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行动主体的精英和阶级

不同的人对历史变化的影响不尽相同。大部分时代的大多数人都置身于社会关系规定的节点上，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相对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关系。只有通过考察推动历史变化的行动主体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预测和分析结构性的变迁。其他的行动者往往在间接影响或无意的情况下，在同一结构性环境中为（直接推动变化的行动者）创造了战略性的机遇。我们的任务是分辨出这样一些因果链条：某处的行动者改变了社会结构，从而为他处的行动者创造了进一步改变的重要机会。本书力图在中世纪社会结构中发现这样一个“机会链条”[7]的起源，并探寻开创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链条。

我的基本结论是，这一串偶然的变化始于精英，而非阶级或个人。精英斗争推动和指引了转变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为何资本主义恰好首先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发生在欧洲的某一特定部分，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欧洲不同经济体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差异，我们必须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城邦、帝国和国家中精英之间、精英和阶级之间关系的结构差异中开始探寻。

精英（elite）可被定义为一个有能力从非精英群体手中攫取资源、并控制独特的组织力量的统治者群体[8]。而“自在”（in itself）的精英是由他们所控制的组织机构的特征所决定的[9]。然而只有某些精英，才能建立他们相对其他敌对精英以及作为剥削对象的生产阶级的优势，从而保护和扩展他们的独立性和权力。说到底，社会变迁是靠“自为”（for themselves）行动的精英来推动的。

当且仅当具备下列条件时，一种单独的精英才能统治一个社会：①从（各）生产阶级中榨取的资源均通过一个统一的组织分配；②没有其他精英能建立起一个竞争性的榨取资源的组织；③在这一精英集团内部的个体成员或群体均无法收回对其他成员的支持，从而瓦解这一现存组织的统治。只有当一个新的群体（不管是来自旧精英集团内部还是出身非精英群体）发展出从非精英群体攫取资源的能力，而其他精英必须容忍他们的存在时，多重精英的统治才会产生。

据此定义，精英与统治阶级颇为相似，因为他们都依靠剥削生产阶级为生。但精英在两个显著的方面与统治阶级不同。首先，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是再生产其对生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而在精英斗争理论中，还包括精英对自身不断扩张组织能力、应对其他精英的能力的关注，这似乎和前者同等重要。换句话说，当单一的精英统治时，其利益可以用马克思的术语来分析，因为他们唯一的对立面就是生产阶级。但当多重精英统治时，针对他们利益的直接挑战不但来自从属阶级，也来自其他敌对的精英。其次，不同的精英追求其利益的能力首先取决于各种并存的精英之间的结构性关系，然后才取决于与生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此外，如果一种单一的精英不受其他敌对精英的掣肘，那么就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其能力和利益就仅仅只针对各从属阶级）。

精英增强自身实力、进一步追求自身利益首先通过收编部分或全部敌对精英的组织化机构来实现，这一过程我称之为精英斗争（elite conflict）。精英斗争成功的衡量基准，要看融合后精英攫取资源的手段是否变得更强。如果扩展后的精英能抵挡敌对精英的挑战，它就能运用其加强了的组织化能力去影响生产关系，强化对生产者资源的攫取，并降低生产阶级抵抗的可能。

为了生存的考虑，所有精英都必须从非精英群体攫取资源。他们这么做的利益从根本上是由阶级力量形塑的，也就是说，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然而，不同的精英实现其利益的能力则首先取决于精英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对精英的力量来说，精英斗争是根本的威胁。不过，每一种精英企图捍卫的利益都根植于他们与生产阶级的关系。

如果某种精英的组织基础取决于生产关系，那么这一精英同时是一个阶层（class fraction）[10]。对某一精英或阶层与生产阶级的关系或他们如何打击敌对精英保卫自身利益的静态分析（static analysis），无法区分马克思主义和精英斗争理论，因为两者均关注某种精英或特定阶层攫取资源的组织。为了检验这两个理论模型，历史研究是必要的。如果精英和阶级关系随着生产关系变化，那么就证明马克思主义优于精英理论。事实上，马克思理论可能说，不同的精英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而已。他们最终都能通过生产关系来识别，其利益和力量也能根据生产关系来预测。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1852］1963）中，马克思就提出阶层的利益取决于生产关系，但他同时也追溯了不同阶层的力量是由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所决定的，不能简单用阶级理论（即生产关系决定阶级的利益和力量）来解释。

我的精英斗争理论认识到有些精英的确是一个阶层。然而，除了单一精英集团统治且阶级分析足敷使用的例子外，一般情况下某些阶层与精英共同统治，而后者绝不是用生产关系来区分的。当一个阶层与非阶级的精英对抗时，只有当精英内部的结构性关系改变之后，这一特定阶层的力量才会发生变化。例如，第四和第六章关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历史讨论就详细表明了，精英斗争模型在预见乡绅阶层利益和力量转变时，相较马克思主义模型有更大解释力。（在这一例子中）只有在精英斗争打击了教士（这不是一个阶层），使之无法控制生产关系之后，乡绅才得以转变农村的阶级关系。

要确定哪一种精英或阶层将胜出，那就必须先审视精英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每种精英对生产组织控制力的变化反映了精英组织力量的变迁。精英斗争模型和马克思模型都认为力量是相对的——这包括生产层面的力量和远离生产的制度层面上的力量。不同的是，精英斗争模型认为斗争和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精英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阶级关系。

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从以下假设导出其简明优雅的结论：生产方式的受益人也正是其创造者和强制实施者，而（社会）行动的可能则由经济关系的结构来界定。换句话说，马克思主张阶级利益和阶级力量均由生产关系决定。然而，他又主张，被剥削阶级要改变生产关系促进自身利益的话，生产力必须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力的变迁使得统治阶级很难再生产对其有利的生产关系。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对生产控制的削弱有助于被剥削阶级根据自身利益重塑生产关系的努力。新兴阶级的力量也许会表现在组织或意识形态的层面。然而，一个阶级的真正利益在于赢得和再生产对于生产手段（means of production）的控制权[11]。

马克思的时间顺序假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先于每一个阶级利益和力量的变迁。由于历史变迁是在所有层面都是连续的，这一先后顺序实难辨明。只有通过诸如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或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这样划时代转变的研究，才能让人看出真正的逻辑。

精英斗争理论提出了一个不同于马克思的冲突与结构变迁的因果逻辑。就生产过程来说，精英比阶级具有更多的能动性，因为阶级受到双重约束——首先，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受到生产力的缓慢变迁以及随之引起的阶级力量变化的限制；其次，受到不同的精英建构组织手段从生产阶级攫取资源、并维护自身独立性的能力的制约。其结果是，生产阶级往往是分裂的，精英们攫取资源的不同组织包含了不同的生产者群体和不同的生产过程，因此生产者的利益也产生了分化。

而从属阶级的行动空间也主要取决于精英之间结构性关系的变迁。当多重精英统治时，生产阶级将被分裂，缺乏起而为他们自身利益斗争的能力。缺少来自生产者的压力又使精英们腾出手来互相竞争而不至危及他们对非精英群体的控制。而精英斗争通过打破精英与特定生产性阶层之间的纽带，使得生产阶级具有更大的能动性，而此前分散在不同精英控制的生产组织之中的生产阶级此时终于统一了自身的利益和力量。由于精英斗争将一个曾经稳定的多重精英结构予以重组，并将之前各自拥有自主权的精英集团重新整合，非精英群体之间的联合的新机会由此产生。当生产者有能力像一个阶级一样行动，精英们若想抵挡住这一阶级挑战就被迫要暂缓他们之间的争吵。当多种精英通过不管是妥协还是冲突的方式结合成一个单独、统一的精英时，生产阶级的能力大多将遭严重压缩。一个单独、统一的精英就有胜算改变生产关系，以维持或增强其对生产阶级的剥削。

当某一类精英试图侵蚀另一类精英从非精英群体榨取资源的能力时，精英斗争就发生了。这包括各种可能的情况。例如，一类精英简单从属于另一类精英，但对其与其他精英之间的关系或生产关系没有任何结构上的影响。如果只有两种精英，而其中一个吸纳了另外一个，结果将对阶级关系产生意味深长的影响，因为单一的精英将只受从属阶级能力的限制。如果有多种精英幸存，那么冲突的后果将只能通过分析精英和阶级结构之间的互动来决定。

最常见的是，胜利者只能从精英斗争中取得部分胜利——例如，较弱的精英也许会献出它从生产阶级中榨取的一部分所得，以换取相对于较强精英的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权。这类妥协也许导致被弱化的精英内部资源的初级剥削者和二级受益人（他们与竞争的精英集团达成了协议）之间的纽带遭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初级剥削者也许会从其名义上的领导者手里分裂出来，自组为一个独立的精英——或是靠自己，或是靠联合某一第三方精英集团，或是在第三方精英集团的压力之下。

由于内部冲突，或来自敌对精英的压力/劝诱导致的精英内部的分裂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确定一种精英的边界。组织内部的所有受益人都属于同一种精英吗，还是仅是精英们的雇员？如果某些行动主体对一类精英的组织化机构的运作是必要的，且能离开并自创机构，那么他们应被包括在精英之内。如果仅符合前一条件，那他们就只是组织的“中层阶级”雇员——能够通过罢工和怠工来索取特权，但仍依赖真正的精英。若非对精英集团来说必不可少，没人能留在精英集团之内。重要的是：对一个精英集团来说，某些个人或群体的离开会造成多大破坏，而组成一个新的精英或扩大一个既有的精英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体精英关系和旧有精英剩余成员的力量。

不管一个组织的成员对精英集团是必不可少的还是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组织化机构，这都不取决于攫取资源的利益链中他们保留剩余的比例。相反，由于精英是从权力的意义上界定的，只有当行动者能够独立攫取资源时，他们才是真正的精英。

要推断对一个攫取资源的组织来说谁是不可或缺的往往很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精英斗争理论分道扬镳了。对马克思来说，阶级是由生产方式来界定的，而阶层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精英斗争理论反转了这一因果关系，主张生产体系是由精英组织攫取资源的体系的能力决定的，虽然有时精英攫取剩余的组织既被生产结构所决定，又同时决定了生产结构。

在力量和利益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这一点上，精英理论同意马克思理论的观点。然而，精英组织能力及其抵挡或降伏敌对精英的能力无须事先在生产上有所变迁即能得以改变。这即便对同时也是某一阶层的精英而言也是正确的。精英的力量取决于精英之间的结构性关系。精英往往崛起于其他精英间结构性关系的缝隙之中。事实上，要从既有的生产关系中分析精英斗争的结果不太可能。因此，要预测精英斗争的各个面向和结果，基于生产的阶层分析往往是不够的。不过，除非（精英的力量）深植于生产关系之内，否则从精英斗争中获取的力量是不会持久的。

精英斗争关于历史理论对阶级斗争转变阶级关系的可能性，从本质上来说是悲观的。悲观的一个理由来自马克思自己的辩证法。在转变的每一阶段，除非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新的统治阶级都并非卷入到斗争中的相互对抗的阶级，马克思发现这对旧的社会秩序来说几乎是老问题（endemic）。结果，马克思需要为生产力的变迁设想某些机制，使得生产力变迁重塑生产关系，促使与原有的两个对抗性阶级的能力和利益都不同的新阶级的兴起。

马克思的模型存在实证困难。既然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两个老阶级之间，那就很难在转变过程中分辨新阶级的作用。马克思这一难题的对策之一，是声称促进转变的行动主体起初并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阶级（a class in itself or for itself）。相反，它是作为一个副产品发展出来的，是旧阶级之间长期斗争的结构性增生物。事实上，不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越来越关注，这都基于一个相同的认识，即：国家是既有社会行动者的产物，也是新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得以形成的场所。

精英斗争模型代表了一种新逻辑，能够解释现存生产方式下阶级关系为何长期不变，并预测何时、为何新阶级利益将会形成。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者利益分化，如果他们同为某阶级的一部分但又分属不同的精英，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的力量以不同速度发展。在这一模型之下，从属的生产阶级受生产关系和多重精英的各类组织化机构的制约。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能动性受维持阶级权力和维护相对于敌对精英的自主权这双重利益的限制。

我的模型显示，精英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结构中蕴涵着各种（政治）机会。后者（阶级关系）受精英和阶级力量的制约，而前者（精英关系）在阶级关系暂时不变的情况下也能发生变迁。因之，历史变迁的精英斗争模型假设精英关系和阶级关系是不对等的，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时滞。阶级（关系）对精英（关系）的制约既没有精英对阶级能动性的制约那么迅速，也没有那么全面。

马克思和他的后继者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为何在不同时代，甚至生产关系中从属阶级的地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同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却能产生不同结果。精英斗争理论则认识到，不同的精英阻碍生产关系的变革、保卫其自主性的能力是不同的，从而解决了马克思理论的问题。相比之下，从属阶级则无法抵制精英之间争夺权力的各种策略。这种抵抗能力的缺乏是生产阶级从属地位的关键所在。它是精英对非精英群体共同统治的部分本质所在，也说明了为何阶级关系的变迁往往在精英关系变迁之后发生。

精英斗争的后果对阶级关系而言是间接的。精英斗争增强了某些阶级内部的凝聚力，从而增强了该阶级的力量。当（精英）斗争消除了精英之间的分化，幸存下来的精英便获得了对生产阶级的支配权，因为这一精英不再需要分出精力来对付敌对的精英。而从属阶级的力量也加强了，因为阶级内部那些过去从属不同精英组织的阶层，此时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新近合并而成的精英。

我的精英斗争理论并不想提出什么一般命题，说明谁将从精英的联合中获益。那是下面各章节中历史研究的任务。在本书中，我把我的精英斗争理论作为探寻导致资本主义兴起的一系列偶然变化的方法。我从有关能动性和结构的归纳性概念开始。我先采用对于结构的可见影响来定义能动性。这样，阶级、阶层或精英必须根据其对特定结构（如生产组织或政治机制）的可见影响来定义。我之所以构想出这一精英斗争模型，是因为我发现近代早期欧洲的历史证据说明各种精英和阶级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尽管这些精英和阶级的定义限于具体的历史环境。

结构可被视为过去的行动主体一系列行动的创造物。我将显示，结构的演变反映了行动者（特别是精英）的行为对于各自的持续制约，而非简单宣称结构有一个发展逻辑。（因此），我通过历史分析确定的结构能被用于界定社会互动的长期影响，并推断行动者及其行动面临的局限。

我的研究路径使我对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课题本身并不持悲观态度。比较分析是可能的，因为行动机会通常是受限的。因此，结构变迁相当缓慢，能够进行分析和比较归纳。然而，在将历史理论化时我们必须要小心，也要避免结构的逻辑物化（reify）行动主体面临的种种限制。因此，本书提出的精英斗争理论是一种中层理论，尽管本书也检验或驳斥了种种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式的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