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概览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概览

左瀚颖

电视谈话节目尽管在中国仅有不到20年的发展历程^[1],但它却常常被业内人士视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电视开放姿态和亲和力的一种体现^[2],甚至被视为是衡量社会环境开放程度的一把标尺^[3]。谈话节目以其形式的开放性和选题的包容性,不断与新闻、综艺、专题纪录和生活服务等多种节目形态相融合,将其触角延伸至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种领域,成为中国电视节目市场上表现手段最为朴实,但形态内容最为多元的一种节目类型。据CSM媒介研究的相关统计,仅在2009年1月1日—4月10日的100天内,在全国153个城市市场上,在电视收视比较集中的晚间18∶00-24∶00时段,就有190个谈话类节目在全国数百个频道进行了5400余小时的播出,与新闻、电视剧和综艺等多种类型的节目逐鹿市场,其竞争力不容小觑。本文基于对这190个节目的概括分析,初步探索中国谈话节目的发展现状,为进一步探讨各类谈话节目的发展情况提供整体背景和铺垫。

一、谈话节目的节目形态及现状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大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东方直播室》和《实话实说》等新闻专题类节目,并在随后的短短几年中,迅速向各种类型节目领域拓展。应该说,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是“站在巨人肩膀之上”,国外电视谈话节目经过几十年发展而形成的节目形态和节目元素,迅速地在中国电视谈话节目中得到普及和发扬,让中国的谈话节目形态呈现出多彩斑斓的局面。

1.谈话人物:电视谈话节目的灵魂

谈话节目依托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给观众提供直接见证沟通过程、感受当事人态度与反应的机会。参与谈话的人物是谈话节目的灵魂,谈话者的沟通能力、现场表现能力和事件阐述能力,事实上决定着谈话节目的可看性,进而影响着谈话节目的竞争力和生命力。纵观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其谈话人物有一种由少向多、由专业向大众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人物以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加入到谈话节目当中,为谈话节目带来更丰富的观点和更宽阔的讨论空间。不同谈话节目对于谈话人物的选择和组合,则往往是影响其节目形态的重要因素。在谈话节目中,最重要的谈话人物莫过于主持人和嘉宾,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互动谈话决定着谈话节目的逻辑主线;而诸如现场观众、嘉宾采访团和场外嘉宾/观众等谈话人物的出现,则在丰富和补充节目主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主持人是谈话节目最具标志性和最重要的人物要素。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是否能适度地控制和调节现场气氛,是否能有效地调动嘉宾的情绪、打开谈话局面,是否能准确把握并适度回馈观众的兴趣点等等,都明显影响着节目的实际效果。和其他电视节目相比,谈话节目主持人对于本节目的贡献和影响尤为突出,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外不少著名谈话节目都以主持人来命名。应该说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与节目本身是一种相互成就、相互烘托的关系。主持人的出色发挥,是谈话节目可看性的保证,是谈话节目赖以差异化竞争的重要倚重;而谈话节目,尤其是品牌谈话节目所提供的舞台,则为主持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观众市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提供机会。目前,中国谈话节目市场上,已经涌现出不少品牌的谈话节目,由此成就了诸如崔永元、白岩松、杨澜、陈鲁豫和李静等一批明星谈话节目主持人。但在众多谈话节目中,拥有品牌主持人的只是少数,不少专业人士都认为目前中国电视谈话节目仍面临着缺乏具有全局控制能力和倾听能力的主持人的困境。对于个性化、品牌化和专业化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培养,将是影响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成长空间的关键。

谈话节目主持人的重要性在于其勾勒和掌握着谈话的脉络,谈话节目嘉宾的重要性则在于其提供谈话节目的“血肉”。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嘉宾娓娓道来的故事、经历和心得,是谈话节目观众关注的重点。谈话嘉宾是否健谈,影响着谈话节目的丰富性和饱满性;而谈话嘉宾本身的专业性、话题性和影响力同样也会影响观众对节目的收视兴趣。正因为如此,在谈话节目发展的早期,大多数谈话节目倾向于邀请名人明星,或者专业领域的专家,作为谈话对象。在2009年1-4月中国153个城市在播的190个节目中,73%的谈话节目仍然侧重于对演艺明星、体育明星、文化名人、专家教授、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谈话。当然,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普通百姓在沟通、交流和表达方面的意愿日渐增强,在一些涉及生活和情感选题的谈话节目中,普通百姓逐步成为了主角,由此进一步强化了电视谈话节目的亲和性和贴近性。值得注意的是,谈话嘉宾从名人明星向平民百姓的转移,在丰富和拓展谈话节目选题范围和表现形式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谈话节目“触探底线”的问题;抛开真实而进行的戏剧化和舞台化编排,正逐步成为中国谈话节目需要重视的隐患。

西方电视谈话节目在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之后,才开始尝试在谈话节目中引入现场观众,而在中国谈话节目发展的早期,以《实话实说》为代表的谈话节目就开始将现场观众纳入了谈话的范畴之中。现场观众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谈话节目的互动性,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更强的见证和亲历体验。在众多的谈话节目中,除了少数以时政和财经为主要选题的谈话节目之外,大多数谈话节目都引入了现场观众元素。在这些节目中,现场观众的作用有三:一是作为话题的关注者和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这种情况在一些讨论社会问题和政务民生的谈话节目中较为常见;二是作为观众,见证谈话过程,烘托现场气氛,并补充性地参与讨论;三是在作为观众之余,发挥营销作用,对参与谈话节目的名人明星或者对谈话节目的冠名赞助单位产生宣传效应,比较常见的就是演艺明星谈话节目中出现的“粉丝团”和“助威团”。

除现场观众之外,嘉宾采访团也逐步成为不少谈话节目借以增强互动性和讨论性的一种手段。所谓嘉宾访问团是指由谈话节目邀请参与节目的,与主持人一起共同与谈话对象进行交流的嘉宾。这些嘉宾可能是媒体记者,例如在不少地面频道热播的明星谈话节目《最佳现场》就组织了八人的记者团,在现场对嘉宾进行深入访问;这些嘉宾也可能是与所谈论的话题和人物有一定相关性的专业人士和知名人士,例如在上海东方卫视《波士堂》节目中,就会邀请三位来自企业界、媒体界和学术界的专业人士,与主持人共同对嘉宾企业家进行谈话,并进行讨论。访问团的出现,为谈话节目提供了新的发挥空间。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访问团较现场观众相比多一些专业性,较主持人相比少一些舞台化的设定,更容易给观众一种可信的开放性的感知。

为丰富谈话的表现形式,将更多场外的嘉宾和观众融入到谈话节目中,借助外景谈话,对与谈话对象相关的嘉宾,或者随机偶遇的路人进行采访,在电视谈话类节目中逐步风行。当然,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且谈话节目往往没有太强的时效性要求,因此大多数谈话节目采取录播的形式,对场外嘉宾/观众的采访也往往采用录播的形式,较少能与现场谈话同步进行。受此影响,外景谈话的设定性和编排性会相对突出,它更多地可以作为现场谈话的一种补充,难以成为影响谈话进程的主要力量。

2.谈话形式:电视谈话节目的构架

谈话节目以谈话为主要内容表现形式,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谈话形式——对话、讨论和辩论等等——都被悉数搬上了谈话节目的舞台。这其中,“对话”形式在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中采用得相对普遍。在大多数电视谈话节目中,尤其是侧重于对人物进行谈话的节目中,“对话”往往是通过主持人对嘉宾的采访来实现。无论是主持人对嘉宾一对一的谈话,还是主持人对多个嘉宾的同时谈话,或者主持群、嘉宾群对采访对象的谈话,都往往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进行,主持人和嘉宾并不处于对等的交流状态之中。也正因为这种谈话形式的存在,主持人是否会提问,或者主持人在提问中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和口吻,往往会影响谈话节目的品质。从众多业内人士针对谈话节目撰写的分析文章来看,以采访为谈话形式的节目主要是想向观众展示嘉宾的经历、态度和感受;在这类节目中主持人过分强势或者强化自我表现往往会成为谈话节目的“败笔”,而善于引导和倾听,让嘉宾充分讲述自身感受和故事的主持人,则往往会得到观众市场和专业人士的认可。

与采取对话形式的谈话节目不同,采取讨论甚至是辩论的谈话节目较少关注嘉宾本身,而更多地关注谈论的主题和事件。这种谈话形式,需要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等谈话者就节目选题进行充分地探讨和辩论,以提供“冲突性”的看点。在这类谈话节目中,主持人能调动讨论气氛,把握讨论方向固然重要,主持人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学识和经历,成为辩论方同样能形成节目的特色,例如《锵锵三人行》中的窦文涛。讨论或者辩论形式谈话节目的舞台冲突性较强,需要节目制作人和主持人有很好的话题把控能力。有鉴于此,目前中国采取讨论和辩论形式的谈话节目多以情感和社会生活话题为突破口进行发展,逐步为中国观众创造一个更具开放性的媒体环境。

3.辅助视听要素:平实交流的舞台演绎

相较于日常谈话和广播谈话节目,电视谈话节目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将平实的谈话形式进行舞台化的升华。它除了能让观众亲眼见证名人或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过程之外,还可以综合利用电视舞台的声光效果,营造更为立体、纵深和生动的谈话氛围。在中国谈话节目的发展过程中,谈话元素实现了与各种电视节目表现手法相结合。其中最典型的即为纪录片手法在谈话节目中的广泛应用。在不少以新闻时事、社会生活和情感问题等为主题的谈话节目中,节目编导都大量使用纪录片的手法,对讨论主题或者事件进行纪录和“重现”,并将其作为组织内容线索和逻辑的重要辅助手段;这一手法不仅让谈话节目的表现形式更为饱满,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强化观众的亲历感受。除了纪录片的表现手法之外,不少谈话节目还适时地将综艺节目中的表演和游戏等表现手法引入谈话节目的现场,作为对谈话环节的补充,实现对谈话节奏的调节和控制。

在声光要素的应用方面,谈话节目会根据谈话主题以及节目定位的需要,对舞台布景和声光进行设计和调控。例如,新闻谈话节目通常会选择比较严肃、正统和简洁的舞台布景;以影视节目为主题的谈话节目,则往往会大量使用电影海报和明星照片为布景;侧重于挖掘嘉宾情感故事的节目,通常会选择营造温馨,让人容易放松的气氛;而针对年轻观众制作的娱乐明星谈话节目则经常选择炫彩华丽的布景。在营造出适合谈话的视觉氛围之后,谈话节目还会在谈话过程中,适时加入或煽情、或温馨或激昂的音乐,配合主持人与嘉宾的谈话情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即是中央电视台的品牌谈话节目《艺术人生》经常在主持人需要煽情的时候,配入柔和动人的钢琴曲,引得谈话嘉宾潸然泪下。

二、谈话节目的内容选题分类及发展现状

正如英国学者约翰·埃利斯所指出的那样,谈话节目拥有处理任何一种主题内容的能力。从国家政治经济要闻,到社会文化艺术、市民生活情感,几乎所有能够在电视节目中展示的内容都可以借助谈话节目,获得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空间。中国早期的电视谈话节目大多与政治、经济和艺术界名人为谈话对象,谈论的内容更多地集中于专业和高端领域。而随着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开放性发展,谈话要素开始向各种话题领域拓展,在一批雅俗共赏的谈话类节目脱颖而出之后,一些分众化和专题性的谈话节目也涌上了电视荧屏,推动着谈话节目的多元化。

1.谈话节目的内容选题分类

谈话节目的内容选题可以粗略地分为人物和事件两大类,区分两大类内容选题的关键在于在谈话节目中,观众是因为对谈话对象的最初兴趣而关注谈话过程中谈及的事件,还是因为对访谈话题的最初兴趣而关注参与谈话过程的人。据此,我们将因人而起的谈话节目归为人物类谈话节目,将因事而起的谈话节目归为事件类谈话节目。其中人物类谈话节目多为针对社会知名人士或行业专家的谈话节目,这些人物因自身的成就和社会影响而在观众中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人物类谈话节目以这类名人为看点,借助观众对名人背后的故事的强烈兴趣,吸引大众眼球。事件类谈话节目则多为针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热点,邀请专家、当事人或利益相关方进行谈话的节目,在这类谈话节目中,所有的谈话都围绕主题事件而展开,谈话嘉宾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其主观反应和态度,从不同的侧面对事件进行补充说明和阐释,引导观众发觉事件的更多层面和维度。

依据人物的职业属性,可以将人物类谈话节目进一步细分为明星类谈话节目、政企精英类谈话节目、文化名人类谈话节目和混合类谈话节目。其中明星类谈话节目侧重于对演艺界和体育界的明星进行访问,谈话内容涉及明星个人生活、成长经历、才艺技能、近期作品和社会活动等多个方面,是目前人物类谈话节目的主流。政企精英类谈话节目主要以政府高层和知名企业主为谈话对象,谈话内容或涉及个人经历、或涉及时事热点、或涉及企业经营,这类谈话节目通常以高端人群为目标观众定位,具有较高的品质;文化名人类谈话节目在目前的电视谈话节目中属于较为小众的节目类型,主要以作家、画家或摄影家等文化艺术名人为谈话对象,内容则主要偏重个人经历、文艺流派和个人作品等等。混合类谈话节目则混合上述三类节目中的名人为谈话对象,人物和话题较为丰富。借助名人明星的号召力,人物类谈话节目在中国谈话节目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诸如《鲁豫有约》、《杨澜访谈录》和《对话》等谈话节目在收视市场上都有不小的号召力。

事件类谈话节目包罗万象,根据事件的属性,也可以将其大致分为政务民生、情感谈话、平民生活、政经热点、社会文化、成长教育和体育谈话等几类。其中政务民生类谈话节目在近几年的城市电视市场上非常活跃,这类谈话节目通常会邀请当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领导,与观众一起探讨与政务民生相关的话题,例如社会保险、就业、教育和城市环境等等。政务民生类节目常常被视做是当地政府与老百姓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平台,起着信息上传下达的作用,非常受各地政府部门的关注,也颇受当地观众所拥戴。情感类谈话节目亦是当前谈话节目市场上较受追捧的一种节目类型,在我国社会发展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为以人为本之后,个人情感和家庭情感问题开始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情感节目得以兴盛。情感谈话节目以展示、疏导和沟通为目的,引领观众关注不同类型的情感话题。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情感节目在制作过程中过分强调冲突和矛盾,呈现出低俗化和暴露化的倾向,成为当前电视谈话节目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隐忧。平民生活节目将话题锁定在百姓生活中的家长里短,关注邻里关系、劳资关系、同事关系等多种平民生活话题,在服务百姓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琐碎化和低俗化的倾向。政经热点类谈话节目主要关注近期发生的政治经济热点事件,往往会邀请相关的专家对事件进行深入剖析,对播报类新闻节目形成有益的补充。社会文化类谈话节目则主要以文化为题材,邀请专家和热心人士参与讨论。成长教育类谈话节目和体育谈话类节目也是两类比较小众的谈话节目,分别侧重少年儿童教育问题和体育赛事与事件(表1)。

表1　电视谈话节目分类

2.人物类和事件类谈话节目发展现状

在对2009年1-5月在播的190档谈话节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大致了解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现状。从播出节目个数的角度来看,在播的节目中40%的为人物类谈话节目,另外60%为事件类谈话节目。由于人物类谈话节目需要明星名人资源作为支撑,而明星名人资源又相对有限,再加上仅有少数的中央级和省级频道,以及部分民营制作公司有资源和财力维持连续性的明星名人谈话节目,因此人物类谈话节目的数量相对有限。相比较来说,事件类谈话节目所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从名人专家到普通百姓都可以参与到此类节目的制作当中,与此同时事件类谈话节目的制作成本相对低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频道都有能力承担此类谈话节目的自制成本,因此事件类节目的制作数量相对较多。

尽管人物类谈话节目的制作量远不如事件类谈话节目,但由于部分人物类谈话节目由强势电视台和民营制作公司制作,会进行相对广泛的市场发行(例如由香港无线电视台制作的《星星同学会》在引进之后,就在14个城市或卫视频道进行了播出,而由光线传媒制作的《超级访问》也在十余个城市频道播出),因此人物类节目的播出时间比重要远比其制作数量比重高。据CSM媒介研究2009年1-5月在全国153个城市的调查结果,人物类谈话节目的播出时间占据所有谈话类节目的73.39%。借助播出量的优势,以及明星名人更强的收视号召力,人物谈话类节目在谈话节目整体收视中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76.03%(图1)。

数据来源:CSM媒介研究

图1　2009年1—5月人物和事件类谈话节目的播出个数及收播比重(153城市)

在中国不断演化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的节目市场上,谈话节目凭借其特有的表现手法和亲和力,在观众收视中逐步拥有了自己的席位。尽管在谈话节目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业内外人士共同关注的问题,有待规范,但谈话节目向各类节目的持续渗透,并带动中国电视传播语言观念进一步发展的态势,将会继续对电视市场带来有利影响。

【注释】

[1]尽管经考证,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一些谈话形式的节目,但业内人士通常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新式的谈话节目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东方直播室》和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为代表;而中国谈话节目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也常常被认为始于这一时期。

[2]参见徐雷:《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历史格局和流变脉络》,《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卷第3期。

[3]参见周星:《新世纪中国谈话节目的现状和走向分析》,《南方电视学刊》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