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

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　（宋）王霆震辑

宋刻本（甲集卷六、乙集卷一、丁集卷九配清抄本）。四库底本。沈曾植跋。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细黑口，左右双边。存七十六卷（甲集六卷、乙集八卷、丙集七卷、丁集九卷、戊集八卷、己集俱全、庚集一至六、辛集七卷、壬集八卷、癸集九卷俱全）。

王霆震，无考。仅本书卷端下题谓“庐陵王霆震亨福选编”，庐陵即今江西吉安，因知其为江西吉安人，字亨福。其余零星的仕履行实资料也难以稽考。盖为书肆中人。《四库全书总目》此书提要谓：“观其标识名字，魏徵犹作魏证，而宋人奏议于朝廷、国家诸字皆空一格，盖南宋书肆本也。”这种推论是有道理的。南宋书坊，特别是福建建阳书坊，自己或倩人编刊时尚文章，尤其是士子课读的文章，其例不少。如毕万后裔魏齐贤富学堂编刻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建安江仲达群玉堂编刻的《二十先生回澜文鉴》、建安王懋甫桂堂编刻的《选青赋笺》等，都是这类性质的书。此书盖其中之一。此书卷端刊“新刊诸儒批点”字样，也带有书铺子创新书名、抬高身价、拓展市场、从而增加卖点的广告性质。

此书以天干为纪，由甲至癸皆称前集，盖尚有后集而佚之或俟有后集而待之。应有甲集六卷、乙集八卷、丙集七卷、丁集九卷、戊集八卷、己集八卷、庚集八卷、辛集七卷、壬集八卷、癸集九卷，共七十八卷。其中甲集卷六、乙集卷一、丁集卷九有清人抄配。所选时限自春秋以逮南宋，所选文章凡五百二十二篇，而宋文居十之八。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所选“虽多习见之作，而当日名流其集不传于今者……，亦足以资循览也”。特别是本书于吕祖谦之《古文关键》、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楼昉之《迂斋古文标注》等名儒对文章的评论，一一俱引，则非但对当时，即对后世，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此书的编刊年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其所引吕、真、楼之评论，推断其为理宗时所编刊。吕祖谦卒于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楼昉少曾从吕祖谦学，真德秀生于淳熙五年（1178），卒于理宗端平二年（1235），这三个人对文章的一圈一点，此书均已详加引用，表明此书之编刊，确实当在理宗一朝（1225—1264）。细审此书，其风格特点，似为闽刻。南宋理宗绍定时官修的《礼部韵略》，于淳熙、绍熙时所应回避的旧讳及诸帝名讳，尚有明确的规定。可此书通篇却未见一个讳字。“敦”字是南宋光宗赵惇的嫌名讳字，凡于光宗朝或晚于光宗朝的书刻，通常都回避这个字，可此书庚集卷之五南轩《敦复斋铭》中的“敦”字，却不避讳；《铭》中“敦复是明”、“其敦如何”两个“敦”字亦不避讳。屏山《复斋铭》“廓尔贯通”中的“廓”字亦不缺笔，表明南宋宁宗赵扩的嫌名之讳也不行回避。这种现象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南宋刻书避讳，严于高、孝、光、宁四朝，理宗亲朝之后，国势已江河日下，很多典制已大大松弛，表现在刻书避讳上十分明显；二是书铺子刻书，避讳向不严格。书铺子写样上版的书手，都只是写字好，知识上只是粗通文墨，对政府规定的那些讳字，记不得那么清楚，心里也不那么重视，特别是理宗以后，就更加松弛。这也说明四库馆臣推断其为理宗朝编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推论并不能代替结论，所以此书定为“宋刻本”，应该是合理的。

此书钤有清代“翰林院典籍厅”关防，盖是此书确实进过清代的韩林院，预为四库馆所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