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差异与收入分配格局

第二节　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差异与收入分配格局

一、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教育具有私人效益和公共效益。一方面教育可以使个人的社会地位提高，经济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微观个体能力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个人收入提高也能为财政多做贡献，并且知识外溢可以使得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增。教育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来对经济产生作用。一般来说，教育程度与收入成正比，受教育越多，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就越强，就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收入也就相应增加。

有很多学者认为，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影响收入分配差距，并进行过细致分析。Kuznets（1955）^[4]的研究表明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教育会趋向于平等，收入分配也会越来越平等；Schultz（1961^[5]、1975^[6]）重点强调了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和平等分配的重要性，并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带来社会财富、增加个人收入，同时还可以提高个人的“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并指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进步”；Carnoy（1967）^[7]对墨西哥、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表明，个人所受教育年限与其所获收入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系；Tinbergen（1972）^[8]对美国、加拿大、荷兰的研究发现，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和教育不平等程度的缩小有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Mincer（1974）^[9]、Becker（1975）^[10]也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最重要的渠道，同时也是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Chenery和Syrquin（1975）^[11]运用50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入学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教育越平等收入分配就越平等；Winegarden（1979）^[12]通过实证发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自然对数的均值越大，收入最低的80%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也越大，而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自然对数的方差越大，收入最低的80%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就越小；Bourguignon和Morrisson（1990）^[13]利用35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料发现，中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对收入最低的40%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能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Park（1996）^[14]使用59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收入分配就越平等；Aghion和Howitt（1998）^[15]认为技术进步能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而教育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Sylvester（2000）^[16]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将导致更多的公共教育开支，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影响经济增长；Gregorio和Lee（2002）^[17]使用10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发现，教育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Mukhopadhaya（2003）^[18]发现新加坡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受与人力资本形成相关的政策和对外来移民政策的影响，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Wan（2004）^[19]认为，中国各省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是造成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之一；白雪梅（2004）^[20]采用1982—2000年的数据对中国的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时间序列检验，发现中国的教育与收入分配差距间存在密切的稳定关系；Heckman（2005）^[21]认为，人力资本在解释国家间生产率差异和收入分配差距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董志勇（2009）^[22]认为公共教育在短期可能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但在长期却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二、中国教育水平的差异与收入分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实行义务教育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教育逐步发展起来，人们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根据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基本情况，1964年文盲率为33.58，每十万人中拥有小学教育程度的人口仅28 330人，拥有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口仅4 680人，拥有高中和中专教育程度的人口仅1 319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仅416人；到了2010年，文盲率已大幅下降到4.08，每十万人中拥有小学教育程度的人口已达26 779人，拥有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口已达38 788人，拥有高中和中专教育程度的人口已达14 032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已达8 930人。^[23]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各地区的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未上过学的人口占比从1.9%到29.9%不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则从10.6%到43.8%之间变化，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则大于16.1%小于49.9%，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为5.4%到22.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则是5.0%—33.9%，如表3-5所示。

综合起来看，农村人口多、山区较多、比较贫穷的地区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城镇人口多、沿海东部、比较发达的地区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则较高。长期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都在城市，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则比较轻视，农民个人也经常因为意识落后、见识浅薄以及收入过低而难以进行较大的人力资本投资。农村和城镇在人均教育经费、人均预算内事业费、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方面都显示出了巨大差异，农村教育硬件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教育经费短缺、教育投入偏低、教育管理水平不高，这些使得农村的教育质量难以同城市相比，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凸显。城乡教育资源的失衡和差异，导致了城乡居民教育机会的不公平，“马太效应”致使城乡贫富差距拉大。

随着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持续攀升，2011年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已占到了总人口的10%。^[24]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有效提高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扩大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不均等非常严重，由表3-5可知，直辖市中除重庆外，北京、天津、上海的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均超过了20%，比其他省高出许多。即使按东、中、西、东北地区来区分，普通高等学校无论在学校数上，还是在招生数、在校学生数、毕业生数上，其地区分布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东部地区基本上能占到全国比重的40%，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同一比重高出10%以上（见表3-6）。

高等教育的地区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力资本的地区差异，我国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也就随之拉开了。

三、中国人力资本的差异与收入分配

在同等的物质条件基础上，人力资本丰富的部门劳动生产率一定高于人力资本匮乏的部门。上面讲的受教育程度只是人力资本的一个衡量指标，人力资本作为劳动者通过教育、培训、保健等来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等的总和，还涉及许多其他相关指标。城乡、地区之间不只在教育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与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资源方面存在着更大的不均等。我国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了较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偏重于城市，农村的公共卫生体系非常落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的统计，2011年城市的人均卫生费用为2 695.10元，而同期农村的这一数值仅为871.60元，前者是后者的3倍之多。众所周知，公共卫生资源的投入与个人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相关，并能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来对经济和居民的收入产生作用。然而农村公共卫生资源和医疗条件相对落后，不利于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不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另外，农村医疗卫生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匮乏还制约了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和城市化进程，限制了农村居民向城市高收入阶层的流动，难以实现农民收入的大幅提升。可以说，正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严重不足弱化了农村经济的相对竞争力，阻碍了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如果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无法得到改善，那么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难以缩小。

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的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也存在很大差异，如表3-7所示。

由表3-7可知，东部地区的卫生机构数、医院数、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医疗机构床位数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占全国的比重，均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同一数值要高，有的数值甚至高出了几倍（比如东部地区的卫生机构数就是东北地区这一数值的4倍）。可见，各地区之间在公共医疗服务投资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进而影响了人力资本中的健康指标。

除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外，各城市之间也存在着人力资本差距，这一点从重点城市人力资本的排行榜上就能看出（见表3-8）。

国内普遍存在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差异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收入差距，受教育层次较高、人力资本高的地区的居民往往比受教育年限短、人力资本低的地区的居民的收入高，这种差距甚至存在着天壤之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高的劳动者自然容易获得较高收入，与人力资本较低的劳动者之间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理应存在的。也正因为存在着收入上的差距，才能激励人们不断地对自身及后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生产力，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实力的增加。

表3-8　我国2010年56个重点城市人力资本综合、分项竞争力前十强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