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观念与音乐生活

任何一门艺术门类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一定是和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紧密联系并反映社会发展的。流行音乐更是如此。流行音乐的发展只是近一百年来的事情，这是因为流行音乐的出现和发展，必须具备整体社会文化的充分条件，同时也需要等待音乐本身的自我改革和自我超越达到一定的程度。

流行音乐与当代音乐生活、音乐观念之间，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流行音乐之所以得以流行，是当下音乐生活或者音乐观念的一种反映，或者说是当代音乐生活和音乐观念下的产物。同时，流行音乐的产生也改变着当下音乐生活的方式和音乐观念。

一、音乐的社会成因观

关于音乐和社会的关系的论述，在西方，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19世纪以前，西方人对音乐从何而来、又向何处而去的问题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音乐来自于社会和社会中人的情感;音乐又作用于社会，作于社会人的情感。这就构成了他们的音乐社会观的两个方面。社会生活对音乐的影响反映了音乐的成因。按照音乐社会学的观点，音乐的产生有着内在的他律的成因，也即音乐的社会成因。很多学者把社会和音乐看成是一对永恒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德国学者康拉德·伯默(Konrad Boehmer)、美国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德国学者恩格尔(Hans Engel)、德国学者鲁门赫勒(Rummenhoeller)、匈裔德国学者克奈夫(Tibor Kneif)等认为，因为有了社会和社会的变化，所以才有音乐的一切。以社会基础作为思想动机来解释音乐、认识音乐的这种对象观的思想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韦伯的有关见解。奥地利音乐学者布劳考普夫(KurtBlaukopf)在一本书中写道:“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基本思想，……明确地把音乐行为理解为社会行为，并且由此解释音乐行为过程的原因。”韦伯的音乐社会学对象观对布劳考普夫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

布劳考普夫坚持认为，要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音乐与音乐活动。德国学者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的音乐社会观独特而又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他站在社会成因观的立场，认为音乐表现社会越深刻，就越不回避社会的指向。

在中国先秦时期，虢文公认为的“以音律省土风”的“省风”观以及音乐“媚于神而和于民”(见《国语·周语上》)的言论、众仲的“行风”学说(见《左传·隐公五年》)、郤缺的“无礼不乐，所由叛也”的论断(见《左传·文公七年》)以及伶州鸠的“天人合一”“省风作乐”“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思想(见《国语·周语下》)、师旷的“新声兆衰”判断(见《国语·晋语十四》)等，均表现出人们对音乐与社会相联系这一规律的认识。他们认为的音乐来自“六气”“五行”以及音乐受制约于政治、经济、阶级、礼、德，实质已初步看出了音乐是人们社会互动的精神产物;而他们认为的音乐“媚于神而和于民”，可“行风”“宣气”“耀德”“协于天地之性”以及音乐对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的能动作用，说明人们又观察出音乐所具备的社会功能。

在孔子之后的时期，在儒、墨、道、法等诸家活跃的音乐美学思想中，能发现人们明确而系统的音乐社会观。尽管有的观点针锋相对，但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音乐社会观念的考察与发现。如《孝经·广要道》引述孔子的话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认为，音乐具有改造不良社会风气、改变社会陈规陋俗的作用。音乐对社会的风气、人的道德修养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因为，音乐还进一步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性质。

从这些观点中，我们可以基本看到中国古人们在音乐认识主题中对关于音乐从何处而来，又向何处而去的本质问题的思考。其他，如孔子的“光观群怨”、庄子的“奏之以人，征之以天”、《吕氏春秋》中的“世浊则礼繁而乐淫”、董仲舒的“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阮籍对“淫声”社会根源的论述、李开先的“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等观点，表现出历代人们已经注意到音乐的社会来源问题、音乐对社会风俗的反映问题;而孔子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墨子的“为乐非也”、庄子的“乐也者，始于惧，愚故道”、荀子的“奸声—正声”感人论、贾谊的“教之以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司马迁的“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阮籍的“乐法不修，淫声遂起”、汪烜的“声与政通，一感一应，祸福应之”等观点，又表现出历代人们在注意音乐的社会来源、音乐的社会风俗反映问题的同时，又在观察音乐和社会联系的另一个侧面——音乐的社会作用、音乐的社会功能问题。人们在对音乐和社会关系的认识中，均以音乐和社会这两方面的关系为主。人们对这两方面关系的认识，已成为了中国古代音乐社会观的主流部分。

音乐的社会成因观是从一个角度解释了音乐和社会的关系。这种观念使学者们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研究音乐是如何在社会中产生，又如何影响社会的。他们的研究具有合理性、时代性和进步性。但是，当我们来到音乐传播、音乐物质基础和社会商品经济高速度发展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时，社会音乐生活的方式、音乐的社会运动规律出现了新的变化。此刻，传统的成因观、作用观和传统的音乐社会学研习方式很难清晰地研究音乐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中的音乐问题。

二、流行音乐的社会成因观

一些学者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流行音乐的问题。比如，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认为，城市化运动推动了乡村传统音乐文化的城市化流动，也在城市环境中，产生了与城市经济、科技政治、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网络相适应的城市音乐文化活动。内特尔站在音乐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城市的音乐文化生活，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研究看到城市音乐文化活动和传统的(乡村的)音乐文化活动之间的区别。

流行音乐显然在城市的音乐文化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流行音乐是城市音乐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城市音乐文化的主流，并以某种潜在的方式，改变着乡村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运动进程的发展，中国的乡村脱离了原有的传统形态，迅速地城市化。这种城市化进程，使原有的村镇(乡村)从外在形式(物质层面)上看，具备了城市的特征，比如城市化的生活环境、经济交往、社会结构等，但是，原有村镇(乡村)的传统文化内核(精神层面)并不像其外在形式(物质层面)那样迅速激烈地改变。虽然这些文化内核无法保留其原有的形态，但在改变的速度上远远跟不上物质层面的改变。所以，在现有中国的城市当中，或多或少遗留了中国传统精神生活和文化内核，这一点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中也得到体现，从大的方面来看，包括了音乐风格、音响特质、音乐语境等，从小的方面来看，则包括了音乐体裁、音乐表现内容和音乐素材的使用等。

另一方面，文化的融合也是影响流行音乐面貌的原因。城市中聚集着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这些移民身上原本具有的文化烙印不会在短期消失，这些文化烙印使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在音乐的爱好和选择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状态，也使得城市中的流行音乐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状态。流行音乐文化正是由大量各种风格迥异的音乐所构成的，包括西方流行音乐、西方古典音乐、港台音乐、传入城市的各类乡村民间音乐等。虽然人人都有自己特定的音乐爱好，但大家可以接触到所有的音乐种类。很多音乐取材于其他音乐，或者说各种音乐内部是互相影响的(主要体现为流行音乐体裁风格的混合)，因此，在具有共性特征的单一环境中的不同人群及其音乐，其生存与相互影响成为了高速现代化背景下的城市流行音乐文化的特色。

再有，社会转型也是流行音乐发达的重要原因。流行音乐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化民俗现象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每每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和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世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会出现世俗化倾向与解神圣化倾向(不管是政治的、文化的，还是意识形态的神圣)。在世界范围内，同样可以说，任何一个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度也都会相应地伴随着文化世俗化的转型，其中反映世俗精神的“俗乐”的兴起，即是一个晴雨表。

音乐的精神在音乐整体结构中属于较高的层次，它是音乐作品所容纳哲学内涵的体现，它代表着音乐的内在价值意义。通常所讲的音乐的向心力、凝聚力，就是指音乐精神的功能价值。由于音乐艺术在本质上与一个民族所处的时代，以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共同心理紧密相连，标志着大众对音乐文化价值的审美取向，因而成为民族时代精神与民众自我意识的集中反映。

又由于音乐的内在力量是一种情感价值，是在情感领域内表现出对人的抚慰与关怀，因此，音乐的精神领域还表现为广义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原则。现代流行音乐的世俗精神表现在艺术精神上，就是作者或作品一般不追求思想上的英雄性、理想化和崇高目标，转而追求简单的娱乐性和消遣性，也就是淡化音乐对深刻思想的追求，转而注重大众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趣味。它不以生活的超越为归旨，而是以世俗的娱乐消遣为旨趣。音乐审视社会生活的角度向普通平民转移，音乐的审美趣味向大众的世俗面靠拢。

以上论述的是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对流行音乐的影响。那么，流行音乐如何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三、流行音乐与社会生活

我们知道，音乐的社会功能大致可以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听众对社会现实和艺术家本人的认识作用;其二，对社会听众的情感道德伦理方面的作用;其三，对社会听众在身心愉悦、性情陶冶、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方面的作用。

流行音乐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哲学思潮产生。当代哲学思潮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哲学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日益失去其纯正的性质，而趋于世俗化、生活化和感性化，表现出崇实、尚用、拜物的倾向。它已进入到人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关乎人们的日常琐事。实用主义已成为当代哲学的主流。在实用主义哲学看来，“有用”高于一切，这种“用”通常是与眼前利益得失、现实目的相关联。毫无疑问，实用主义自然也成为了当代流行音乐世俗精神的哲学基础。在一些人看来，当代中国严肃音乐(可以理解为，官方或非流行音乐界所倡导的流行)丧失了原有的权威，不再拥有整合社会秩序、引导大众构建精神价值的功能，而这就是当代中国哲学思潮在流行音乐中的世俗精神的反映。

21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则是对于世俗化及人的非神圣思潮的直接回应。在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的精神世界的世俗化过程中，必然凸显出大众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上追求享乐的强烈欲望，必然引发文化活动解神圣化后的多元化、商品化、消费化的趋势;音乐艺术也将对人的世俗欲望予以肯定地回答。音乐艺术对世俗现实的趋同和体认，必然使之由解构现实变为点缀现实，由诗意的观照变为沉溺日常，由理性思考变为赞美世俗。作曲家以身边俗人之乐为乐、之苦为苦。

在流行音乐中，以认同世俗并向世俗靠拢的创作观念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一些流行音乐作品表现出玩音乐、玩人生的内容特征，调侃与嬉戏、幽默与诙谐的作品风格;甚或以嘲讽与调笑的姿态对待一切正统甚至自己。这些作品怀疑一切价值，嘲笑一切追求，视一切都是百无聊赖后的游戏，展示的是“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这种玩音乐、玩人生的作品，即是对政治文化的专制主义的一种解构，是以游戏人生的方式来躲避崇高。它采取的是一种自我放松、自我调节的“寻乐”之道，而这种“寻乐”正是民众内心的精神寄托、民俗文化的精神内核。这场音乐文化的世俗化大潮，不仅强大到令许多学院派也心驰神往，而且也以玩世不恭的“痞子”姿态消解了“启蒙”的沉重、“传统”的庄严。因此，有必要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的精神世界世俗化是与流行音乐所存在的值得警惕的误区有关联的。

很显然，世俗化绝不只是商业化、市场化，更不是游戏化、痞子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滑头主义、精神侏儒化的同义语，它实际上应当包含新道德、新规范和新价值的构建。

当代流行音乐对于世俗的现实只有认同，没有拒绝;只有服从，没有挑战;只有将就，没有否定。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理想、没有超越甚至没有思想的音乐时代。音乐不再思考、不再探索，也不再发现。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一边努力使自己与世俗的现实浑然一体，一边又营造出一种双向接纳、相安无事的世俗现实。

鲁迅先生说过:“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流行音乐所出现的媚俗、趋俗现象，是市场经济大潮带来创作主体精神境界的滑坡，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必然结果。因此，要转变这种现象，必须从净化作者心灵和提高其艺术修养入手，使流行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能够真正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人的感官刺激。要让大众在健康的民俗氛围中自觉地欣赏音乐，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续写新的娱乐民俗。

流行音乐同样改变着当下的音乐社会生活。随着城市的迅速崛起，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快速地影响城市的生活方式。

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被迅速而极大地满足着，随之而来的是百姓迅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参与由各类传播媒体所带来的传播行为已成为现代社会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存手段。与此同时，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和精神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常见方式，音乐艺术越来越明显地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百姓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诉求点，并影响着媒介的发展和受众的心理。尤其是现代社会中流行音乐传播对受众的影响。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每一个精神文化产品的接受者——广大的受众，在疯狂地进行充满个性色彩的演绎和吸收，作为精神文化产品提供者的媒体从业群体，也在张扬地利用音乐语言作为重要手段，在表达着自己的意图和意识形态——无论它的效果如何。

我们知道，流行音乐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业性。虽然艺术与商品的联姻由来已久，但只有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复制技术的进步，艺术作品成为一种可以无限复制的作品，大众艺术的生产才成为了一种产业。文化生产的商品化是实现流行音乐产业化的现实根源，是商品生产原则在大众社会普遍运用的产物。流行音乐作为一种产业，它的商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流行音乐生产、消费的整个机制遵循的是市场经济规律。它的生产遵循市场供求规律，即大众的实际文化需求，而不是学术或政治的要求;它的消费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即必须等价交换——必须花钱买磁带、CD、演唱会门票，才能欣赏到歌曲，这种欣赏行为也是一种经济消费行为。(2)流行音乐产业生产音乐产品的最终目的是赢利，商业赢利为整个流行音乐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提供了动力。为了赢利，流行音乐产品的生产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复制。(3)有很多流行音乐作品是直接为商业服务的，如广告歌曲等。也就是说，由于商业性，流行音乐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无孔不入地介入大众的生活，这显示了流行音乐商业性强大的一面。

但是，在传播的另一端，作为文化传达的终端，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标所在，这不仅是传播环节之一，很多时候，受众甚至决定着一切。因为受众可以直接用自己的权利或好恶，甚至用拇指去评价媒体。对于受众来说，是否愿意消费、认可与否，完全出于自身的意识、情感、个性、意志等。当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相结合，当新媒体带给当今的流行音乐新的表现方式时，当无处不在的音乐传播行为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理念、想法和概念时，受众意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中国流行音乐与中国现代社会同处于快速发展的21世纪初叶，传统的、大众的、现代的音乐形式，无时无刻不在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发生着碰撞和对话。在这中间，身处在社会中的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流行音乐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对于我们感受最深的中国流行音乐，在媒介传播正确导向的引领下，是一支主流，一支引领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大的主流。面对市场，面对受众，面对高科技带来的革命性的发展，我们在选择和融入主流的同时，媒介在进行积极创新的同时，也要关照、理解和支持处于两极的文化样式，比如未成年人、社会弱势群体，或者是非理性行为表现者，这也是面对未来的一种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