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

（一）人口城镇化对产业非农化的作用机理

1.人口城镇化的生产效应

“人口”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表达，“口”表达出的是一个“数量”概念，用人口来修饰城镇化，则是表达出一定数量的“人口”在特定城镇聚集的状态或过程。通过这个统计内涵来看，人口城镇化只是一个中性词语，并不会有实际的效应产生；但是人口城镇化背后附加的是“人”，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具有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创新发展能力。由此看来，在人口城镇化进程，如果更加强调“人”的城镇化，关注人的现实诉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只是当成一个统计数字来对待，人口城镇化的生产效应便会激发起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一，“数量级”人口城镇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低成本”生产效应。在过去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在更好的生活福利与就业预期的诱导下，巨大存量的乡村人口拥向城镇，寻求就业机会，在既定时空条件下能够为城镇的非农产业发展提供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诚然，城镇化对廉价的劳动力要素采取了大规模简单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几十年内，“数量型”人口城镇化所带来的“低成本红利”正是我国非农产业发展中最有效、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在这里需要特别表达的是，尽管学界对我国“人口红利”低成本效应难以为继，表示出了担忧，但是在广大西部欠发达省份，尤其是云南地区，在城镇化发展水平迟滞、非农产业发展不足的“双重”困境下，城市“人口红利”仍有其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数量级”人口城镇化所带来的产业非农化发展的低成本生产效应仍将凸显。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红利”和“负债”总是相伴而生，因此我们在享受“城镇化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同时，更要积极地应对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会面对的人口城镇化“债务”；改变过去城镇化对廉价劳动力要素粗放式投放的发展模式，更加强调劳动力的集约化利用与再生力培育。

第二，“质量级”人口城镇化所带来的“人才红利”效应。伴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规模化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在未来将会减弱。在任何时候，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都是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永动机”。按照经验来讲，大部分科学技术创新活动都是在城镇开展和完成的，因为城镇是人力资本提高和知识积累的大熔炉，为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了最有效的支撑平台。^[5]因此，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需要释放人口城镇化的人才红利。首先，创造人才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自由流动机制、激励发展机制，创造有利条件，引导“质量级”人才在城镇化进程中匹配布局，推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其次，提升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素质。着力在完善公共服务上下功夫，积极开展进城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培养、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从根本上提升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素质”，以此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服务于产业非农化的发展。

2.人口城镇化的消费效应

按照“人口城镇化”的字面意思来理解，“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修饰语，表达这样一层含义，城镇化的前提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实现是要以“口”的城镇化为基础。顾名思义，“口”具有“消费效应”。因此，在我国巨量人口城镇化的背景下，无论是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抑或是民生消费品的需求上都存在巨大缺口，人口城镇化蕴含着强大的内需潜能。此时人口城镇化的消费效应便会凸显出来。

基于“生产—消费”的一般经济学原理，就不难理解：人口城镇化的消费效应对产业非农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巨量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会伴随巨大的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转换效应。农村人口转为市民后，由于就业环境、就业属性的改变，个人收入倍增是显而易见的^[6]。伴随收入增长的发生，消费需求便会产生质的飞跃，其消费结构便会由乡村型转化成城市型，其在住房、家电、吃穿、旅行、出行工具等方面就会有所侧重，在直接或间接地带来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同时，消费结构的变化会直接诱导非农产业生产、供给的转换与优化。人口城镇化创造需求，产业非农化就会创造供给，从这一理论视角来看，人口城镇化的推进可以诱导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世界众多发达国家的人口城镇化规律性经验表明，当一国的工业化（产业非农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可以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和就业规模，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此外，即便是制造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也离不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7]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一方面，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实现了人口的聚集，由此也带来了消费的聚集。产业非农化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产品市场，否则无法扩大再生产，而人口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消费空间正满足了产业非农化发展的这一需求。另一方面，消费对生产具有引导作用，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能够很好地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为产业非农化的发展提供服务支撑，进一步推动产业非农化发展。人口城镇化通过“消费聚集”效应助推产业非农化发展。

3.人口城镇化的创新效应

人口城镇化的创新效应集中表达在技术创新驱动与城镇可持续发展上，Jacobs（1969）指出由于城市中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存在，因此有助于技术创新与知识积累；^[8]Feldman（1999）通过实证观察发现专利行为在城镇表现得更为活跃。的确，一般性规律经验表明：“大部分科学技术创新活动都是在城镇开展和完成的，因为城镇是人力资本提高和知识积累的大熔炉，为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了最有效的支撑平台”。在知识溢出效应与人力资本频繁的交互活动（吴福象，沈浩平；2013）中，创新变得极为活跃、能力更强（Glaeser，1999）。^[9]由此可见，人口城镇化的创新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基于实践观察并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人口城镇化的创新效应对非农产业的发展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体，伴随人口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相应的就业待遇、医疗、公共卫生条件及其他社会福利就越有保障；依据推拉定理，此时城镇会诱发大量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向城镇有效聚集；人口聚集带来的是知识、技术等活动的聚集，这些技术聚集活动本身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互动学习、融合，实现了技术的突破与创新，这些知识、技术能够为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一系列知识、技术支撑，诸如：提供咨询、策划、法律、培训、出让技术专利等服务，实现“技术服务聚集”；在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创新效率得以有效提高，继而有利于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二是伴随人口城镇化的知识、技术集聚，有限的空间格局内，知识、技术密度就会变得很大，知识、技术要素的“face to face”（面对面）互动就会变得十分常见，因此有利于知识、技术的外部经济性的发挥，促进新知识、新技术的迅速传播，从而服务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吴福象（2012）指出在城市群中，通过要素在区间的自由流动，提高了要素集聚的外部经济性和研发创新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0]对于要素流动，总体上来讲可以分为人力资本要素流动与资本要素流动；而人力资本要素总是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相伴而生，人力资本要素具有知识外溢性，它会诱发技术创新，并推动产业发展。三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基础设施得以集聚，例如：水电、交通、通信等，这些要素的聚集，技术创新活动与非农产业发展都需要依托一定的基础设施来支撑，城镇在这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集聚优势，使得技术创新活动与非农产业发展活动在空间上实现无缝重叠。由此，技术创新与非农产业发展可以有机衔接，实现互动发展。

（二）产业非农化对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1.产业非农化的累积效应

在当下我国国情下，农业生产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生产能力十分有限、产业结构单一，过多地把农民束缚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生产中，不利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此外，农业资本积累严重不足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投资用于满足人的基础设施需求出现了矛盾。在广大西部地区，例如云南，人口城镇化水平迟滞的重要原因就是地方财政负担不起高昂的人口城镇化成本，而发展非农产业，推进产业非农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产业非农化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在地域空间上存在较强的扩散效应^[11]。第一，基于产业链式集群发展的非农化发展视角来看，非农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附在关联性，其发展往往并不是孤立的，区域内产业部门的增长与壮大，往往伴随着关联企业数量的增加或产业规模的扩大；相关企业或行业数量、规模的不断增加与扩大，就会形成产业集群的规模发展效应。此时，由于规模化发展、专业化发展，企业可以不断从周围地区就近获取原材料、劳动力等方面的供给，产业集群的低成本效应凸显，由此会吸引新的关联生产商、供应商、使用者不断聚集，导致更细致、更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倾向，在此基础上累积效应的作用开始显现，促使产业形成集群化良性发展态势。此外，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本身就可以积累大量的资金、能够有效完善各项配套基础设施，为区域人口城镇化的推进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第二，基于产业非农化发展进程中空间的扩散效应或外部性视角来看，非农产业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集群规模效应的增长，非农产业会内生性地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吸引区域外部资本等生产性要素的流入。区域外部资本的涌入，能够有效化解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经济总量不足、融资能力有限的现实困境；由此可以为人口城镇化的推进提供强大的资本支持。

2.产业非农化的就业效应

产业非农化的就业效应集中表达在就业的拓展效应、劳动力转移效应以及转化效应三个方面。产业非农化的就业效应也正是通过三个效应来作用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

第一，就业拓展效应与劳动力迁移效应。产业非农化的发展能够使得同一产业的相关企业在空间上集聚，促进产业在区域内的有效分工，由此可以延长或拓展产业链条，能够为区域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门类，相较于单一化的农业生产，产业非农化的发展扩大了区域就业容量。通过就业拓展效应，能够使得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此时，产业非农化发展的劳动力迁移效应凸显出来。在就业拓展效应与劳动力迁移效应的持续作用下，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得以推进与发展。

第二，转化效应。一方面是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化。产业非农化发展追求的是一种高效的产业组织安排与产业发展模式选择，强调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精细化、标准化内涵，因此，它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农民过去传统的粗放作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另一方面是生活、价值观念的转变。伴随着产业非农化进程，科学、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也开始慢慢进入农民生活，在消费观念和消费倾向上，不再局限于“温饱型消费”，开始更加注重舒适型与发展型消费，其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就会增加；生活方式逐渐向现代化方向迈进，生活的现代意识明显增强。伴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人对于城镇化的需求将是内生性的，人口要么迁往现代化的城镇，要么在“能力”范围内将农村变为城镇。其实，当城镇生产、生活的价值取向成为一个区域内人群的价值共识的时候，人口城镇化的推进也会势在必行、水到渠成。

（三）“两化”协调发展的实践诉求

1.认知误区与发展困境是“两化”协调发展的实践诉求

明朝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第四十七回中写道：“凤声与箫声，唱和如一，宫商协调，喤喤盈耳。”语句中把“协调”一词的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即和谐一致，配合得当。^[12]由此看来，协调一词的含义并不难理解；然而，对于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理解，在实践发展中由于认识不足，出现了众多误区，导致了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

第一，同步与协调的等同。在许多学者及学者型官员的言语中，他们理所当然地将同步与协调等同。在这样的理解下，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协调发展便被解读为同步发展；但是仔细品味同步与协调的含义，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同步含义是指同时起步，就像车的两个轮子，齐头并进；协调只是一种配合得当的表达，两者之间可以是同步发展也可以是一前一后的发展，但是这种一前一后的发展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因此，协调就是允许差距存在的，只要这种差距是合理的、得当的。事实上，“两化”是不可能实现同步发展的。

第二，人口城镇化先于产业非农化发展。尽管很多学者看到了同步的不可能，但是由于缺乏对城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他们在力图构建一个人口城镇化先于产业非农化发展，以此来实现两者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正如本篇第二部分所述，这些学者看到了人口城镇化背后巨大的生产效应、消费效应、创新效应；主观地认为，只要人口城镇化得以实现，隐藏在其背后的效应附加自然会发生作用，并且会成为推动非农产业发展、经济增长的巨大力量。在实践中，在很多地区，这一理论被某些政府官员不遗余力地实践着，诚然“人口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但利用“看得见之手”的巨大执行力，从“造城”到“鬼城”，让农民被上楼、被城市化，在“主观意愿”的人口城镇化进程中，非农产业发展却进程迟缓，陷入了“两化”失衡的实践陷阱。事实经验业已表明：忽略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非农产业发展不足的前提下，盲目推进的人口城镇化只能是一个泡沫。

第三，过度追求产业非农化发展，忽视了人口城镇化的实现。在理论上，倡导以产业非农化发展为导向的人口城镇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这也符合“两化”协调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对产业非农化发展与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合理差距界度不清，导致在一些地区，往往一味追求非农产业的发展。诚然，产业非农化的发展让所在区域城市经济能力越来越强、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完善、城市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但是这样一个社会事实值得我们关注，区域性大城市光鲜靓丽的背后却是贫瘠、羸弱不堪的农村；城乡之间的差距一个像在天堂、一个像在地狱。尽管这种表达似乎有些夸张，但是在广大西部山区确实存在，例如云南，在笔者实践调研走访中，这样的描述的确在发生着。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把“统筹城乡”放在破解城乡一体化难题的首位。

2.“两化”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

同样按照“协调”一词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协调即配合得当、和谐一致。本质来讲，人口城镇化和产业非农化“两化”协调发展应是“协同共生、和谐共生、循环再生”的蕴意表达。第一，协同共生是指“两化”协调发展不是像车轮子一样同时律动，而用人的两条腿走路来比喻更贴切。两者之间存在合理偏差。在实践中，人口城镇化以产业非农化为发展导向，产业非农化不断引领人口城镇化发展。第二，和谐共生是指“两化”协调发展不能过分偏重于哪一方。例如，如果只注重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就会形成“只见物不见人”的城市空壳，人口城镇化发展中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缺乏非农产业支撑的人口城镇化就像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如果只注重产业非农化的发展就会形成城乡事实上的巨大差距，而缺乏人口城镇化支撑的产业非农化，将会陷入“扭曲的物本主义投资扩张”陷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消费需求基础，“产业非农化”就像无本之木，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循环再生是指“两化”协调发展应实现良性互动、并把这种良性互动状态形成一个闭合循环回路。在这层含义上，良性互动的发展状态并不是自发而生的，需要一定合理外力加以干预。因此，在循环再生内涵层面，更加强调体制机制在实现“两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建构“两化”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辅之以合理的制度安排来打造一个良性互动发展的闭合回路（参见图2-3）。

图2-3　“两化”协调发展的机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