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制度化的机理

（一）政体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竞争性选举和政党政治是推动社会冲突在民主政治的情景下趋向制度化的关键。选举制度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正如李帕特（Arend Lijphart）提及的“如果有人想要改变特定民主的属性，这样做的最适合和最有效的工具是选举体制”^[20]。蒂利力图证明即便并非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选举也有助于促进社会运动。①选举犹如官方节日，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共集会，政府难以将非选民从这样的选举集会中排除出去；这样的集会因而成为公众表达诉求的合法场合；②提供了公众支持对立纲领的样本；一旦政府允许在竞选中公开讨论主要议题，它就难以禁止在竞选外的讨论；③选举展示出规模的重要性；④候选人有激励展示公众支持，包括来自非选民的支持；这样的支持有助于证明他们声称的代表广大人民的宣传；⑤竞选和投票提供了将地方和区域议题进入公共讨论的机会；⑥那些有投票权的和无投票权的人在法律上的明确区分使得那些被排斥在这些权利外的人主张这样的权利，因为法律上的明确规定使得这样的排斥是显而易见的。^[21]

西方政体民主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将之前被排斥在政体外的社会群体（奴隶、穷人、妇女、少数族裔、移民等）纳入体制内的过程（赋予投票权），而将政体外部的要素带入政体内部的一个关键载体是处于竞争选举压力下的政党。竞争性的选举使得政党领袖会为了赢得民众支持而将他们的诉求结合进入自己的纲领中，从而将社会的分野转变为政党间的对立与竞争。^[22]社会民主党求助于劳工来获得党务工作者和选举支持，基督教民主党人在主日弥撒上吸收他们的支持者。对于社会团体自身而言，与党的密切关系确保了他们在立法及政府过程中得到代表。^[23]当然，社会运动不只是被消极地结合到既有的政党中，社会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地孕育政党。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美国所有创立了社会运动组织的主要社会运动——美国的废奴协会（the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农场主联盟（Farmers’Alliance）和禁酒团（Anti-Saloon League）都剥离出在地方和全国选举中参选的政党：废奴党（Free-soil party）、平民党（Populist Party）和禁酒党（Prohibition Party）。这些运动的命运与它们各自政党的命运是密切关联的。^[24]竞争压力还会使得政党成为推动投票权扩大的一支重要力量。政党领袖预测到如果之前被排除在政体外部的人获得投票权的话，可能会将选票投给自己，那么他就会积极主张赋予这部分人投票权。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林肯主张赋予南部黑人投票权的动机，这一战略的极大成功促使林肯等反蓄奴者所建立的共和党主导了从1860年美国内战到1932年间的美国政治。而随着拥有投票权的民众的比例增加，政党领袖需要日益从更为广泛的有着异质性诉求的群体手中竞争选票，这种压力成为传统贵族政党向现代大众政党转变的关键。

（二）民主政治与劳工运动的制度化

19世纪欧洲所有主要的劳工运动几乎毫无例外地同时建立了工会来组织集体抗争，建立劳工政党来组织投票和选举代表。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断言，选举政治弱化了工人政党的阶级性质，疏离了它与工人阶级间的联系。“工人阶级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秩序不是以阶级身份为基础，而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作为公民的工人阶级通过代表其利益的组织嵌入到代议制度中去伸张自己的权利，这就将工人阶级政党置于一种选举困境中。工人阶级政党要想在选举中获胜就必须赢得多数选票，可事实上工人阶级在选民总体中只是少数，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坚守其阶级性质，那么注定长期处于败选地位，而工人阶级政党要赢得选举，就必须淡化其阶级诉求，转而寻求其他阶级成员的支持，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政党不能以阶级身份作为选举动员的基础，而只能诉诸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人民等作为基础。工人阶级政党性质的淡化反过来疏离了其与工人阶级间的联系，因为阶级身份在选举政治中已经不重要了，工人阶级政党已经越来越与其他政党没有差别，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更多地基于公民身份获得，阶级忠诚变得模糊，宗教、种族、语言、地域等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开展政治运动的重要基础。”^[25]

选举的制度设计要比选举制度本身更有助于理解选举对于节制劳工运动激进性的作用。西欧国家的选举制度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从多数代表制转向了比例代表制。这样做的动机是，“在经历了大规模的赋予公民投票权后，担心劳工党在多数规则下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26]鲍伊斯（Carles Boix）探讨了为何一些西欧国家在面对一个兴起的工人阶级时没有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原因（比如英国）。他的结论是，转向比例代表制的选择依赖于新的劳工政党的力量和旧有政党在议会中的协调能力：如果新政党是强大的，老政党是碎片化的，一种比例代表制将被采用，在这种选举体制下，小党能够更容易获得席位；如果新党是软弱的，或者老党是团结的，之前的多数规则将被维持，因为一个更少比例选举体制时常会令大党获益，而让小党难以获得席位。^[27]

宏观的结构分析遮蔽了欧洲大陆国家与英美国家之间及其各自内部工人运动的差异。通过对19和20世纪西方主要国家工人运动发展的比较，曼恩总结了该时期工人运动的六种主要形态。这六种抗争形式从策略角度可以分成三类，即竞争型、改良型和革命型。“竞争型抗争不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规则，只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保护自己并争取更多的权益；改良型抗争旨在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则；而革命型则以彻底打破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28]每一种抗争类型都可以在经济/政治层面上进行，这样就形成了六种抗争方式：保护主义（竞争型、经济层面）、共存主义（竞争型、政治层面）、经济主义（改良型、经济层面）、社会民主主义（改良型、政治层面）、工团主义（革命型、经济层面）、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政治层面）。^[29]

依据陈峰的观念，欧洲大陆国家与英美国家之间及其各自内部所存在的工人运动差异主要包括：欧洲大陆国家有着更为激进的工人运动，而英美国家的工人运动相对温和；英美工人运动间也存在较大差异：“英国工人运动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阶级团结及宏观的社会改革目标。英国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倾向于采用政党和选举政治的策略，通过与工党的关系和议会路线，把与工人相关的议题带进政治辩论领域，推动有利于工人的广泛的社会改革”，而美国工人则缺乏阶级意识，倾向于追求狭隘的经济利益。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主张工人权益主要通过行业或工厂层面的集体谈判和工业行动来保障，回避国家层面的斗争，放弃政治和立法领域的努力，不追求广泛的社会改革目标。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劳工运动也呈现非常大的差异。“美国工人运动曾经相当激烈，经常与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导致流血事件。美国工人运动也并非一开始就是狭隘的、非政治的和无阶级诉求的……，美国工人运动曾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明确的社会改革目标。”^[30]

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指出至少有十几个变量可以用于解释西方工人运动间所存在的这些差别：经济因素包括工业化的时间、经济增长速度、产业集中度、就业结构、劳动分工的性质；社会因素包括价值体系、身份制度、社会流动性、宗教民族差异、移民的速度，以及城市化等；政治因素包括全民普选实现的时间、政治权力、组织的自由度、选举制度、集权的程度、国家领土面积，以及国家的福利体制等。^[31]在承认其他结构变量会对一国工人政治的属性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学者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国家因素在此过程中的作用，陈峰将之概括为国家结构和政权特性（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和压制性）、公民权利安排（普选权的实施和政治参与）和国家的制度设计（联邦制与单一制，司法机构的地位）^[32]，这些因素被认为是欧洲大陆国家与英美国家之间及各自内部和不同历史时期工人政治属性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欧洲大陆国家与英美国家工人运动的差异被归咎于这两类国家的国家性强弱。“国家性程度越强的国家，越易于产生针对国家的激进的工人运动。”国家对于工人运动的压制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国家对于工人阶级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压制越大，时间越长，工人就越可能对革命的学说作出正面的回应”。英美工人运动间的差异被归咎为英美两国普选权的实施时间（美国快于英国），和美国的联邦制与英国单一制之间的不同。同样重要的是，“英美两国司法机构的不同角色，使得工人阶级通过政治运动所能得到的回报差别巨大。英国法院的权力有限，很少挑战立法机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政治途径争取保护性的劳工立法，也就是说，英国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影响政治来获得正面回报。而在美国，相同的立法胜利无法有效改善工人的权利，因为这些法律条文的解释权掌握在极端保守又高度独立的法院手中，其判决和司法解释存在严重的阶级偏袒，置工人于极端不利地位。政治和立法领域斗争的低回报迫使工人运动选择了以行业和工厂层面集体谈判为主的‘商业工会主义’”^[33]。

总之，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很少是国家单方面认可或者授予的结果，也很少是社会力量单方面迫使政府让步的结果，而是国家与社会彼此相互发展，逐渐形成共识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力量逐渐认可了政权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和程序，更多选择制度内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愿意寻求一种更为节制性的运动目标，通过渐进的制度改善来促进运动的事业。国家逐渐认可了社会运动组织的合法性，将他们看作民意的代表，他们的诉求应当得到尊重和重视。国家也逐渐意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足，倾向于将他们看作助手而非一种充满野心的挑战者，希望寻求社会力量的合作来弥补其能力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