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新旧思潮在报刊上的论争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新旧思潮在报刊上的论争

正当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等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率先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8年，正当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阴谋把我国拉进帝国主义反苏干涉战争中去的时候，李大钊在报刊上接连发表了几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政论，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载1918年7月《言治》季刊）、《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载1918年11月《新青年》月刊）、《新纪元》（载1918年1月1日《每周评论》）等，歌颂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克说：“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十月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鼓舞读者，不要为俄国革命后“一时之乱象”而抱悲观，要“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从十月革命中看到新的希望。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把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他精心撰写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简明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3个组成部分，向读者推荐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之后，新思潮得到迅速传播。在此形势下，《新青年》开始出现了社会主义倾向。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开始改变怀疑观望态度转而同情十月革命，谈论社会主义，在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本志宣言》一文，强调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把批判的矛头初步地指向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1920年初，陈独秀由北京出走，回到已发展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上海，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新青年》也自第7卷第4号起由他在上海主编出版。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过程中，陈独秀把《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篇幅多达360多页，比平时扩大一倍以上。该期发表了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李大钊的《May Day运动史》，以及大量全国各地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和材料（包括数十幅照片），揭露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广大劳工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有相当部分是《新青年》的记者和各地进步学生团体深入工人群众中调查得来的，还有几篇就是工人自己写的稿子和多幅工人题词。这表明《新青年》同仁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向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促使《新青年》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这为《新青年》后期转变为社会主义刊物打下了基础。《劳动节纪念号》的出版，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的集合点”。

除《新青年》杂志外，国内其他报刊也出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南方，广东《中华新报》兼职记者杨匏安在该报发表长篇译述性文章《马克斯主义》，自1919年11月11日起至12月4日连载19次，详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及其组成部分。文章说：“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也。”这些南北同时发表的言论，标志着我国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世界形势和国家的命运，标志着他们运用报刊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端。

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传播，当然要引起中国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度恐慌和仇恨。在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上半年间，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在报刊上展开。

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重要人物有林纾（琴南）、辜鸿铭、刘师培等。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报刊有《国故》月刊、《新申报》、《东方杂志》、《公言报》等。其中《国故》月刊是刘师培等封建顽固派文人专为抵制新文化运动而创办的，1919年初在北京创刊。该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号召，反对白话文，提倡文言文，反对新思想，提倡旧思想。《公言报》是接受段祺瑞拨款10余万元经费开办的反动报纸，1916年9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后对段执政阿谀颂扬无所不至，被舆论讥讽为“段氏之影片，段党之留声器”。这些封建顽固派文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文章，对新文化运动大肆进行诬蔑、攻击。对此，《每周评论》等报刊立刻予以反击。《每周评论》出版特别附录专页《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转载选录了《晨报》、《国民公报》、《益世报》等报纸的9篇评论，集中批驳法律制裁的谬论，赞扬学生出于爱国心而发动学潮，深得民心，警告反动当局如果违反公意滥用法律制裁，必将酿成更为激烈的风潮。

1919年2月17日，林琴南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胡诌了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在北京陶然亭痛打大骂孔子、主张白话文的田必美（隐指陈独秀）、金心异（隐指钱玄同）和狄莫（隐指胡适）的故事，反映了这批封建顽固派痛恨新文化运动的险恶心理，暗示北洋军阀政府像荆生一样来为他们出气。林琴南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刻遭到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反击。3月9日，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正告那些封建顽固派“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3月16日，《每周评论》第12号全文刊出了林琴南的《荆生》，并发表了一篇以中学语文教师口吻写的“读者来信”，对林琴南的小说逐段加以批评，最后作了一篇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战术的评语：“此篇小说，其文之恶劣，可谓极矣。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诸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然吾昔读林先生所译之《茶花女遗事》及他种小说，尚不如是。岂年衰才尽，抑为他人赝作耶？惜我不识林先生，无从质之。”同时，《每周评论》还转载了李大钊在《晨报》发表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对林琴南进行再批判。3月间，林琴南还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再答蔡鹤卿书》，指名道姓地攻击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战士。此后，林琴南又在《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妖梦》，其手法之低劣，比《荆生》更等而下之，同样遭到了新文化运动战士的痛斥。

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面对封建顽固派的攻击，理直气壮地宣称：“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但是，“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因此，为了宣扬倡导民主与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篇文章，也是《新青年》前期思想宣传的一个基本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