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分析

刘　阳

1955年，霍尔在《举止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anners）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跨文化的范式。20世纪70年代末，跨文化传播作为传播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正式形成。自20世纪80年代初，跨文化传播传入中国，受到了外语学界、传播学界等多学科的关注；90年代起，随着国外相关理论作品和文艺思潮的传入，以及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管制的逐步松绑，跨文化传播研究迈入了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但与欧美等国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并不成熟，尚缺乏系统的理论范式和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研究议题和学科建构等方面还存在着缺失与偏移。基于此，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相对客观性和时效性，本文将研究视阈投射至2000—2009年这新世纪的初始十年，选取被CSSCI收录的部分新闻传播类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结合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内地传播学界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不含其他学科的同类研究），以透视其流变、传承和发展。

一、国内外研究概述

跨文化传播研究最初是美国为了应对国际时政活动中面对的文化适应问题和国内的民权运动、种族矛盾以及文化多样性等一系列问题而进行的。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和研究，这段时期比较重要的代表著作有奥利弗（Olive）的《文化与交际》、史密斯（Smith）的《交际与文化》以及霍尔（Hall）的《隐藏的维度》，后者将实证分析与逻辑分析结合起来，开创了跨文化传播学的新的研究方法；进入70年代，跨文化传播在美国迅猛发展，全美已有四百多所教育机构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及其相关课程，其中部分拥有硕士与博士学位授予权。相关的专著与期刊也大量涌现，如萨默瓦（Samovar）主编的《跨文化传播学读本》，斯特伦（Sitaram）和卡格代尔（Cogdell）合著的《跨文化传播基础》，岛德（Dodd）的《跨文化传播视角》等。1977年SIETAR^[1]创办季刊《跨文化关系国际学刊》，期间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学术组织相继成立，并在世界各国召开了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从研究内容来看，早期研究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大多从微观层面探讨造成文化差异的文化、语言、非语言要素等，这有助于帮助理解微观人际层面的跨文化传播。随着与传播学相关的研究范式和理论的发展完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日趋成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古迪孔斯特（Gudykunst）等北美学者提出的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面子—协商理论、文化身份理论等，将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进一步细化、深化。

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由外语教学界引入中国。学界普遍认为，1980年许国璋发表的有关外语教学的“Culturally—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一文，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诞生。1983年何道宽在《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的论文中，率先将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介绍给国内学界。此后，相关的国外理论译作陆续被引进中国，如《跨文化传通》《超越文化》《体态与交际》等。因早期国内相关研究以外语教学界和语言学界学者居多，故多以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通指代，时至今日，此类译名仍能在国内各大学术期刊网检索到。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界极少涉足跨文化传播研究。

1981年至2001年20年间，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势头逐年趋热，发表论文近300篇，出版专著20余部^[2]。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国外相关理论作品和文艺思潮的传入，以及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管制的逐步松绑，跨文化传播研究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国内学术界普遍将跨文化传播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3]：第一阶段为借鉴和初创期（1990—1995年）。这一阶段，在延续之前对国外跨文化传播学科理论的引进和介绍的基础上，出现了初步的归纳研究。第二阶段为提升和拓展期（1996—1999年）。一些大型国际跨文化传播会议在中国召开，学术交流的频繁往来不仅增进了东西方学术界的对话、融通，也拓展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议题，使之从偏重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转向一些交叉学科的探讨，如跨文化新闻传播、跨文化影视传播、跨文化广告等。第三阶段为高潮和深化期（2000年至今）。随着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国内掀起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鉴于第三阶段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作用，笔者对2000年以来中国内地跨文化传播研究状况作了一番实证调查。本文主要从传播学界研究者的角度来对中国内地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做简要论述。也正因此，期刊的选择限定为新闻传播学类，排除了外语学界、语言学界中有关跨文化研究的相关期刊。

二、实证调查及相关分析

据统计，我国目前具有全国统一刊号的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有64种^[4]。本研究在2008、2009年度被收录进CSSCI的15种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中选择了其中7种，分别是《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即CSSCI新闻传播类所谓“源刊七强”^[5]。本研究拟结合内容分析法对2000—2009年发表在上述期刊中的所有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论文进行考察，分析单位为“篇”，测量变量包括：发表年份、期刊分布、作者单位、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理论/范式研究。

跨文化传播的概念繁复多重。本研究采取广泛的研究定义，即凡涉及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均界定为跨文化传播。与此概念相关的论文即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

（一）量化分析显示跨文化传播研究外部环境的不足

下列图表以“发表年份”与“期刊分布”为变量统计，有助于较为全面客观地呈现跨文化传播研究所处的外部环境与大致图景^[6]。

图1　2000—2009年中国内地CSSCI新闻传播类“源刊七强”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发表的年度分布图

表1　2000—2009年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发表的年度比例统计

续表

图1反映出2000年以来，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内地的发展显现出曲折反复的态势。2002年、2005年、2008年分别出现了3次高潮，期间于2003年、2006年有所回落，2009年尤甚。表1所显示的论文占比数量与此趋势呈现出同一性。10年来有关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论文总计有1070篇^[7]，每年发表的平均数目为107篇。2002年起，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论文数量开始有了明显增加，但在2003年、2006年、2009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跨文化传播研究并不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再将跨文化传播研究置放到传播学界的整体情况中加以分析，就其在“源刊七强”发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而言，形势并不容乐观。

表2　2000—2009年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发表的期刊分布

续表

本研究选定2000—2009年CSSCI新闻传播类“源刊七强”共发表的论文20084篇（简讯类和新书评介类文章不计算在内），总计发行522期^[8]。忽略不同期刊的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这一点，以每期发表约37篇论文计，平均每期发表的跨文化传播论文只有2篇，仅占5．4%。

从更为细化的数据来看，表2显示在“源刊七强”的每种刊物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论文所占比重仍然很低。10年间“源刊七强”发表的有关跨文化传播论文只有其刊发论文总量的5．3%，可见，跨文化传播领域并非时下中国内地传播学界的研究主流。与此相关，迄今为止，中国内地高校/科研机构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专业中很少有单独的跨文化传播专业^[9]，也尚无相关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类学术期刊^[10]。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扩充与丰富本土化传播学学科而言，还是就国际交流的时势所需，跨文化传播研究都应受到更广泛的重视。

（二）研究者学科背景构成较为单一

仅仅依据“作者单位”来判定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很有可能失之偏颇。但如前文所述，本研究主要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来加以调研，选取的样本是中国内地权威的传播学期刊，这种考察标准的设立使得研究被限定在一个相对较为严谨、规范和有序的时空内，先在性地剔除了较多不确定性因素。在此前提下，通过“作者单位”这个变量来大致确定研究者的学科背景，至少可以达到总体把握的目的。

表3　2000—2009年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的作者单位情况^[11]

从上表可知跨文化传播论文的作者主要来自高校和媒体，两者相加的比例高达91%左右，几乎覆盖了中国内地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这两类单位对于从业者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比较易推断出从业者的学科背景。

依据高校专业院系的划分来看，新闻学背景的研究者（也即出自新闻传播院系的作者）所占席位过半（比例有62．9%）。若将“媒体从业者”的学科背景粗略地归划为新闻学，则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中具有新闻学学科背景的比例为82．5%，语言学背景的为9．2%。据此可认定中国内地跨文化传播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主要为新闻学和语言学。

着眼于学科的长远发展，目前的这种构成显然是不合理的。诸多研究实际已证明，跨文化传播学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不仅需要从已有的跨文化传播论著中寻找资料，还要从文化人类学、比较社会学、跨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培训、群体关系（心理学和社会学）、国际事务、国际关系、语言学、宗教研究、社会心理学等领域获得帮助，即要建立在多学科融合的研究基础之上。^[12]因此，当下中国内地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亟须吸纳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以弥补单一研究视角的不足和学科构成的失衡。

（三）理论研究议题相对匮乏

不同学科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内容的归类不尽相同。因本研究基于传播学的理论视角，故而在确定跨文化传播研究议题时采取传播学界的划分方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分类，是国内学者单波依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实际而概括的十大议题：翻译中的跨文化问题、商业与跨文化问题、跨文化交际、文学作品中的跨文化问题、旅游与体育活动中的跨文化现象、教育与跨文化、跨文化心理、不同文化间的比较、跨文化传播理论、艺术表现形式与跨文化传播。^[13]

结合期刊样本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在该分类基础上加以修缮调整，将其列为：跨文化传播理论；跨文化交际；语言与跨文化传播；新闻学与跨文化传播（根据调查实际，这一类又可细分为：新闻报道与跨文化传播、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媒介经营管理与跨文化传播、广告与跨文化传播、海外华文媒体与跨文化传播）；对外宣传；国际传播；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传媒教育中的跨文化传播；传播技术与跨文化传播；商业与跨文化传播；综述^[14]。

表4　2000—2009年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的议题构成

该表明确地反映出位列前五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议题依次是：新闻学与跨文化传播研究、跨文化交际、综述、国际传播、对外宣传。尤其新闻传播学议题几乎占据了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半壁江山，而跨文化交际所占比例也超过十分之一强，两者相加的比例超过3/5。此外，除了理论研究和综述之外，实用型研究议题所占比重高达4/5，这说明中国内地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还是以新闻学和跨文化交际等实用型议题研究为主，理论研究较为匮乏。图2更能直观地反映这个问题。

图2　2000—2009年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的议题构成分布图

细究跨文化传播的各议题，就实务类而言，虽然涌现了新媒体、传播技术、传媒教育等领域内的新议题，深化与拓展了跨文化传播的内涵与外延，但不容回避的是此类研究绝大多数尚停留在微观分析的层面，主观臆断多于客观分析，现象罗列多于调查取证。学术研究予现时生活以密切关注固然值得肯定，但若止步不前，仅停留于理论建构之外的浅层论述，而没有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概念、视角和预设出发去深究其学理内涵，则不免失之杂乱浮泛；为数甚少的理论研究，大都为绍介国外研究范式或是直接将欧美理论本地化移植的生硬之作，鲜见有聚焦本土文化实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偶有触及者^[15]，也尚停留在学科建构层面的探讨、争鸣，未能进一步概括模式并提炼新说。

综观国际范围内的研究状况，现今跨文化传播领域有两种显著变化：一种是从实用问题型研究转向理论问题研究；另一种是从微观问题研究转向宏观问题研究。目前，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已经涉及跨文化理论问题和宏观层面的问题。^[16]对照此，我们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盲点，尚需密切关注与跟进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前沿。

（四）研究方法有待扩展

表5　2000—2009年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

从上表可以发现，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定性研究方法还是主流，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实证方法，如一般性调查（survey）、个案研究（case study）、民族志（ethnography）和准实验法（quasi－experimental method）等，极少被采用。由于大陆跨文化传播研究偏重于新闻学这一实用性议题，因此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局限于现象描述、对策分析或政策解读型的定性研究，此类论文比重高达83%。另有约4．5%的研究使用了调查法，内容分析约为7．4%，民族志式方法仅有1．2%左右，准实验法与访谈法的比例更低，均不足1%。如果暂不考虑综述文章，将表5中的2、3、4、5、6全部合并为定量研究，其比例也只有13．8%。图3更形象地展示了研究方法的失调状况。

图3　2000—2009年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分布图

运用内容分析法作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占绝对优势的定性研究的论文中，也存在着隐忧，并非因其所占比例大而表明定性研究方法是大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优势所在。相当部分应用型论文模式可以用“文化现象描述＋思考辩论＋对策分析”来套现，研究者使用简单的思辨性方法，或分类或举例，缺乏细致、扎实的实证调查及基于其上的详尽的数据分析，因而研究结果的随意性、随机性很大。尤其是针对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外宣政策调适、影视产业的应对策略、传媒集团的成长机制等论题时，辩述显得大而无当，作者试图架构一个宏观的理论语境，演绎论证似乎面面俱到，实则俱是些概括总结，并没有深入学科肌理，反而愈发凸显其空泛无力。

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一直是定性研究一统天下，由此导致的研究深度不足、研究结论缺乏足够的方法支持等问题已被学界所意识，不少学者曾就此呼吁加强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方法意识^[17]，然收效甚微。实证分析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传统研究方法，后来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并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手段。最近几年，虽然有北美学者不断对以量化研究为主的传播学研究方法提出质疑^[18]，但不可否认，实证研究、量化分析等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学科发展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国际知名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e Relation”在1999年至2002年发表的151篇文章中，实证研究的文章有110篇，占了72．85%^[19]。究其实，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针对中国内地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的失衡状态，适当借鉴国际经验，提倡实证研究无疑是一种纠偏。联系本土实际，在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和规范之外，还要提高定性研究的水平，加大定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避免研究的泛化、空化和术化。

（五）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缺失

运用内容分析法考察10年来1070篇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理论研究和引用范式的中观分析论文共106篇。其中，依据欧美理论/范式研究的论文为103篇。具体来看，引用传播学理论的为35篇、语言学理论29篇、心理学理论17篇、文化研究学派理论22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运用本土化理论的论文只有两篇^[20]。其余964篇论文均为一般性研究与思辨文章。表6与图4显示了中国内地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绝大多数基于欧美理论/范式研究之上，极少本土化理论的建构。

表6　2000—2009年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的理论/范式研究及比例

“本土化”是近几年学术界流行的专用术语，然而，国内外对此的概念界定却不尽相同。国内传播学界使用的“本土化”概念始于台湾，意义含混，且“本土化”的概念在台湾政治生活中十分复杂，有时甚至与“台独”关系密切，如广受诟病的“本土化教育”政策（台湾当局于2001年3月底公布），就有明显的“台独”倾向。因此，大陆学者黄星民在《华夏传播刍议》一文中提倡，今后少用或者不用“本土化”，而多用“中国化”的提法^[21]。但笔者以为，“中国化”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却未能很好地概括起源于华夏文明的、历经时代发展且具有东方哲学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因此，本文还是援引尤·凯姆（U．Kim）对于本土化的定义，即指“土生土长的、并非从其他地区移植而来的、生就为本地区人民服务的”。相应地，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法也应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中，重视具体文化中人们的经历。^[22]

图4　2000—2009年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的理论/范式研究及比例图示

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内地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进一步的分析可知，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从引介到实际运用，尚处于本地化演绎的初级阶段，欧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被当作是普适性的原则而不加质疑地广泛应用，缺乏相应的批判精神，也未在理论—现象—本质之间解构性地建构本土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这或许是因为传播学科的大而无当，边界弥散，使得研究者们茫然无措；又或许是因为建构本土化传播理论的工作艰难繁复，使人望而却步。尽管大陆学界呼吁本土化理论已有多年，而今却收效甚微。既有的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大多向古寻路，从古代文化典籍中抽取片言只语，并未因语境转换而赋予传统理念以新的时代内涵。换言之，在理论预设和现实根源之间存在着空白和断裂，这同样也是导致当下大陆传播学研究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与思考

从长远看，一门学科的生命力将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理论构建。^[23]究其实，前文通过实证分析所发现的中国内地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匮乏。类似问题，学界已有相关研讨，不少论见珠玉在前。在此，试谈几点浅陋想法。

（一）研究组构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不断冲撞交融的语境下，现时的跨文化传播已突破文化间的藩篱，而演变成一种全球传播。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全球性的思维和更为开放的知识理念，加大各学科之间的融合力度，破除学科界限与壁垒，从相互建构的层面归纳、阐释和整合各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并以此为基点，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路径、方法和本源。

从另一方面来看，现有的跨文化研究成果大多是在全球化尚不明朗的背景下获得，有时效性、或然性和局限性。当下，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延展着跨文化传播的关注视域，扩充着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内容，并对一些已成型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与传统范式提出了多方面挑战。因此，建构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理性、客观地审视西方各理论流派，以公正、包容的姿态使“西学”东渐，以“对话”的形式应对西方显学的强势，以便最大程度地还原跨文化传播学科的内在文化视景，构建并充实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书写、言说和范式。

（二）全球传播时代的研究对象

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视域极为宽广，文化和传播作为其两极，均是宽泛宏大的命题。也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在基本理论构建和研究对象的确定上至今难有定论。

笔者以为，随着全球化形态的深入，跨文化传播将成为全球文化生态的表征，其研究对象也会层级化扩散，呈现出不同文化主体在全球社会中的文化视野和交往姿态。因而，构建本土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势必要在立足中国本土文化实际的基础上，围绕着文化与传播的双翼，借助文化身份与文化伦理的双重研究视点，研究在全球传播过程中媒介/技术的客观效用，寻求如何以高效、高超、高明的传播方式、传播技巧和传播谋略搭建起不同文化的认知系统、价值建构方式和观念体系的对话、互涉与融通。在坚守建设“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学术追求之上，以实现人类的道义理想为己任，博采各文化之精华，与时俱进，不断探寻和扩充中国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时代内涵和终极意义。

（三）研究方法多元化

跨文化传播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交叉面广。而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又各自相异，心理学较多采取实验法，语言学偏重调查法、文本分析法，传播学更注重探求传播模式和传播效果的检测。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并非将各学科的研究方法简单拼凑或随意组合，而是应结合研究客体的具体实际辩证把握并灵活运用。

（四）理论探源

国内学者关世杰指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来源大致有三：一是以传播学理论为基础；二是综合利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三是新建一门独立的学科。考虑到目前的研究现状，要建构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不妨以传播学理论为基点，综合利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从广袤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撷取精华，在基于长期的经验、观察和调查的基础之上，对业已存在的跨文化传播学说的假设和理论进行验证，并辅之以置入具体文化情境的检验，从而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体系。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期］

【注释】

[1]即“The Society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Training and Research”（跨文化教育、培训和研究学会）的简称，1974年于美国成立，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

[2]李炯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20年评述》，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3]罗以澄、司景新在《中国内地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04）一文中提出这种划分，关世杰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2006）中也认可并引用这种划分法。

[4]杜骏飞：《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期刊学术水平与排名分析：基于CSSCI的次级研究》，载《中国传媒报告》2007年第1期。

[5]此种定义参见杜骏飞：《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期刊学术水平与排名分析：基于CSSCI的次级研究》。

[6]以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为衡量标准，尽管不一定客观精确，但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研究的受关注度。

[7]本研究考察的9年间，共有954篇相关论文发表于“源刊七强”。因其中有2篇论文为同一作者撰写，标题相同，内容90%以上重复，故视作1篇计算。

[8]《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至2007年为季刊，2008年始改为双月刊；《国际新闻界》2000年至2005年为双月刊，2006年始改为月刊。

[9]目前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开设了相关研究课程，其余寥寥无几。其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研究中心是目前我国高校中第一个开放式的跨文化交流与管理教学与科研的综合平台，武汉大学拥有跨文化传播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厦门大学的跨文化传播是校精品课程。具体情况见相关的各大学网站介绍。

[10]《对外传播》是中国外文局主办的外宣刊物，内容以宣传党和国家的外宣方针、政策为主，政策解读和人物访谈是其办刊重点，跨文化传播类的专业论文只占极小比例，故在本文中暂不列入跨文化传播专业期刊类。

[11]多篇论文为同一作者的只计算一次。一篇论文的多位作者属同一单位的，按实际人次计。凡作者单位为海外研究机构的，均算“海外学者”。

[12]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13]单波：《一次自由开放的跨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综述》，载《中华新闻报》2004－06－14。

[14]本研究中的综述包括与跨文化传播相关的研究综述与会议综述。

[15]这部分论文具体参见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1期）、《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从学术前沿回到学理基础》（《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3期）；单波、王金礼《跨文化传播的伦理》，《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童兵：《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新闻大学学报》20004年第3期）。

[16]参见罗雯、何军：《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及研究传统》，载《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7]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关世杰与高永晨的观点。关世杰认为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用思辨式研究方法的多，基于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分析的实证性的论述少。著述中通论式的多，载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详见《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高永晨则从文化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特征角度分析，指出跨文化交际中应该进行实证的研究，从客观的文化事实出发，重视调查研究、定量分析、统计资料和数据分析、电脑模拟和处理、模式建构等，充分地占有各种材料，探寻它们的内在联系，找出其本质和规律，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详见《全球化态势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问题、视域与价值》，载《学海》2001年第6期。

[18]石井敏将之概括为五点不足之处：（1）过于强调经验主义研究；（2）过于依赖量化研究方法；（3）简单问题重复研究；（4）忽视了社会结构与传播之间的潜在关系；（5）忽视了传播中的文化因素。详见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101页。

[19]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5期。

[20]此两篇论文分别是赵振宇：《和而不同：全球化时代的中西方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曹顺庆：《跨文明研究的范式构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1期）。前一篇论文注重论述要将“和而不同”的中华传统文化理念作为跨文化交际、传播的准则，后一篇只是期刊内“文明论坛”的发言整理文稿，严格来说并不算真正的学术论文。

[21]黄星民：《华夏传播刍议》，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22]转引自William B．Gudykunst《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二）》，收录于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5页。

[23]林大津：《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