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与空想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来说，许多当代的学术研究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研究对于记载了社会经济现状的现存的、给定的，以及所谓的“事实”的汇编，存在实证主义偏执。虽然科学方法在早期只是作为批判迷信和教条(Kellner， 1984， p.113)的工具，但它后来还是发展成为拒绝超越现实地思考的“实证主义的、常识的哲学”(Marcuse， 1941， p.113)。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为例，说明了思想是无法超越对现状的工具性执行的。按照霍克海默所说(1947， pp.41-57)，实用主义拒绝用理论指导实践，结果使得没有一种目标在本质上比另一种更好，除非它能够通过实验来证明其有用。这种“将理性还原为纯粹工具”(p.54)的做法，导致“一种教条，这种教条坚持认为：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想法真实，所以我们的期望得以实现、行动得以成功；而是因为我们的期望实现了、行动成功了，我们的想法才是真实的”(p.42)。

相反，批判理论却超越眼前地提出规划，因为“在社会过程的理论重建中，评判现状和分析其趋势，必然包括着面向未来的因素”(Marcuse， 1968， p.145)。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批判理论引发了想象，促进了“空想”(phantasy)(马尔库塞的拼写)的使用。然而，“由于其能力独特，能‘直觉’地知道当前还未出现的事物，并能从给定的认知材料中创造出新事物，想象就意味着相对于给定材料的很大程度的独立，意味着在不自由世界中的自由”(p.154)。这并不意味着无限的、基本的、理想主义的，或毫无意义的思想，而是意味着在具体的物质情况下，在历史可能性的范围内、在人类能够做到的能力之内，寻找对于现实的替代方案的思想。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要搜寻“一个更美好，更幸福的世界”，就要求人们“从给定材料中独立出来”。因此，批判理论不会向人们求助，并且可能被看成是“儿童和傻瓜的特权”(p.154)。

后现代主义是对于批判性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威胁，它使人们难以确定社会发展趋势、抵制操控，并且展望更美好的未来。后现代思想可能会发现不公平、压制性权力和超现实的媒体和文化的假象已成为社会的必然特点，与此同时，批判理论将其描述为拥有金钱和权力的人采取行动的结果。如果人们认为他们无法控制此类事情，他们很可能倒退到一个类似启蒙运动发生以前的状况中去，一种人类面对无从知晓的力量时所产生的迷信的宿命论的社会状况。这种被动性与辩证思想、批判理性、解放/自决相对应；虽然批判理论家们认识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挑战的严重性，但他们还是选择不“落入虚无主义的怀疑论困境中”(Kellner， 1989，p.231)。

在公共行政的学术研究中，人们可能会担心，学者们正在安于接受研究的单向度特性，也即一种“概念清洗(conceptual cleansing)”。在这种“概念清洗”中，关于在更广阔社会中公共部门作用的批判思想正在消失。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用实用主义来评判常识及实证主义思维，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当代后现代实用主义仍然同样关注在因为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而造成的虐待和压迫下的人类自由。实用主义者理查德·罗蒂的作品，可以用来说明法兰克福学派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在推论和强调“当前的理论难以超越给定材料”的担忧时的异同点。

罗蒂所采用的哲学、政治和社会分析的方法，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议。他因为自己所声称的简单性、事实错误和非理性主义的立场，遭到免职和奚落。尽管如此(或许也正因为这样)，他仍是当时最著名的美国知识分子之一。虽然罗蒂(2001， p.22)不喜欢“后现代”这个术语，称它“令人恼怒”，并指出它可用于“表示一种在政治上绝望的态度”(p.20)，但是他对哲学基础主义的的攻击却让他成为后现代思想的偶像。

当代批判理论家本·阿格(2002， p.213)想要通过重建“现代性的目标”——即“满足人类需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来应对他所论述的“启蒙运动的失败”。批判理论家道格拉斯·凯尔纳(1989， pp.225-233)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是相容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纠正措施可以用于诸如消费者保护、教育、和平等领域中。虽然罗蒂觉得用不着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是问题，因此，“除非一些新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最终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才将不得不用非理论的和乏味的方式将人类苦难的根源描绘成‘贪婪’、‘自私’和‘仇恨’”(Rorty，1998a， p.235)。

这种对语词的使用颇为有趣。马尔库塞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描述为对“苦难、残酷和镇压”的创造(Marcuse&Popper， 1976，p.101)——用词不同，但意思相近。为了避免对这些状况的来源进行顺藤摸瓜的追溯，罗蒂依赖于那些观察到的但未经解释的人类行为。说人类行为是“实测的”，是因为它贯穿人类实践；但说它是“未经解释的”，则是因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不可能把这些行为归因于文化条件或人性之类的偶然因素，更不用说归因于经济政治制度了。

罗蒂并未把启蒙哲学和启蒙的政治目的联系起来，而是把它们分开，从而使得“发现一个新的、全面的、用天性和理性取代上帝的世界观”的哲学构想被取消，同时保留了创造罗蒂所说的“人间天堂，一个没有种姓、阶级或残酷的世界”(2001， p.19)的政治宏愿。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这样的政治宏愿在普遍意义上是“真”的，而是因为具有特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的人们认为这一宏愿是有价值的。罗蒂(1999， p.232)承认，“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有一件事是对的：核心的政治问题就是贫富关系问题”。他认为，人性并非由自然赋予，而是一种社会构建(Rorty， 1989， pp.184-185；2000， pp.61-62)，现实仍然是“那些已掌握了金钱和权力的人会撒谎、欺骗和盗窃，以便确保他们及其子孙后代永远垄断金钱和权力”(Rorty， 1999， p.206)。“自然”到底必须怎样才能“永远”继续下去？如果这种行为不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留于大脑的不可改变的(hard-wired)烙印，而是社会塑造的，那么人们必须采取怎样的社会变革才能导致更合乎理想的行为？

尽管批判理论家和作为左派后现代主义者的罗蒂存在差异，他们对社会的关注还是惊人地相似。罗蒂所展现的关于一个没有阶级或种姓的、人们可以在其中按照自我意愿自由地创造自我的平等的乌托邦的愿景，与马尔库塞所描绘的“现实不再由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破坏性竞争来界定”的自由派的社会主义有着共同的特点(Marcuse， 1969， p.5)。罗蒂强调，他的思想与他所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个群体的思想有着明显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他缺乏基本的意图。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把规范宗旨定位在特定民族和文化的具体的历史经验上，而不是定位在永恒的假设上(Horkheimer， 1972)——罗蒂的观察有些以偏概全了。

罗蒂所持的态度是公共事务不需要理论。他认为，哲学毁掉了公众讨论，公众讨论应该包括他所说的“尽可能朴实、率直、公开、易于处理的语言”(Rorty， 1996， p.45)。然而，从公共话语中剥离思想是保持公共空间稳定的单向度性征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否认人们有能力超出渐进改革的范围去对他们的处境加以概念化。罗蒂的公共领域中留下的是人民的集合，例如美国人，他们有共同的承诺和价值观，并在他们认为当时应该怎么做的基础上进行集体决策。不幸的是，受罗蒂(1999， p.198)所描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利益”的局限，这种非反思性的决策，就像斯蒂芬·考茨(Stephen Kautz， 1996， p.174)所说的那样，“很容易滑入丑陋和凶残的自以为已经知道了一切该知道的自鸣得意中”。罗蒂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他的乌托邦里，“没有人会被恐吓凌辱——既不是被奴隶主或被工厂主，也不是被丈夫所恐吓凌辱。消除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将帮助人们相互尊重。人类将最终摆脱校园暗杀、抛弃幼稚的事情，并取得道义上的成熟”(Rorty， 2001， p.23)。但是因为他想要避免在体制和实践上考虑重大变革，于是这一愿景仍将继续处于个体的和无效的状态之中。

将批判理论与后现代实用主义作简单比较，并不是打算反驳或拒绝罗蒂的整个作品。罗蒂的思想在这里是被用来作为批判理论的一个衬托，以说明描述社会状况与考虑社会变革是不同的，而且它们之间如果缺乏联系就可能会导致无所作为。人们把学术研究局限在记录既定事物上，并避免反映矛盾、可供选择的未来，以及预想的变革，强化着学术的单向度性征。在公共行政领域，这尤其可能存在问题。公共行政领域需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以处理那些只有通过变革体制和惯例才能解决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