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盐的环境

滨海产鱼盐，自古为海国之大利，古代官营海盐业尤为国家税赋所倚重。有确切记载的上海地区盐场始设于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时上海县尚未从华亭分出（上海县置于元至元二十八年），今浦东地区内已经成陆的部分仍隶属华亭，所设盐场称下砂盐场，归浙西盐运司管辖。下砂盐场的生产区由下砂头场、二场、三场所组成，沿着长江口以南的海岸线逐次排开。^[96] 盐田、盐灶及盐民居住的团舍均分布在备塘以外的滨海滩涂上。

（一）海水咸潮

海水作为煮盐的初级原料取之不竭，只要咸潮浓度和生产技术达到要求，滨海盐场便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宋元时期长江口的崇明沙洲由群沙组成，尚未合成一体，对外洋咸水的阻隔作用有限，咸潮在沿岸的流动十分畅通，这种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附近三角洲陆上区域发展盐业生产。另根据气候史资料，北宋初期到元代初期有一个短暂海侵过程，海平面上升，长江三角洲海岸线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成陆速度较慢，今浦东中部地区400年淤涨仅约15公里。成陆缓慢使盐场的位置相对稳定，可近便地获取咸潮以提取卤水，所以史家公认宋元时期是下砂盐场的繁荣期^[97] 。

当时松江府下辖五个盐场：下砂、浦东、横浦、青村、袁部，下砂盐场的地理位置最好，其位于隋唐以后长江口以南三角洲淤涨最快的南汇嘴一带^[98] ，尖端深入海域，引纳咸潮的质量自然有保障。据清代方志对前代盐业生产的追述，下砂场“延袤八十余里，东南逼近海塘，塘外沙地遥远，有泐道十一处，引潮入内，土旺卤足，产盐极广”^[99]，可见海水浓度完全可以达到提炼优质海盐的要求，用以制卤的潮水量也相当充足。元代和明初是下砂盐场的鼎盛时期，其额定盐产量一直为浙西所属27盐场之冠^[100]。以元代至正年间的盐额分配为例，松江府境内五个盐场总共承纳盐额七万四千九百一十八引，下砂盐场即占三万三千四百一十五引，为松属各盐场纳盐之半^[101] 。

（二）湿地与草荡

古代盐业发展所依存的地理环境，自然应当包括与盐场相连属的滨海湿地及其植被生态。咸潮浸灌的土壤适合芦苇、白茅等耐盐植物的生长，而海盐煎煮需要消耗大量的薪柴燃料，所以盐场周围的湿地通常被政府作为生产资料统一配发给盐民，以供樵取薪柴之用。古籍中一般将这类湿地称为草荡地。据《历代盐法源流考》，宋元时期官府规定盐场建设“务使灶舍相近，草荡相连”^[102]，可见盐场周围沼泽湿地上生长的植物，也是盐场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草荡与盐田、盐灶、屋舍一样，均为盐业聚落不可或缺的功能要素。官府向盐民支付的“盐本钱”中，除了运输所需的盘费、盐民应得的工食费，还有提供薪柴的荡地。宋代有禁令规定：“在法，盐场亭户……所煎盐柴荡，不许作契生当”^[103]，又“各场灶滩所以刮土淋卤，草场所以采草煎盐，寸土尺地，皆属之官，自有界限，例禁不得开耕变卖”^[104]。可见荡地的用途是优先保障盐业生产，私自将荡地开垦为农田系违法之举。关于荡地的位置，应大部分位于海塘以外，与盐田相毗邻，因为海塘以外淡水缺乏，发展农业种植的难度很大，草荡资源应比较充足。愈是卤水质量好的盐场周围，发展农业的难度越大。元人陈椿在《熬波图》中对下砂盐场的周边环境如是描写：“黄茆白叶地，一望百余里，长鐄莹如雪，动手即披靡”，则可作为荡地沿海岸线连绵分布的证据。

（三）潮沟与水道

滨海湿地形成初期的潮沟地貌，亦为盐场周边地理环境的重要特征。大河三角洲成陆过程中由潮汐涨落反复冲刷而成的小潮沟，发自天然且数量众多，对潮沟加以开挖和修整，正可作为盐田引入海潮的通道。古代川沙、南汇的地方志将海塘外通海的众多短小河道称为“洪”、“洼”或“泐”，并认为其因“潮水冲击”而“变迁无常”，实际上指的主要是在天然潮沟基础上经过少许人工改造，用于接引海潮的河道，这些潮沟河道也为逐渐兴起的农田引灌所用。《熬波图》中有“开河通海”一节，对潮沟河道的改造及其引潮功能描写如是：“平地海可通，要非一日劳，成云举万锸，落地连千锹。水性元润下，满沟来滔滔。海水无尽时，要在人煎熬。”至清光绪时，南汇沿海洪洼仍有大泐口、石皮泐、三灶港（东段）、四灶港（东段）、黄家洼、薛家洪等35条^[105]，基本上为盐场时期遗存下来的潮沟体系，在后来的农垦种植时期又进一步为农业所用。

（四）盐场聚落

煮盐是与滨海开发早期的地理环境相适应的一种生存选择，取之不竭的海水、连绵的芦苇草荡、天然的潮沟皆自然之所赐，在盐业生产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因此盐业可以说是一种初级阶段的滨海开发形式，人类活动对于成陆之初的水、土壤、地貌、植物等环境要素少有显著的改变。而盐场聚落则是与此生态系统相适应的一种人类住居形式，人们集中居住，但并非宗族的凝聚力使然，而是出于安全的需要和生产资料供应的制约，居住区与盐田相互隔离，居住的房屋周围有围墙、濠沟与外界隔开。这些与传统乡村聚落所不同的特征都证明了成陆初期的滨海环境对人群居住方式的限制性。

下砂盐场实行集体居住的“场团”制，每二至三灶组成一个“盐团”，四周围以团墙或木栅，并开挖濠沟派兵把守^[106]，盐业生产所需的亭场、灶屋、仓舍等皆在团内。这种集中居住的盐民聚落便于统一组织生产、统一配发生产资料、统一运输产品，适合大规模劳动密集型的盐业生产，实际上也是对滨海开发初期环境缺乏安全性的一种适应。当时的盐聚落外围均建有团墙及附设的濠沟，与外部环境相隔离，此可规避夏秋间飓风和咸潮的冲击，海塘一旦被冲开决口，仍有一道屏障可保安全。盐民居住的房屋贴近成品盐的生产区（即上灶煮盐的灶区）和仓库，这与农耕聚落的打谷场均分布在农民住宅附近是同一个道理，便于就近完成生产的关键工序并快捷安全地将最后的产品储存起来。但作为基本生产区的盐田的功能和位置却与乡村聚落的农田相差甚远，盐田建在贴近海岸线的滩涂上，由于咸潮日至、滩涂未垦，根本不适合居住，只能与盐民居住区、仓库区相互分离。故而劳作的盐民必须在盐田与驻地之间来回奔波，将在盐田区提取的卤水运送到团舍以备上灶煎煮，成为海盐生产程序中一项极其繁重的劳动。当时各灶运卤的主要工具是牛力牵引的小木船，但是在产盐旺季，如夏日的三伏天和冬日的三九寒天等，船运不及，也须大量使用人力肩挑木桶运卤，从滩场入团，路途遥远难行，担夫常常日明启行，日西才到团^[107] 。因此可以说，正是当时的资源条件和生存环境决定了盐民的艰辛生活，甚至是盐业聚落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