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方法的各种元素

7.构成方法的各种元素

现在我们需要弄清的问题是,我们是用什么“方法”进行以上分析的。

“易理解的”方法

实际上,我们是站在路人的视角上,我们是通过情感同化的努力从内心去理解他们对于情境的感受。这种情感同化的努力完全是人文科学所特有的(这种十分“现象化”的方法实际上并不能被应用于自然科学如物理学,例如,一个电子或一个分子是否有过真实的存在呢?)。这一方法是与人类本质的特性相关的:那是因为我们是人类,自小接受的是人类的教育,我们能够肯定同类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已经学会“从”他们的位置来思考世界。在一些理解进程的专家如舒茨(Schuty,其学说略)看来,这种能力却是认识上不折不扣的“丑闻”。

理解的方法引导我们“重新建立”当事者的世界并设法理解其反应。我们当然可以假设这些反应具有某种意义,而且我们可以将其意义发掘出来。

传通过程理论的应用

我们于是试图为某某当事者重新构建起一个情境。“传通过程”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达到快速重建的方法。实际上,这一理论提出要将整个传通的情境分解为多个“语境”成分。特别是,存在着四种比较重要的语境:

———当事者位置的语境;

———当事者之间关系语境;

———氛围规范的语境;

———当事者特性(其意图、计划)的语境。

那么我们就提出了以下问题:

———情境中出现什么样的规范?

———已完成的交流如何诱导出其他传通行为?

———当事者各自的位置是什么?

———传通行为完成后他们有何改变?

在交流效果作用下语境的转变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实际上,意义一定与语境有关。如果我们改变语境,语境中完成的事物的意义便会发生改变。所以,关注语境的改变是这个方法的一个关键所在。

分散认知理论的应用

在这一理论当中,社会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是其自身对在他们世界中出现的“认知客体”建立关系的结果,我将通过一个事例来阐明这一观点。

当我驾驶自己的汽车时,这一理论所说的“认知客体”和“推理”便出现了。我驾车行驶在城市的街道上。“街道”这一客体存在于我生活的世界中,它带有所有“属于它自身的认知内容”,也就是说,我了解它的一些情况,而且这种了解与我自身有着相互影响。例如,我知道(我也注意到)街道为我的汽车提供了一条道路。我不应该开上人行道,我也不能够撞上人行道边的护栏,等等。我看见就在我面前,有个骑自行车的人正行驶在街道当中。这个骑车人此时此地也是我行车世界中的一个“认知客体”。他作为一个客体,也向我指出了在此情境下我应该如何应付,比如:超过他且不要刮到他,或者跟在他身后。但我还是赶上了骑车人。我于是认识到我的速度比他要快———我看到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这种认识属于我的行车世界中的一条信息并构成了认知客体———“我的汽车的行驶速度”。我看见对面驶来一辆小型卡车(一个新的认知客体),我建立起与这些“客体”的关系,并且决定减速或者加速,这其中需要考虑到我所处情境中的其他元素。这些元素往往是无法直接描述但却是处在我的情境中的,诸如:当天的这一时刻、赶到我半个小时后须到达的约会地点所要花费的时间,等等。我将要采取的行动(减速或者加速)对于处在目前情境下的我来说会具有某种意义:“无谓的冒险”或者“冒很小的风险来争取按时抵达”……根据这一意义来决定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为。这种行为,从过程理论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传通,即当事者在其所处的情境中采取一种有意义的表达。

这一观点就包含了传通过程理论的观点,因为就如同我们在刚才这个例子中看到的,提及的这些客体必然是属于决定情境的那些语境的。因此,我们才能明白这样一个“信息”如何在当事者所处的现象学的世界中,呈现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规范(它属于情境中不明确的规范语境)。规范的出现揭示了情境中的规范语境,并给予该情境一个特有的表象,因为在这个语境中并未运用所有的规范。

图2- 9　在这一时刻驾车人的世界

实际上,只有被提到的规范才会在规范范畴“发挥作用”。“推理”也应该围绕这个规范而进行,也就是说,这个“客体”(规范)将与其他构成当事者生活范畴的客体建立关系。根据这些关系,当事人将对各种可能的传通意义作出结论。这个结论将构成他将来行为的基础。

传通体系理论的应用

传通体系理论的基本公理是设定某一现象(对我们来说就是某个“认知客体”或者某个传通行为)的意义不存在于其“自身当中”,而是来自于它和与它同属一个“体系”并与它必然关联的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如此看来,在我们的图示中,“春天”的意义(“看到春意的萌发是很惬意的”)是从场景中所有的客体中凸显出来的。单独而言,它没有“意义”。如果我们要使其具有某种意义,我们就要将其“语境化”,并使其与情境中的其他元素建立关系。

由此我们看到,所应用的方法是建立于传通学中确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找寻意义的方法。

我所要陈述的案例来源不尽相同。可以说,这些案例并非来源于我的切身观察。我曾经在其他论述中引用了我作为观察者所亲历的故事。在此,我更愿意引用其他学者的论述中引用过的案例。当然,这些案例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在我看来,它们具有明显的“中立”优势。它们不是我为了表达需要而编造出来的,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曾经被用于进行与我完全不同的分析。其内容包罗万象,有些很具有文学意味,有的则十分“科学”,有的简短,有的冗长。这种多样性是为了表明,如果分析工具十分得力,即便引用的素材有欠缺之处,我们也可以对影响力的现象进行研究。

【注释】

[1]宾斯万格(L. Binswanger):《忧伤与狂躁》,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宾斯万格将这种无法认知周围世界和无法考虑约束的可能性称作“表象的缺乏”。

[3]雷蒙·勒德律:《社会中的形态与意义》,子午线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第51页。

[4]雷蒙·勒德律:《社会中的形态与意义》,子午线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5]雷蒙·勒德律:《社会中的形态与意义》,子午线出版社1984年版。

[6]见《世界百科全书》1996年版第2卷,第1～11页。

[7]约翰·奥斯汀(Austin John, 1790～1859),英国法学家,分析法学派创始人。

[8]原文为拉丁语:我为你洗礼(Je te baptise)。

[9]J.威克兰(J. Weakland):《家庭的躯体:一个被忽视的边缘》,见P.瓦兹拉威克等人所编《论互动》,瑟伊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

[10]瓦兹拉威克(P. Watzlawick)等编:《传通理念》,瑟伊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11]参见阿莱克斯·穆奇艾利在《新闻与传播学》一书中的观点,阿歇特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8页。

[12]克勒(W. Kohler):《格式塔心理学》,迦利玛出版社1964年版,第175页。

[13]阿莱克斯·穆奇艾利:《传播过程理论》,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98年版。

[14]具体说就是:我认为,一个行为也是———且总是———一种传通,反之亦然。

[15]费曼(Feynman):《物理学的本性》,瑟伊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