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家半世纪

中国农家半世纪

经济生活报　徐永辉

引子

1949年5月4日清晨，余杭县学稼村农民汪阿金和往常一样，推着一辆装满蔬菜的独轮车，到十几里路外的临平镇上叫卖，刚进镇口，遇上两个士兵问他：“这车菜卖吗？多少钱？”虽然他们挺和蔼，阿金还是吓得哆嗦地说：“卖，给多少算多少吧！”两个士兵帮阿金把菜车推到镇办的食堂里，照市面上的菜价付了钱。阿金喜悦地看看钱，一分也不少，正想抬腿回去，却被一个士兵拉住了，阿金心里想：今天肯定要倒霉了。却见另一个士兵端来一碗肉丝面，硬要叫阿金吃下去。阿金临走时，那个士兵又塞给他四只肉馒头。阿金推着独轮车直奔到家，一路上，逢人便说，他今天见到了打倒蒋介石的解放军了，他们待老百姓真好，买卖公平……阿金成了全村第一个见到解放军的义务宣传员。不多天，解放军工作队开进了阿金他们的村子，阿金又第一个跑到村口去迎接。从此以后，这个忠厚、勤劳，在茅棚里长大的汪阿金，成了工作队得力的助手和向导……

五十年采访九次

在我和余杭县学稼村农民汪阿金一家近50年的交往中，我到他家一共做客9次，其中三次是中秋节和国庆节。近半个世纪来，我亲眼看到这户普通农家在艰辛的劳动中一天比一天富了起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他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初期，这里很荒凉，没有几户人家，农民生活十分贫苦，住的都是茅草棚。从1982年开始至今，我到过此地7次，每次来，看到这个小村庄每次都在变。现在这里已经面目皆非了，茅草棚已经绝迹，新式楼房林立，室内家电俱全，进出都是自行车、摩托车，少数人家还有小汽车和面包车……我引用汪阿金的话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去年中秋节，我带着老伴去看望阿金的妻子沈阿三。这位值得我尊敬的农村妇女，热情、善良，也是一个好母亲，她教养的三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因为我们事先约定去做客的时间，所以沈阿三和媳妇们早已在门口等候迎接我们了。他们待我十分亲热，好像一家人，后辈们见到我就叫叔叔或爷爷。在闲淡中，阿金的妻子笑眯眯地对我说：“三个儿媳待我很孝顺，经常给我买好吃的东西孝敬我，说什么要我快乐健康，因此房里好吃的东西不少，也吃不完，现在我能过着这样好的生活，做梦也要笑出来。”“记得吗”，她问我：“你第一次来，我们住在阴暗的草棚，没有什么好吃的，阿金要我煎两只荷包蛋给拍照片的同志吃。那天中午，就是用咸菜、青菜和芋头，加上荷包蛋招待你的。如今不同了，大变了，孙子们鱼肉不要吃了，说太腻了，还是青菜芋头好吃。看，阿灿的楼房多好呀！他现在还有一辆面包车；老大和小儿子欢喜到城里买房子，这叫乡下人进城，你看这样大的变化，过去我们穷苦人家想也不敢想，全靠共产党领导好！”话音未落，围墙外面的汽车喇叭响了，原来是小儿子汪水法驾着小汽车来接母亲到杭州去过中秋节了。我看到这样欢乐的生动情景很感动，不禁回忆起48年前初次到汪阿金家的情景，感慨不已。

初识阿金一家

我认识汪阿金是杭州解放后的第二年。那天，我到临平镇去采访，经过乔司区，见到供销社门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便下了车。原来农民们卖掉络麻后，正在供销社里选购生活用品。有个农民特别引起我的关注，他一次买了四张彩色的毛主席画像，其中2张是小型的相片。我凑到他身边，问道“你买了好几张毛主席像？”“是呀！”他大声回答：“毛主席来了，我们农民分到了田和地。看，今年又是大丰收！”我连忙问他姓名。他说：“我叫汪阿金，住在大三乡学稼村，离这里只有二三公里路。有空，请到我家去玩！”我说：“行。”于是，阿金推着一辆装满肥料（豆饼）和生活用品的羊角车往前走，我在后面跟，约一个小时，到了阿金家。

阿金的大儿子水狗听父亲说买来了毛主席像，抢过一两张就跑到周围的小朋友们家大声地叫：“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阿金妻子手里抱着的小儿子水灿见哥哥抢走了毛主席像，就哭了起来。阿金忙从口袋里拿出50万元（旧币）存单给儿子玩。小儿子拿看存单手舞足蹈地对母亲说：“我有钱啰，我有钱啰！”阿金见此情景对妻子说：“这小子爱钱，将来叫他做生意去。大儿子热爱毛主席，以后叫他当工人做干部……”真是无巧不成书，过了40年，大儿子果真担任了国有工厂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弟弟当了承包厂长，果然有钱！

当时，我见到两个孩子十分有趣，立即在现场把他们的童年拍摄了下来。

拍好照，汪阿金走进草屋里，看到菜碗里是芋艿、咸菜和青菜等，忙叫妻子煎两个荷包蛋，留我吃饭。我坐在草棚外面一张小方桌上与他们共进午餐。从阿金的谈话中得知，他是当了26年长工的贫雇农。

分别时，他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以为我是区里的工作同志，热情地送我至村口。

三十年后重逢

1979年9月，汪阿金见两个儿子都造了新房子，心花怒放之际，想到了一个曾给他们拍过照片的“钱”同志，便叫儿子出去打听寻找。

1981年11月间，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名叫水灿的来信，信上这样写着：

“我父亲叫汪阿金，是乔司大三乡农民，他想念你多年，经常要我们弟兄三人到区乡部门寻找。世界那么大，到哪里去寻找？你姓钱姓徐我父亲当时没听清，也说不清楚。今天我冒昧碰运气，不知你是否就是我父亲要寻找的人……”

我拿着水灿的来信，带了自己的儿子徐汇找到了大三乡学稼村，在村干部杨桂富陪同下，终于和阿金别后30年重逢，彼此都很激动。我走进一幢高大的瓦屋里坐下，环视四周，只见农具和家具摆设有致。哦，他们从此告别了阴暗、潮湿的草棚生活！

阿金祖辈是萧山瓜沥人。他祖父认为穷乃是命中注定的，然而还是给儿子起了一个好口彩的名字——汪财洪，希望下一代能够财源滚滚。财洪38岁时住的还是茅屋，后得一子，面黄肌瘦，取名阿金，希望儿子像金子一样值钱。哪里知道，阿金19岁那年，钱塘江南岸塌堤，汪家的三间茅屋保不住了，全家八口只得背井离乡，漂泊到德清县新市镇。阿金和父亲做了3年的短工。到1993年，才迁到余杭县乔司大三乡，在草塘畔搭了三间茅草屋。阿金30岁那年，村里有首关于他得顺口溜：“汪阿五呀、汪阿五，年纪到了三十多，穷得无钱讨老婆，想想老五真命苦。”一天，一个老妇带着一个17岁的姑娘来讨饭。阿金娘看看姑娘秀气，便让阿金攀上了这门穷亲。阿金妻子名叫沈阿三。她的嫁妆：左手一只马桶，右手一只脚桶，新房里一张旧床。

半个世纪巨变

去年国庆节，应汪阿金两个儿子的邀请，我又去学稼村做客。哇！眼前展示的是豪华型别墅式住宅，一幢又一幢，五颜六色的外墙，铝合金门窗，落地大玻璃……令人看了傻眼。我以为摸错了地方，只好去找村支部书记沈土兴。他说：“你10多年没有到此地来，是弄不清楚了。现在我们这里是5年一小变，10年一大变，家家户户都在变。30年以前这里全是茅草棚，200户人家当中，住瓦房的只有10来家，现在全村有540多户人家，住的都是瓦房、楼房，马路口有几户人家还造了豪华型别墅，据说要花十几万二十万。至于电视机和自行车可以说家家都有，十分普及。全村2400多个人，平均两个人一辆自行车（其中包括摩托车）。目前农村青年最时髦的是骑摩托车进城，缝纫机在1985年以前就突破1000多台，现在农民拥有高速新型缝纫机200台左右，个别人家还有三卡和面包车。银行里的存款大家都有。像你所认识的汪阿金的两个儿子（汪水狗和汪水灿）的收入是属于一般的。他们造的房子也是中等水平。”

我从沈土兴家里出来，走了大约10分钟，到了汪水灿家门口。这是一个四开间二层楼大院，外面是水泥围墙大铁门。我敲了几下铁门，出来一个不熟悉的中年人，叫汪水法，他说水灿是他二哥，到临平买菜快要回来了。话音刚落，远处有摩托车声，水法说：“他们可能回来了。”我仔细一看，正是。他们见到我，叫声“徐伯伯”，我连忙给他们拍了一张骑摩托车的纪念照片。这时，我见到河边有一座小水桥，想起1982年我曾在此地给他父亲汪阿金拍过一张拉板车的照片，不禁触景生情。

那天，汪阿金忽然看到田里有一大堆番薯藤没有运回来，就一个人忙着拉了一辆板车把田里的东西运了回来。我赶到半途中给他拍了这张照片。现在这两张照片就在一起，对比一下，时代的变迁十分强烈，阿金当时推的是独轮车、拉的是牛板车，而他的儿子骑的是摩托车。

我的这些平凡的照片，虽然反映的只是民间常谈的“儿子、房子、车子”等等小事，但就是在这些小事的强烈对比中，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间的巨变。美景在前面，需要再奋斗！

作品评价

新闻界权威人士曾评价说，对一户农家跟踪摄影50年，以一家变迁反映社会发展面貌，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新闻摄影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60年来，汪阿金一家经历了解放、改革开放……

透过徐永辉的镜头，我们看到叶根土一家现在的幸福生活：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如今的幸福生活。我把‘居安思危’四个字挂在床头，就是要提醒自己，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徐永辉说。

徐永辉拍摄的这组作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扬和肯定。《中国农家半世纪》被评为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作者简介

徐永辉，浙江日报高级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分会名誉主席，浙江省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作为中国跟踪摄影第一人，徐永辉的代表作是一部党领导下的农民翻身史，即有《一户人家十年间》《传家宝》和《一曲难忘的三十年》《一户农家五十年》组成的长篇通讯和图片报道。《一户农家》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陈列品，作品《中国农家半世纪》荣获第十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