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及其相关概念的阐释

一、媒介素养及其相关概念的阐释

1．媒介素养的两个维度

如上所述，我们集中关心媒介素养的两个维度——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作为一个多范式并存的研究领域，媒介素养的概念很难定于一尊，其包含诸多相关互补“子素养”的多维特征已被广泛接受（Meyrowitz，1998）。虽然1992年在美国召开的全国媒介素养领导人会议达成了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媒介素养的定义共识——媒介素养是“理解、分析、评价与生产各种形式传播信息的能力”（Aspen Institute，1993），但对“理解、分析、评论与生产”本身就会存在不同的理解与界定。本文探讨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亦是对这一“开放式”定义的一种具体化。

（1）媒介信息处理。

媒介素养研究的基本假设之一是认为主流媒介建构讯息的方式乃是迎合控制媒介的社会阶层之需要（Aspen Institute，1993；Hobbs，1998），因此强调受众“对媒介信息保持开放、质疑、反思、批判的态度”（Hobbs，1996），本研究采用媒介信息处理的概念来考察这一视角。媒介信息处理（media information processing），源于教育学、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中受众主动性（audience activity）等相关研究，近年来由美国“威斯康星学派”集中阐发，指受众在处理所接触的媒介信息时所采取的一系列认知策略（Kosicki ＆ McLeod，1990；Eveland，2005）。这些策略是受众在自身使用媒介的日常实践中逐步积累形成的，通过自己的实践，受众会倾向于发现有某些认知策略最适合（比如最拿手、最放心）、也最有助于（比如最有效率、最安全）他们的媒介使用和目标实现，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将之固定化，并运用于具体的媒介接触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信息处理策略的形成，是受众个体主观付出心智劳动后的自主性的选择结果。作为一种相对常态化（并非不可改变）的认知模式，信息处理策略可能跨越不同的媒介类型（如报纸和电视）和超越具体的媒介信息内容（如本地新闻和国际新闻）。并且，这一研究路径认为，在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测量时，受众对自己的信息处理策略有明确的意识。

媒介信息处理的研究者们（Kosicki ＆ McLeod，1990；McLeod，2000；Eveland，2005）已经将媒介信息处理划分为若干维度——包括选择性浏览（selective scanning）、积极处理（active processing）和反思整合（reflective integration／elaboration），分别代表媒介接触过程之中和之后受众主动的认知与思维活动，显示了媒介信息处理概念的多元性。基于媒介素养研究关注受众主动解读和反思批判媒介信息的理论指向，本研究将把媒介信息处理更集中地概念化为受众对媒介信息进行思考和存疑的认知策略。换言之，本研究特别关心受众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反思意识，对所接触到的媒介信息展开分析和评判。这样，我们将媒介信息处理划分为四个维度——思考、质疑、拒绝和核实，虽然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在理论上仍然是需要区分的。首先，“思考”代表着受众能够超越媒介报道的文字表面，对报道背后所透露的深层含义进行解读，它是媒介素养所强调的“分析”（analysis）能力的具体体现；第二，“质疑”则是指受众能够对媒介报道提出疑问，怀疑某些报道或细节的真实准确性，它是“评价”（evaluation）能力的具体体现；第三，“拒绝”意味着对媒介报道观点的排斥和抗拒；最后，“核实”则是一种更加积极、需付出更多心智劳动的处理策略，指受众能够通过媒介报道之间的相互印证来确认事实。由此可见，这四个维度代表着受众处理信息的不同方式，思考不一定拒绝，质疑也未必核实，当然它们都意味着积极、主动的处理策略（与之相对的是“不假思索”、“全盘接受”的消极、被动方式），体现了现代公民的一些基本素养——如质疑精神，以及较高的要求——如核实查证等。媒介信息处理虽然直接面对文本，但亦非Lewis ＆ Jhally（1998）所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因为努力寻找新闻背后的“弦外之音”、对新闻报道提出疑问，乃至拒绝新闻报道的某些观点，绝不仅是在字面上“读懂”报道，也不是“非黑即白”式的信息优劣区分，而是包含着对媒介操控的一种警惕，对媒介编码的一种抵抗，虽未直接测量，但隐藏着对媒介背后政经复杂情境因素的认知。因此，本研究将“媒介信息处理”作为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维度，考察其现状与影响因素。

这样，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为：中国公众媒介信息处理——包括思考、质疑、拒绝和核实的基本现状如何？

（2）媒介参与意向。

比媒介信息处理更具主动性的是媒介参与，即受众介入媒介信息生产的行为。受众通过媒介表达自我、参与社会，是现代媒介素养理念的重要特征。麦奎尔（McQuail，1997）在对受众的被动／主动问题进行综述时就提出，不论媒介是否鼓励，受众通过信件或电话向媒介作出反馈，就是主动性的重要体现。当然，这只是受众媒介参与诸多形式中的一种。媒介参与内容广泛，从提供新闻、表达观点、到娱乐投票；动机不一，从单纯报料到个体维权，再到服务公益，但其共性都是超越简单“媒介使用者”的角色，更积极地利用媒介，对媒介内容施加某种程度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有过媒介参与行为的公众比例是相当低的，例如一项有关上海大学生媒介素养的调查（刘佳，2006）表明，即便是在教育程度高于普通市民、媒介参与行为总体活跃的大学生群体中，大约只有14．5%打过热线电话，12．1%点过歌，10．2%投过稿；本研究在佛山市的先期调查也发现，仅有一成多的佛山市民在接受采访、投稿、向媒介提出批评建议等方面有过实际的参与行为。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不直接涉及媒介参与行为，而以社会心理学中公认的对行为具有最强解释力、预测力的概念——“行为意向”（Fishbein ＆ Ajzen，1975），在这里即“媒介参与意向”取代。

媒介参与意向的概念化定义，即受众个人以某种形式介入媒介内容生产、对媒介内容施加影响的意愿，它能够区分受众与媒介机构之间的不同关系——有人从不想影响媒介，只满足于做一个信息的接收者；有人则充满热情，频繁介入媒介生产过程；更多的人可能介乎两者之间，视乎情境决定是否参与。那么，受众之间这种参与意向上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受众的媒介参与意向，就是颇值研究的理论问题。在参与的内容上，基于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和参与式社区行动之间密切的理论联系，我们仅关心与新闻和公共事务相关的参与，包括提供新闻线索、发表观点、向媒介投诉个人问题或社会不公，而那些娱乐性的参与（如给“超女”投票）等则不在本研究的考察之列。

基于上述论述，我们提出研究问题2：中国公众媒介参与意向的基本现状如何？

（3）媒介信息处理与媒介参与意向。

这两个媒介素养“子素养”相互间的理论关系也有迹可循。一方面，它们都有共同的指向，即都代表着受众在使用媒介基础上主动性的发挥，前者是主动地处理信息，后者是主动地参与生产信息，所以我们可以预见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第二，在有关媒介信息处理的研究中，其与公众政治形态参与之间的理论位置非常清楚，即认为公众积极的信息处理会正向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在理论上，受众越是积极、主动地处理信息，越是会强化对社会事务的“卷入”（involvement），也会透过增强对新闻和公共事务的了解而促进参与，西方的实证研究也已证明了这一点（Kosicki，1989；Kosicki ＆ McLeod，1989；参见Eveland，2005）。因此，虽然现有研究很少涉及媒介的参与行为或参与意向，但我们可以推论积极的信息处理会增强主动性、培育参与意识，因此介入媒介内容生产的意愿也会相应增强。不过，针对媒介信息处理四个维度需要做具体分析——思考和核实型的处理意味着对媒介信息的深度心智投入，特别是核实已经透露出某种行动指向，因此这两个维度应该能促进对媒介的参与意愿；而拒绝意味着对媒介某种程度的排斥和抵制，所以反而可能降低参与意愿；质疑则介于两者之间，既有积极的思索，又体现出某种不信任。所以，针对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间的关系，本研究提出三个假设和一个问题：

研究假设1a：媒介信息思考对媒介参与意向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1b：媒介信息核实对媒介参与意向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1c：媒介信息拒绝对媒介参与意向有负向影响；

研究问题3：媒介信息质疑对媒介参与意向影响如何？

2．媒介素养相关概念

本研究考察的媒介素养核心概念是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它们均无法脱离一些相关变量的影响。在这些变量中，我们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因素特别值得重视，包括政治认知特点、人际讨论模式、媒介使用习惯、媒介评价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在这些个体层面的因素之外，作为对经济、媒介水平发展都极不均衡的中国社会背景的回应，地区层面因素也在本研究的考察之列。

（1）政治认知。

在媒介素养概念内涵中，政治性占据核心地位。媒介素养教育旨在培养理想的公民，特别是能够具有理解、质疑和批判能力的公民，而这必然首先跟受众个体的政治认知特点有关，即一个人对政治问题具有怎样的认知能力，将会影响其处理媒介信息的能力和参与媒介的意愿。政治认知作为公众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不排斥媒介影响）中逐步形成的一种“能力”（competence），具有基础性。在政治认知中，本研究特别关注两个维度——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以及公民个人的政治思考能力。前者代表着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热情，热情者关心政治，其处理媒介信息的意愿便强，参与的意愿也高；反之，冷漠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媒介信息以被动接受为主，不愿作过多的思考和分析。以往的实证研究也已经证实了政治和公共事务兴趣对区分受众是否积极地处理信息（Eveland，Marton ＆ Seo，2002），以及政治参与（McLeod，Scheufele ＆ Moy，1999）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媒介信息处理的四个维度中，思考、质疑和核实应该都与政治和公共事务兴趣有关，但是一个充满政治热情的公众，是否一定能抗拒和抵制媒介呢？对此我们持怀疑态度。

另一个维度政治思考力意味着公民的头脑复杂性，即是否能够深入地分析和理解政治和公共事务，一旦缺乏这种思考能力，则受众也不愿或者无力积极处理所接触的媒介信息；但是对媒介参与意向，则可能比较复杂，一个政治思考力不佳的人，在遇到个人问题时也可能寻求媒介的帮助。所以，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和问题：

假设2a：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正向影响思考、质疑和核实三个维度的媒介信息处理；

假设2b：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正向影响媒介参与意向；

假设2c：缺乏政治思考力对媒介信息处理有负向影响；

问题4：缺乏政治思考力与媒介参与意向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2）人际讨论模式。

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每个人有不同的交往模式，特别是如何与他人讨论新闻和公共事务——讨论圈子多大、开放性如何、是否具有意见的交锋，被认为对民主社会和公民素养具有重要影响（McKuen，1990；McLeodetal．，1999）。这一理论框架近年来集中体现在美国所谓“威斯康星学派”的政治传播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从人际圈子的规模大小、同质化程度以及是否具有反思意识来探讨不同的人际讨论模式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多元化的社会圈子和思辨式的沟通对传统社区参与行为有显著贡献（Scheufele，2006；转引自陆晔、郭中实，2007）。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着重分析两类不同的人际讨论模式——开放型和封闭型，前一种类型的公众人际讨论的圈子较广，喜欢与不同背景的人交谈，并且交谈中会有较多的碰撞，相互之间观点激荡、互为启迪；后一种则讨论圈子较为封闭，不愿意与背景不同的人交谈，也很少反思自己的观点。人际讨论模式作为个人互动的基本方式，既受性格的影响，也是其对如何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一种自我定位。作为早期社会化的结果，其理论位置一般被置于媒介使用之前（Nisbet，Moy ＆ Scheufele，2003）。理论上，那些采取开放型人际讨论模式的个人，由于在参与异质圈子、观点交锋中需要更多的心智付出，所以应该更能够积极地处理信息，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积极的人际讨论会正向影响个体对新闻信息的积极处理和思考（Eveland，2004）；而那些封闭型讨论的个人，虽然也有讨论，但更集中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其所付出的心智劳动和对反思能力的培育都较为有限。我们未必能假定封闭型讨论模式对媒介信息处理没有影响或趋于负面，但可以假设开放型讨论模式相比封闭型模式对媒介信息处理有更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媒介参与意向的激发因素而言，开放型讨论模式应有正面影响，而封闭型则未必。即：

假设3a：相对于封闭型模式，开放型人际讨论模式对媒介信息处理诸维度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b：开放型人际讨论模式对媒介参与意向有正向影响。

（3）媒介使用。

媒介使用虽然不能直接反映媒介素养能力，但与媒介素养理论上的紧密连接度可谓不言而喻。无论是欲培养受众积极的信息处理能力，还是提升其参与媒介表达自我服务社会的意愿，了解个体不同的媒介使用习惯都是开展社会行动的基础。事实上，媒介素养倡导者们相信媒介使用习惯影响媒介参与（Mihailidis ＆ Hiebert，2005），而报纸新闻的使用，已被证实正向影响对新闻信息的积极思考（Fredin，Kosicki ＆ Becker，1996）。

媒介使用因素需要更具体的解析：第一，就新闻与娱乐而言，新闻使用被认为对个体思维能力的培育有正面影响，而娱乐则未必；新闻使用会正向影响参与，而娱乐的角色则较为复杂。在中国社会情境下，我们认为近年来大量参与式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出现和繁荣可能会增强受众的参与热情；第二，报纸与电视的区别，西方政治传播学者（如Iyengar，1991）非常看重两者在信息呈现方式和对受众心智付出要求上的差异，所以报纸相比电视更利于深入的信息处理；但在影响媒介参与意向上，中国电视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大量谈话类节目，连同一批影响深远的深度报道类节目（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的崛起，可能会增强受众对电视新闻的好感，进而激发参与意愿，相形之下，报纸在提供参与途径和体现社会效果方面进展有限，可能会制约其对受众参与的促进；第三，与均被视为受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报纸和电视相比，媒介素养研究更为看重“另类媒介”对受众认知和行动能力的解放意义。在中国，“另类媒介”被认为主要是海外媒介（祝建华，2001），其次是互联网（郝晓鸣、李展，2003），两者都能够传达不同的声音，对国内传统媒介报道构成一定的挑战与冲击，所以它们更能促进受众的积极思考和批判意识；但在对媒介参与的影响上，其结果可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另类媒介”展现更多的参与场景，会激发参与；但另一方面，过多地接触“另类媒介”会降低受众对报纸和电视的评价，或者网民甚至会更喜欢网上参与方式而对参与传统媒体不屑一顾，结果反而降低了参与意向。所以，我们对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和问题：

假设4a：与电视新闻相比，报纸新闻对媒介信息处理诸维度有更明显的正向影响；

假设4b：与报纸和电视相比，关注海外媒介和网络新闻对媒介信息处理诸维度有更明显的正向影响；

假设4c：与报纸新闻相比，电视新闻对媒介参与意向有更明显的正向影响；

假设4d：关注娱乐内容对媒介参与意向有正向影响；

研究问题5：关注海外媒介和网络新闻对媒介参与意向有何影响？

（4）媒介评价。

媒介评价是受众作为普通人所形成的对媒介表现的看法或观念（可视为一种“常识理论”，commonsense theories），这种观念至少来源于三方面：个人特征、亲身的媒介接触以及与他人讨论后的结果。观念形成以后并非一成不变，但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延续性。在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的大框架下放入媒介评价，符合媒介素养研究近年来对认知范式的强调（Potter，2004），即从事媒介素养教育运动无法脱离了解公众个体对媒介的基本认识。这些认识人人具有，它不像媒介信息处理或媒介参与意向那样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与价值导向（比如受众越能积极处理信息、越能利用媒介参与媒介，则越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我们无法认为对媒介评价越高就代表着更高的媒介素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不把它视为媒介素养的核心概念），但它作为受众看待媒介的基本认知框架，无疑会对包括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在内的媒介素养发挥影响。具体说，对媒介评价越高——比如越信任、越赞赏，就越容易放弃对媒介信息采取质疑、批判的处理策略；而越不信任、越持负面评价，则越会对媒介信息保持警惕，通过自己的抵制、核实，防止被权力机制通过媒介操控，这一点已经部分地被实证研究证实（Kosicki ＆ McLeod，1990）。但是另一方面，对媒介内容生产的参与则要求对媒介保有正面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对媒介抗拒、排斥，如何愿意“同流合污”？特别是在必须依赖媒介采纳的诸如报料、帮助解决个人问题这些参与行动上（而不是那些试图改革媒介的抗议行动）尤其如此。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5a：媒介评价反向影响媒介信息处理诸维度；

假设5b：媒介评价正向影响媒介参与意向。

（5）媒介参与功效意识。

与媒介评价相似，媒介参与功效意识也是普通公众对媒介所持的一种观念，即对于媒介参与是否能达成效果的估计。它的理论位置不应在媒介信息处理之前，但却可直接预测媒介参与意识。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行为与对行为效果的正面估计有关（Bandura，1986），在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中，也已证实了正面功效意识对参与行为的正面影响（Burns，Schlozman ＆ Verba，2001；Verba ＆ Nie，1972），因此我们提出假设6：

媒介参与功效意识正向影响媒介参与意向。

（6）地区因素。

以上关注的都是个体层面的因素。西方有学者（Kang ＆ Kwak，2003；Shah，McLeod ＆ Yoon，2001）已经开始关注地区和信息环境因素对公众认知和参与行为的影响。就中国而言，即便不考虑城乡差异，各城市之间在媒介生态文化、媒介管制等方面也存在差异（Chan ＆ Qiu，2002）。由于中国目前受众以使用本地媒介为主（尤其是报纸和电视），故各地媒介运作的差异——例如市场化程度、自由度等，将会通过媒介使用、媒介评价、功效意识等“潜移默化”地影响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另一方面，各城市在市民文化（比如是否具有参与传统）、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各地媒介素养的差异。鉴于缺乏理论的指引，我们对地区因素如何影响媒介素养提出探索性问题，即：

研究问题6a：中国公众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是否存在地区上的差异？

研究问题6b：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地区变量对媒介素养的两个维度是否具有独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