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淳熙十三年（1186）内府写本。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红格，四周单边。
《洪范》乃《尚书·周书》中的一篇，相传为箕子所作。箕子名胥余，商纣王诸父，封子爵，国于箕，故称箕子。纣王暴虐，箕子谏而不听。《史记·殷本纪》谓比干强谏，纣剖比干腹，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拒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白旗。杀妲己。释箕子囚”。箕子被释后并未死守故国，而是跟随武王归于镐京。《尚书·洪范》“以箕子归，作《洪范》”句下，西汉孔安国传曰：“归镐京，箕子作之。”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亦曰：“武王伐殷，既胜……以箕子归镐京，访以天道，箕子为陈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范》。”可见箕子作《洪范》之说，其来久矣。
“洪范”者何？孔安国传曰“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法”。意谓天子治国行道，必须符合天地运行法则，不符合就会受到惩罚。阴阳变化、五行交替、天垂异象，都是对人主行为、政绩的警示。所以历来的帝王都常以此为鉴，从而约束自己的作为，调整推行的政道；忠臣良将也常以此作为规劝人主不端行为的手段。
将《洪范》内容用事例加以阐释，成为一书，以为政治之龟鉴，这是宋仁宗赵祯亲自做的一件撰著之事。仁宗赵祯（1010—1063），真宗第六子，十三岁登基，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亲政，在位四十二年。临朝期间，西夏强盛，屡次东扰，宋兵连连失败。北方辽亦乘机索要北宋的关南之地，使得宋仁宗既要增加纳辽岁币，又要以银、绢、茶等与西夏议和。加之增兵设官，开支过大，酿成国家积贫积弱之势。《宋史·仁宗本纪》说“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跣立殿下”。可见他比较迷信，无奈之下喜欢祈祷上苍，有撰写《洪范政鉴》这类术数性著作的思想基础。
据宋王应麟《玉海》记载，宋仁宗不但著有《洪范政鉴》，还著有《洛书五事图》、《风角集占》等同类性质的著作。《玉海·天文·康定洪范政鉴、风角集占》谓：“康定元年（1040）十一月丙辰，内出御制《洪范政鉴》十二卷、《审音要记》四卷、《风角集占》二卷示辅臣。《书目》政鉴十二卷，御制有序，采五行六沴、前世察候稽应者，以为政治之龟鉴。”又谓“《政鉴》以皇极为本，上与王洙论五行五事之证，采五行六沴及前代庶应，成此书十二卷，上自为序”。足证《洪范政鉴》完全是一部术数性质的著作。成书于康定元年十一月以前，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已将此书书于钦明殿的屏风之上，令君臣时时警戒。
由于此书是皇帝御撰，内容又是术数类天人预警之书，所以从未正式梓行。《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载建炎三年（1129）“行在太史局合要《纪元历》经本，立成二册；《大宋天文书》并《目录》一十六册……《风角集》二册……《洪范政鉴》一十三（三为二之误）册，故有是命”。表明在南宋立朝之初，太史局即搜讨过《洪范政鉴》这类的书。《宋会要辑稿》又载“淳熙十三年（1186）二月八日，令秘阁缮写《洪范政鉴》一本纳进”。由此我们不难判断，建炎三年太史局索要此书时应当是找到了，但颇费周折，且传世孤罕，故到淳熙十三年，才又由皇帝下令由秘阁重新缮写一部纳进。
《宋史·职官志二》谓：“国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以右司谏直史馆宋泌为直秘阁。”秘阁的吏额编制一般是典书三人，楷书七人，写御书十人，装裁匠十二人，可见秘阁既有收藏职能，又有抄写任务。淳熙十三年命秘阁重写《洪范政鉴》纳进，乃其职责所系，是正该完成的任务。检此书避讳，至“慎”字止，表明其确实抄写在南宋孝宗淳熙之时。所以此书可定为“南宋淳熙十三年秘阁写本”。淳熙十三年至今，已历八百余年。八百余年前宫中旧物，洵为珍贵。
此本钤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缉熙殿书籍印”等印记，表明此本在南宋一直是皇家藏书。又钤有“大本堂书”印记，表明明初亦为内府藏书。大本堂建于明洪武初年，用来聚藏古今图书，并在此延四方名儒，教太子、亲王，属东宫教养之地。晚清此书曾入盛昱郁华阁，再入完颜景贤家，再入傅氏藏园、双鉴楼，乃傅氏“双鉴楼”之一鉴。最后归藏于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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