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是人类传递或交流信息的社会性行为。郭庆光教授在其新著的《传播学教程》中认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网络传播是近年来广泛出现于传播学中的一个新名词，它是相对三大传播媒体即报纸、广播、电视而言的。网络传播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的传播活动。在网络传播中的信息，以数字形式存贮在光、磁等存贮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高速传播，并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阅读使用。网络传播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的目的。网络传播的读者人数巨大，可以通过互联网高速传播。[4]
网络传播是人类信息传播发展的崭新阶段。人类的信息传播迄今可分为五个阶段，即口头传播阶段、文字传播阶段、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网络传播阶段。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传播方式，有着与传播媒体传播截然不同的新特征。它不仅影响着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网络传播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迅速渗透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不能不引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关注。
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有着不同的特点。
1．从传播的深广度看，网络传播拓宽了传统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网络传播突破了传统传播的区域界限。这表现为在任何一台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上都可以自由畅通地与全世界的计算机交换信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目前网络已覆盖全球各个角落，依靠互联网传播的信息也相应地遍布全球。这种空前的传播范围，使人们过去面对面交流的话题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目前，网络传播技术实现了名符其实的移动宽带，不仅能够处理语言、文字、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而且提供了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网络传播的出现将个体真正推到了全世界媒体面前，实现了个体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个体化。
其次，网络传播突破了传统传播的时空界限。这表现为网络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和全时化。在网络传播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发布者，职业记者的数量毕竟有限，而日益扩大的网民队伍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通讯员队伍。各种形态的信息传播不仅突破了时空距离的限制，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的传播，而且还可以让语言、文字、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形态在一个平台内共存，实现时空上的虚拟化。
再次，网络传播突破了传统传播的信息量。从传播信息的广度上看，因特网将全世界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连接了起来，网络传播的信息是海量的。从传播信息的深度上看，单个网站提供的信息也日益丰富、深刻。网络传播不仅实现了信息传递大容量，而且实现了信息共享，随着图像、文字、声音等网络信息的即时更新，再加上国际互联网的全球化，信息的内容每分每秒都在更新，而且可以共享，新的信息资源的容量自然会呈现迅猛增长趋势。
2．从传播的形式看，网络传播打破了传播方式的界限
首先，网络传播整合了传统传播的几种传播方式。传统媒体有其传播方式的局限性:报纸通过文字图片传播信息;广播通过声音载体传播信息;电视的出现应该是一大突破，它第一次将视听感官都调动起来，因而一度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体，但其传播的方式主要还是局限在图像声音方面，文字固然有，但不是最主要的。网络媒体整合了这几种传播方式，受众在网络上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最大限度地了解一个新闻事件所包含的信息。
其次，网络传播兼容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特征。它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在这种传播结构中，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发布信息，所有网结生产、发布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方式流入网络之中。网络传播兼有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优势，又突破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局限。网络传播具有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受众可以直接迅速地反馈信息、发表意见。同时，在网络传播中，受众有空前的权利和自由空间接受信息。网络传播还突破了人际传播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局限，在总体上是一种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
再次，网络传播具有群体性特征。网络传播从表面上看属于个体信息发布行为，但基于微博、微信、微视频等传播形式公开、即时、扩展等特性，只要有新消息发布，立刻会吸引无数网民关注、转发、分享，这便是网络传播的群体性特征。这种一人振臂、万人响应的现象，其本质就是将个体行为转化成为群体行为。倘若将这些虚拟化的力量蔓延到现实社会，势必会产生对个人、社会乃至国家或小或大的影响。这种全新的、特殊的传播方式使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面临挑战。
3．从传播制度因素看，网络传播空前削弱了传统传播的制度制约
在传播学研究中，考察和分析各种制度和制度因素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作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称为“控制研究”。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外部制度对传媒机构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影响，二是考察传媒机构的内部制度对信息的生产、加工和传播活动的制约。
对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来说，社会控制不难实施。国家和政府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媒介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服务，包括对媒体的活动进行法制和行政的管理，对媒体的创办进行审批登记、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分配传播资源等。
对于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而言，实实在在的社会控制几乎无法做到。由于网络传播容量的无限性，物质载体的无形性，仅从技术上来看，要想控制网络传播是很困难的。每天，互联网上都会有成百成千的新网站出现，要想控制住每一个网站对信息的传播几乎是空想。国家无法对其进行审批登记，也无法用经济力量对其进行控制(建立一个网站的资金非常之少)，甚至想要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的传播，都很难完全做到。社会控制，对于网络来说，显得苍白无力。
在传统的“沙漏式”传播模式下，记者和编辑站在“把关人”的岗位上，控制着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决定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新闻的命运:让哪些新闻通过这个狭窄的“漏口”传播出去，哪些新闻不能传播就地“封藏”。不仅如此，他们还担负着“议程设置”的职责，即将某信息放在何版面(节目)位置刊播、设计多大版面(节目时间)刊播、以什么方式组织报道等。在网络时代，由于受众享有极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新闻传播者的地位被削弱，权力在向受众倾斜，这些都将使社会控制趋向弱化。
总之，网络传播对传统的传播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造成社会控制的弱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传播面前面临新的挑战，认真研究网络传播背景下的网络认知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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