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第一次为少数民族树碑立传_两汉民族关系史

司马迁第一次为少数民族树碑立传_两汉民族关系史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开一代新风的著作，用郑樵的话来说，《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20]。而赵翼言“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1]。可见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那么，《史记》对中国少数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方面的论述如何呢？回答是肯定的，同样是一个新颖的观点，是一个新的体例。

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22]，也包括少数民族的往事和来者，故《史记》有各族之传，即：

自三代以采，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www.guayunfan.com)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二。

…………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司马迁之所以为边疆少数民族立传，其近因或者直接的原因是“设备征讨”。周边少数民族或奉藩贡职，或葆守封禺为臣，或保塞为外臣，或请为内臣，抑或通使往来。它们都是汉封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同汉的关系比较密切。一看就知道，他无歧视边疆少数民族之心，却有同为一家之情。后来许多史家将少数民族传集中在书末，当作附录，在他们看来，边疆少数民族是“别种殊域”，与汉族，与中原不能同列，由此可见，司马迁之站得高，看得远。

另外，司马迁将同这些边疆少数民族有关的人物传，大都置于有关少数民族传之后。即：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更进一步，司马迁将张骞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之事，一并在《大宛列传》中叙述，没有另立其传。[23]这正反映了司马迁不信邪，不屈从于豪势之下，敢于“据事直书”，所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博览群书，继承文化遗产，这是其一。“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昆明。”[24]作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实地考察，以经过验证的事实为依据，这是其二。他所处的年代，正是汉武帝南灭吕嘉，西南夷列郡县而治，东北立玄菟、乐浪两个边郡，并列河西四郡，且已经打通了西域丝绸之路，与匈奴大规模的战争也已经过去的时期，所以，这一切司马迁都耳闻目睹，这是其三。司马迁父亲死前，对他说：“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对此刻骨铭心，这是其四。最后就是他有“天人之际，承敝通变”“成一家之言”的坚定抱负。[25]

如此说来，赵翼说：“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26]不但不是司马迁的什么“不足”乃至“错误”之处，而且恰是司马迁对待事物、对待少数民族的伟大而难能可贵之精神所在。

当然，在次序的编排上，也有例外，如把“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27]就是一例。

司马迁为少数民族所立的传中，除了“据事直书”外，其书中所述各民族之社会、生产、风土人情等等，读了之后，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西南夷列传》为例：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鎓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鎓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整个西南夷，从地域讲，分为夜郎、滇、邛、辒、昆明、徙、都，冉、白马等七个部分。从社会经济生产看，有结，耕田，邑聚和大君长，即以农业为主，过着定居生活的夜郎、滇、邛都为一类；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即过着无君长，从事畜牧，不定居的辒、昆明为一类；有大君长，或农或牧，或农牧兼营，定居或半定居的冉、徙、都和白马为一类。从民族渊源讲，除夜郎之外，大都属于氐羌。另外，这七个部分因系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情况各异的区域，同汉武帝时所建立的柯、益州、越辒、沈黎、汶山、武都等六郡相呼应，前后浑然一体。如果没有据实直书精神，没有广博学识和较深入的实地考察或研究，这样的详述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贵在他是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的人。

司马迁对待汉与匈奴战争问题的态度，前人曾提出质疑，现在就来考察一下。关于汉与匈奴的战争问题，司马迁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28]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自“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到“是以建功不深”一节如何解？司马贞《索隐》言：“谓说者谋匈奴，皆患其直徼求一时权幸，但务进其说，以自便其偏指，不参详终始利害也。”[29]也就是说，对匈奴用兵，只不过是将其利害和后果置于不顾，贪“求一时权幸”而发动的。二是对“尧虽贤”至“唯在择任将相哉”一段如何解？张守节“正义”言：“言尧虽贤圣，不能独理，得禹而九州安宁。以刺武帝不能择贤将相，而务纳小人浮说，多伐匈奴，故坏齐民。故太史公引禹圣成其太平，以攻当代之罪。”[30]即不但说任人不当，也言“多伐匈奴”之有问题。

先说汉与匈奴的关系问题。西汉前期，两者之间，汉处于忍辱、退让、和亲的被动地位，经过文、景之间的恢复发展，特别到了汉武帝时，情况便有了根本变化，即从被动局面一跃而拥有了主动权，这样就在物质上、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说，汉有能力有信心在对匈奴作战中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匈奴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发展的阶段，特别富有掠夺性，加上匈奴“非有城郭田农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31]。如果碰上恶劣气候，畜群遭灾，就更加富有掠夺性了。正因为如此，尽管同汉和亲，按时得到粮食，衣物的赠予，但仍然对中原不断进行劫掠，匈奴“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32]。很明显，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汉封建地主经济冲破地域、民族界限的兼并性与匈奴奴隶社会所固有的掠夺性之间的较量，这就决定了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

如此说来，从汉与匈奴之间的整个战争来讲，不存在由于个人的邀功求幸所发动的问题，而是在战争过程中，有的人是抱着一人一家之宠荣参加进去的，并有许多丑恶表演，如李广利之徒就很典型，但两者是应该分开的。

至于说到司马迁用以“刺武帝不能择贤将相”“以攻当代之罪”的问题，确乎有之。因为当时确有那么一批人，为了邀功，为了荣华富贵，自不量力地往最高统治阶层里钻，有的竟然也得逞了，而真有将相之才的人，或被埋没，或得不到重用，如李广就是一例。可见司马迁之“攻当代之罪”是有根据的，也正表现了他“据实而书”的气质。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围绕着对匈奴战争而用人，从主流方面是应该肯定的，择之不善、用之不当的是非主流的一面。我们不能不说，太史公在这个问题上，不免受到了个人对汉武帝情感上的恩怨的影响。

其实，他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论云：“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徵’，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这里免不了有讥讽武帝之迹，但从他认为对匈奴的战争是因“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之故这一点来看，则可知司马迁其言并非单纯为讽喻武帝而发。

司马迁为什么能为边疆少数民族立传呢？概括地讲，就是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原因。司马迁继承了秦汉之前的大一统的思想，也就是先王之制，即祭公谋父谏阻穆王征犬戎时所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罚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33]也就是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思。这是一个整体，其中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及荒服五个层次，由里及表，各有情况，在这个多层次的整体内，所言荒服地区的犬戎氏等等，没有歧视以至诬蔑的意思，不管是要服区的蛮夷，或荒服区的戎翟，都是天子辖下的一员。司马迁所继承的就是这两个方面。当然，时代前进了，西周时五个层次的国家同西汉多民族多层次的集权国家，从阶级属性、体制等方面有了质的不同，但是，多层次多民族这两点上却为秦汉所继承，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司马迁对上述两方面的继承反映在哪里？先说统一整体问题。他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34]即不管事越或至齐，都干得很出色，对此司马迁非常赞赏。他对屈原的感叹则更为突出，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35]太史公对屈原之文章和为人，十分钦佩，而对屈原“自沈渊”十分惋惜，故有“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慨叹。这说明在司马迁的头脑中，有一个整体观念，不管秦、楚及各国，都在一个整体之内，屈原为何寻其短见？其感叹是深沉的。

至于说到少数民族，司马迁特别把滇王看作是楚之苗裔，“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36]，“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勾践一称伯。……盖禹之余烈也”[37]。他对邹阳上书也是欣赏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秦用戎人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阿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名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司马迁评论说：“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38]以事为主，不以族分，这是值得继承的，司马迁正是这样。

司马迁还有一个很突出的观点，他说：“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39]言东西南北，各有特产，农工商贾各任其能，竭其力，以所多易所鲜，以满足各自的需要，这好比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犹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符合规律，时势所使然。这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冲破了地域和民族界限向前发展着。

当时，“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40]。又以关中而言，亦是“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南御滇、、僮。西近邛、，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41]。这类关系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这不仅使中原汉族内部的相互联系加强了，而且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产源源不断引入中原，不言而喻，中原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是什么力量促成如此状况？症结在于士农工商的“求富欲”，司马迁说：“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42]这是司马迁观察和认识社会的基点，或者说是他的时势观、社会发展观。正是这种时势的发展，导致了汉族内聚力的强化，而边疆少数民族内向力的增长，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形式，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不断地参与了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这是司马迁所耳闻目睹的，自己是当事人行列中的一员，这也是司马迁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客观条件和思想基础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