逐渐成为与传统的国家平行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甚至分庭抗礼的社会组织。它们对传播资源的使用模式和传播内容的生产也与由国家目标所主导的传播活动有了很大的区别。

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全球性的力量就是跨国公司。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组织单位。在公司发展的初期，需要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确认和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统一市场、建立法律、维护秩序、协调阶级关系，甚至动用武力来保护公司的海外利益。在这个时期，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利益基本一致，民族国家成为公司行为的规范者和推动者。冷战的政治壁垒消失之后，公司成为最积极冲破国家边界的行动者。虽然公司的全球扩张和经济生产的全球分工在殖民主义时期就已经存在，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公司布局与国家控制和国家利益产生了脱节⁽²⁴⁾。公司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安排生产要素、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这就与国家希望保持自身在生产链条中的优势地位、保护本国国民利益的目标产生了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发源于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进行海外扩张，将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乃至一部分高技术产业从欧美母国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方面配合了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却削弱了民族国家对经济结构的统筹配置和对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进行规范和限制的力量，并以其经济实力成为左右国家政策和法律最重要的利益集团。传播机构和文化工业是跨国公司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传播集团所生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越来越与其所属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无关，与其所在社会的公众辩论与公共舆论脱节，成为在全球传播个人主义和消费文化、推广跨国公司产品的商业平台⁽²⁵⁾。以广告为基本盈利模式的全球媒体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依存关系越来越紧密，民族国家早已不是其忠诚的首要对象。公司的社会与政治议程和商业文化产品的全球营销成为全球媒体最核心的传播主旨。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传媒所有权规定的放松，传媒企业为了追求规模经济在全球兴起了兼并狂潮，全球媒体的垄断程度不断加深。由于传媒公司日益成为跨国、跨行业的巨型综合企业的一部分，国家对媒体的影响力和约束力逐步减弱。而大型媒体集团作为重要的跨国企业，反而对国际秩序、国家政策、社会舆论以及各国的精英集团拥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商业媒体与跨国公司一起，成为一股新崛起的、相对独立的、具有既定议程的全球性力量，与传统的国家形成相互配合、相互牵制、相互竞争的多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