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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左”的东西斗下去不然改革开放就危险

时间:2022-03-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2013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万里同志。经过3个月调查研究,当年11月28日,安徽出台“省委六条”。会议期间,一位持反对意见的中央领导亲自与万里通电话。4月到8月,安徽省委连续召开四次会议,对家庭联产承包发起四次批评指责的浪潮。至此,家庭承包取得政治上的决定性胜利。
要跟“左”的东西斗下去不然改革开放就危险_留守儿童的困局 香港凤凰周刊 2015年第22期

万里:要跟“左”的东西斗下去不然改革开放就危险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记者/赵福帅

2015年7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委员长万里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官方讣告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对万里做出总结。

7月22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前往送别,江泽民在外地送了花圈,对万里逝世表示哀悼。当天,天安门下半旗志哀。

追悼会现场,大批民众自发前来送万里最后一程,吊唁队伍足有百米长。引人瞩目的是从安徽小岗村赶来的村民代表们,他们一直高举着“想吃米 找万里,小岗人 怀念您”的横幅。

国务院原副总理田纪云曾撰文说,万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最终开辟出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如果说中国改革是中共领导的“二次革命”,那么万里治下的安徽则有首义之功。

一位接近万里的人士说:“他在中共干部中比较实事求是,特立独行个性突出、爱憎分明。整个政治生涯不整人、不贪财,对大是大非问题头脑清楚,且没有沾染多少官僚习气。故一生在民间的威望和受欢迎程度远远高于官场内部。”

2013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万里同志。

逼出来的改革

1977年11月上旬,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不久的万里前往大别山里的金寨县调研。途中,他来到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发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当他上前与这家人攀谈时,却发现一家三口都没有裤子穿,只能躲在柴草里取暖。

回到合肥,万里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动情地说:“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经过3个月调查研究,当年11月28日,安徽出台“省委六条”。主要内容是:以生产为中心,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1978年安徽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许多地方200多天没有下过透雨。为了种上麦子,一些地方偷偷将地包给农民分组甚至分户耕种。

9月,万里视察了解滁县地区“借地度荒”等办法后讲:“与其抛荒,倒不如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在严重干旱的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政策,战胜灾害。”但有人表示,“用这种办法调动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万里回应说:“我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就不存在‘借地’的问题。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饱肚子,都可以度荒。”

1979年2月,安徽省委常委会讨论怎样对待已经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万里说,“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后来又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

顶住姓“社”姓“资”压力

在1979年初到1980年初,万里和安徽面临的则主要是来自中央的阻力。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座谈会,主调是否定包产到户。会议期间,一位持反对意见的中央领导亲自与万里通电话。万里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秋后再说。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来到“大包干”的发源地小岗生产队,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当生产队反映有人指责小岗是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谁要再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万里去打。”

万里的长子万伯翱介绍,小岗村的事出现后,万里跟妻子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

1980年3月,中共中央调万里任国家农委主任,随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1980年上半年,全国上下围绕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更加激烈。4月到8月,安徽省委连续召开四次会议,对家庭联产承包发起四次批评指责的浪潮。而且在其东部邻省的边界上,竖起了“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反对复辟、倒退”的大标语,对边界上的社队派出了工作组,严防包产到户“传染”到他们那里。

转折发生在1980年夏秋之间。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肯定安徽的试验。9月中旬,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争论很大。有的省委书记坚持认为人民公社才是“阳关道”。这次会议形成的文件实现了重大突破,作了“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的规定。

此后,万里在邓小平、胡耀邦等支持下,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家庭承包取得政治上的决定性胜利。

如邓小平所言,“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民间则有谚语“要吃米,找万里”。

1992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江泽民、万里在人民大会堂交谈。

整顿铁路系统

万里1916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山脚下、梁山泊旁的东平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曾在阎锡山部队担任下级军官,后来在抗击日本的战斗中牺牲;母亲靠洗衣、打短工,养育着一儿二女。

1933年,万里考入了位于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院。1936年,万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20岁出头就当上中共冀鲁豫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三大才子”。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得力地筹备了大量军需。

建国后,万里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城市建设部部长等职。

1958年,万里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任内主持建设了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十大建筑”建成仅用不到一年时间,他一下瘦了十几斤。毛泽东参观后,说:“北京市有个市委书记你们认不认识?此人姓万名里,一天就行一万里,此人不简单。”

文革时,万里因为性格耿直,从不服软,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被打倒。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展开全面整顿工作。邓小平把突破口选择在铁路系统。当时的铁路运输生产下降,事故惊人,机车损失严重,铁路枢纽经常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车晚点,特别是郑州、徐州等枢纽更为严重。邓小平对刚上任的铁道部长万里斩钉截铁地说:“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郑州局的突出问题是领导班子由“造反派”掌权。万里提出调整郑州局领导班子的方案,征得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同意,并征得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和李先念的同意。万里大刀阔斧地整顿郑州局领导班子,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欢迎和支持。

郑州、徐州等经过整顿的全国各铁路局、站、段,运输生产很快大幅提升。万里力排干扰,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铁路系统的整顿。当时有说法:“安全正点万里行”。

然而,到1975年底,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掀起,一时风云突变,形势逆转。铁路运输形势又陷入混乱。万里则不断地遭批判、做检查,被围攻和揪斗。

万里同志和夫人边涛在中南海合影。

学生时代就酷爱网球的万里,在运动场上每球必争,务求必胜,自得其乐。

致力民主法制建设

1988年,万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在万里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制定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法律作为重点,先后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同时制定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工会法、行政诉讼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外,共通过59个法律和27个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合计86个。

1980年代初,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

1986年7月,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田纪云后来撰文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

万里指出,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万里对自己、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一直要求极为严格。规定无论何时、无论何人,都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办私事。所有孩子一律不许做生意。

1962年,万里18岁的长子万伯翱刚刚高中毕业,在全家人反对下,万里决定送他到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万伯翱成为首都干部子弟下乡第一人,在河南一待就是10年。

上述接近万里的人士说:“他的子女没有太大负面传闻,也没有做大官、发大财。”

1993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不过万里也说,“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

1998年,媒体人马立诚与人合著《交锋》,书里批评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和所有制崇拜等,陷入巨大争议。万里主动约见马立诚,说“没有交锋就没有改革开放。”“不要怕!要跟‘左’的东西斗下去,不然改革开放就危险。”

万里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可概括为“三打、两看、一接见”:打网球、桥牌,偶尔打高尔夫球;看书、看报纸和看中央文件;接见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

学生时代就酷爱网球的万里,在运动场上每球必争,务求必胜,自得其乐。万里夫人说,“如果桥牌输了,他别扭难受。如果网球输了,他饭都不吃。”

万里90岁生日时,国家领导问候他身体情况,万里高兴地说:“我的身体很好,这主要是得益于我长期坚持‘一静’(打桥牌),锻炼头脑预防老年痴呆,坚持‘一动’(打网球),活动四肢保持血脉畅通,这两项活动,只要坚持,我相信人是可以活到100岁的!”缺失的图片文件

□  编辑  王毕强  □ 美编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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