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偶然的“相遇”

一、不是偶然的“相遇”

在大众传播中,传受主体之间的相遇,不是一种偶然的结果。

大众传播不同于人际交流。在人际交流中,交流者可以直接地、面对面聆听对方的话语,看到对方的神态举止,甚至是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哪怕是细微的神色的变化。这些交流方式在交流者那里会产生敏感的感受与判断,对交流效果产生直接、具体的影响,比如,对方语气、神采一旦与当前语境和自我心理判断出现差异,就会使另一方心生猜疑,影响交际的方向；而“话不投机”就可能导致“冷言以对”甚至“怒目相向”、“拂袖而去”。尤其是,交流之所以产生,往往是与交流方的直接需要有关,有着明确的动机和目的,交流对于交流的目的具有唯一性,交流的实现可能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就整体而言,大众传播与人际交流在基本模式上并无不同,但在基本目的、实现途径、交往心态、敏感程度上毕竟有差别。传播一方无论是传递信息、营建文化,还是协调行动、提供娱乐,一般都提供客观信息,展示不同样态,为另一方提供多种可能、留有选择的空间,其目的的实现也大都通过示范、熏染、引导、说服的方式进行。哪怕是被证实合理、迫切需要实现的观念和要求,也只能通过话语的适度表达,最终依赖于受者的选择实现。虽然控制着“说什么和不说什么以及如何说”的话语设置权,但其情感的强烈度、对即时反应的“逼迫感”都要被动许多。同时,面对着数量不定、差异甚大、心态各异的接受者,传播者也往往容易无所适从。接受一方在话语权上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有效地把自我的态度、情感、观念及时反馈给传者以影响后者的话语行为,也不能有效联合其他具有相似立场和欲求的受者以夺取和控制话语权,显得较为“孤立”和弱势。但是由于这种权力关系不具有明确的强制色彩而呈现为一种松散的关系,接受者可以利用自己的选择自由,“合则来,不合则去”,选择回避的方法来消除对方的影响,不必出现在传播之中。即使在传播之中,也可以采用消极的、游离的态度介入,以“身在心不在”的方式来“冷淡对待”,仅仅为了“消磨时间”。

那么是不是传受主体之间仅是一种偶然的相遇关系呢?

尽管以上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从理论上说,这些问题的极端副作用会使大众传播变得“不死不活”、可有可无。但在现实之中,事实并非如此。

一方面,大众传播的存在,营造了一个公共空间,为大众了解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平台。随着大众传播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受者的选择空间不断“缩水”,接触大众传媒,已成为现代人“不得不做”的选择,独立于大众传播之外,也很容易被这一庞大的大众社会所孤立。而接触本身,也就是接受影响的开始,接受者想要“岿然不动”、“全身而退”恐怕也不大现实。

另一方面,大众传播的发展和进步,也在不断加强着传受之间的关联:传受之间不必然是“咫尺有万里之遥”,大众传播正通过技术手段的革新和主观方面的努力,不断缩小着这一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把自己变得更有内在的吸引力。随着大众传媒呈现的主题更加宽泛、更加深入生活,接受者从中不但能发现自己的周围环境,甚至会面对与自身相关或相似的问题,通过它满足了自身的各种需要,这样,被动的“感受者”和“旁观者”成为了身在其中的“参与者”,接触媒体则成为“不可不做”的选择。

对于受众来说,“一个月不看电视意味着什么?充其量这是一种苦行”。^[25]

因为,“我们不再谈论电视本身,我们只谈论电视上的东西,即它的内容……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26]看来,不管是生活的必需(要不就落伍),还是需要的满足(有用、有益),对接受者而言,大众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了一个稳定的、有益的、可以信赖的“生存空间”。

因此,问题不在于这个相遇会否出现或是不是被迫出现、勉强出现,而在于这个相遇不能是无力的相遇,在于我们怎样地相遇,在这个相遇之中又发生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