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搬迁与文化调适

异地搬迁与文化调适_以德昂族三台山乡初冬瓜和邦外为例_民族文化：发掘与弘扬

李晓斌　王　燕　周世新

一、问题的提出

已有关于异地搬迁的研究较多从宏观层面，用定性的方法来研究异地搬迁问题。从研究内容看，主要涉及异地搬迁模式、搬迁后移民的补偿、安置以及移民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和问题，而从微观层次，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搬迁后其初级关系变化对文化的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少。笔者在调查中选择了两个德昂族村寨，通过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的对比，来研究异地搬迁对文化调适的影响。

德昂族是我国22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保山、临沧、思茅等四个地州，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云南省有德昂族17804人，因人数较少，德昂族没有建立本民族的自治县，只有一个民族乡。2005年，开始组织部分居住在山区，生存环境较差的德昂族进行异地搬迁。

对于他们的搬迁及搬迁后的文化调适，学术界尚缺乏研究。2008年1月15日至2月17日，笔者对德宏州潞西市三台山德昂族自治乡的邦外、初冬瓜村进行长达一个月田野调查。本文所用的田野资料都是通过“农村参与式评估”（PRA）的方法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得。

二、村寨基本情况

德宏州潞西市的三台山乡是全国唯一的德昂族自治乡，它位于潞西市西南22公里处的320国道两侧，东与勐戛镇和风平镇接壤，南邻遮放，西接五岔路，北接轩岗乡。辖勐丹、出冬瓜、允欠、邦外4个村民委员会，27个自然村，31个村民小组，其中德昂族有16个村民小组，景颇族有7个村民小组，有德昂、景颇、汉族三种民族杂居。其中德昂族有3799人，占总人口数的59．1%，为全国德昂族人口的22．3%。

2005年以来，在三台山乡先后实施了以下几次搬迁：

1．允欠第三村民小组搬迁工程，共搬迁26户117人。

2．初冬瓜大坪子新寨搬迁工程，计划搬迁45户203人，现已搬迁40户198人。

3．初冬瓜四组新寨搬迁工程，共搬迁35户116人。

4．邦外拱别新寨搬迁工程，共搬迁8户37人。

5．邦外上帮村民小组搬迁工程，计划搬迁40户185人，现已搬迁39户177人。

6．勐丹沪东娜村民小组搬迁工程，计划搬迁38户171人，现已搬迁40户171人。

德昂族总体人口规模少，分布分散在28个乡镇的72个自然村，每个村的数量都不多，因此，上述已进行的搬迁，虽然每一个规模都不大，但对德昂族而言，恰恰是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在已搬迁和未搬迁的村民小组中，我们分别选取了初冬瓜四组（以下简称四组）和邦外一组（以下简称邦一组）来做对比研究。四组是2005年从初冬瓜一组（以下简称初一组）中搬迁出来的，有35户116位村民。搬迁之前，邦一组和初一组这两个村民小组在很多地方具有相似性，因而在四组搬迁后，未搬迁的邦一组仍可以为我们提供共时性的横向比较。

（一）地理环境的相似性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是文化差异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地理环境也是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德昂族形成一定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所以，地理环境的相似性是这两个村相似性形成的前提。（参表一）

表一：邦一组与初一组地理环境情况统计

（二）人文环境的相似

两村人文环境的相似性表现在经济类型的相近、宗教信仰的相同、族际关系相似三个方面。

1．经济类型

两村产业结构的特点基本一样。从1996年到2005年，初一组和邦一组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均占主导地位。1996年邦一组、初一组第一产业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98．37%和96．03%，到2005年，两村第一产业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96．36%和86．43%，情况没有根本性变化。与此相应，在劳动力分配上，1996年邦一组、初一组分配在第一产业上的劳动力分别为48%和54%，2005年的比例分别为65．12%和61．76%。^[1]因此，从产业结构看，两村都有产业结构单一，以种植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非常薄弱的结构特征。

2．宗教信仰

德昂族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四个派别润、摆奘、多列和左抵在德昂族地区都有传播。两村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多列派。按此派教规，一般不饲养除耕牛以外的牲畜家禽，不杀牲，见杀不吃，闻声不吃。^[2]这也是两村畜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都很小的主要原因。

除了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两村都保留了以大青树崇拜为代表的原始宗教。

3．族际关系与初级社会关系

在历史上，邦外和初冬瓜的德昂族没有单独的政治建置，作为相对弱势的民族分属芒市、遮放两个傣族土司。因为受傣族土司直接统治，他们与傣族的联系较多。相对而言，与汉族的关系较少。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汉文化从滇东北传入，渐次传向滇中、滇西、滇西南。两村都处于汉文化在云南传播的边缘地带，加之傣族土司的统治，使两者与汉文化的关系都有间接性的特点。在语言使用情况上，根据重要性程度的划分，两村语言使用的顺序依次为德昂语、傣语、汉语，这与上述族际关系特点相适应。

两村德昂族虽然与傣族、汉族都有一定联系，但从总的情况看，他们的族际关系体现出明显的封闭性。封闭性的形成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德宏州的民族分布格局为：海拔2000米以上为傈僳族居住区，景颇族居住区不超过海拔2000米，德昂族与部分汉族居住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半山区，而傣族和汉族则居住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平坝地区。”^[3]这种垂直分布的情况虽然从面上看也仍然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但不同海拔高度的分布实际上形成了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这是其民族关系相对封闭的地理原因。

第二，经济上的结构性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德昂族在城市化水平、产业、职业结构、教育结构等几个方面，与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均有较大差距，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经济收入上的差距，如2001年三台山乡人均纯收入623元，其中景颇族村民为810元，汉族村民为836元，而德昂族的人均纯收入为482元。^[4]这几方面所形成的结构性差异是制约德昂族与周围其他民族建立良性族际关系的因素。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是跨族际婚姻形成的可能性。我们一般认为德昂族有强烈的族内婚的观念，但在两村抽样调查中，95%的年轻人表示可以接受与傣族、汉族的婚姻，但傣族、汉族的经济条件较好，缔结婚姻的经济条件较高，经济上的贫困使这种婚姻很难成为现实。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德昂族与其他民族的通婚率较低（参表二）。

表二：德昂族通婚情况（按户主与配偶民族人口统计）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统计等。

第三，传统文化对社会的控制作用也是重要因素。传统文化是其传统社会控制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传统道德伦理观和宗教精神的具有制度功能的传统文化是这种传统社会控制模式下所对应的社会规范的核心。1949年前，德昂族仍保留有一部分原始社会形态残余，其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一些与原始社会相适应的特点，不论文字语言如何表述，基本包括三方面内容：1）严格领域界限；2）严格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3）财产、婚姻、生育、宗教活动等方面严格的血缘限定。

对领域界限严格限定是明晰血缘关系的基础，同时也是血缘关系在空间地理上的体现；对外来人口进入的严格限制是维持和保证血缘关系的手段；通过财产、婚姻、生育、宗教活动等方面的严格血缘限定，则是对血缘观念的强化，以保证血缘纽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这种血缘性同样也是其权力模式产生的基础。和布朗族的高嘎滚、怒族的老人会议、独龙族的卡桑、基诺族的寨老一样，德昂族的达岗、达格都是以氏族为单位，由氏族内具有同一血缘的成员共同推举出来的首领，这种权力模式产生的基础和作用的对象都是具有同一血缘关系的氏族，而权力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其社会中血缘性的存在。

德昂族传统文化对传统社会控制模式的作用，使其社会活动的领域基本限定在血缘圈范围内，血缘观念的限定与地理空间上的封闭性的结合是其初级社会关系的基本格局，这种初级社会关系集中体现为村寨边界意识。两村的村寨边界意识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流动人口少。对外来人口进入的严格限制是维持和保证血缘关系的手段，也是决定其活动领域基本限定在血缘圈范围内的主要原因。因此德昂族人口的流动性很小。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材料统计，2000年德昂族有69人次的迁徙，其中婚姻迁入23人次，随迁家属18人次，务工经商9人次，工作调动3人次，分配录用3人次。显然，德昂族发生的流动迁徙仍以婚姻迁入为主，因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分配录用所占的比例在其流动的总数量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其迁徙仍以一种自然状态出现。

两村德昂族迁徙的情况与上述特点基本符合，以邦一组为例，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只有7人迁入，全部是婚姻迁入。从2002年开始，先后有8人外出务工，但都属于临时性质。

第二，族内婚。邦一组总共有94户家庭，人口总数为438人。按户主统计，94户户主全部为族内婚，其中村内通婚的38户，占40%。初一组共有78户家庭，按户主统计，78户户主全部为族内婚，其中村内通婚的32户，占41%。

第三，复杂的亲缘关系。族内婚的特点使两村内部形成了复杂亲戚血缘关系。调查表明，邦一组94户中，有直系亲戚关系的有48家，初一组78户中有直系亲戚关系的有42家。

复杂的亲戚血缘关系使村内形成一种独特的亲缘关系：村民日常交往范围主要限定在各种亲戚血缘关系内，这种关系从对邦一组的问卷调查上明显地反映出来。抽样问卷表明，有21．2%的人不与其他民族有任何往来，有19．2%的人的没有结交本民族以外的朋友。

显然，村寨意识发挥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传统文化社会控制功能的巩固作用，一是对外来文化进入村寨的抑制作用。族内婚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复杂的亲缘关系发挥的是前者的作用，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则显然发挥的是后者的作用。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亲缘关系的作用，地缘关系也相应作了调适，通过村民所做的PRA的村落分布图的分析，两村村民不仅聚族而居，而且有较近血缘关系的亲属往往毗邻而居，除非是周围已无空地才会考虑选择较远的地段去建房。这种分布特点显然不仅是适应上述日常交往模式的，而且也是对亲缘关系的一种巩固，是初级社会关系的地缘保证，是村寨意识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两村在搬迁前其社会的封闭性、族际关系的内向性才如此明显。

三、搬迁后相关因素的变化与调适

2005年，部分初一组村民进行了搬迁。搬迁的35户116位村民新建四组。新寨与老寨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交通便利，新的村址在山脚，距离320国道0．3公里，距离乡政府0．5公里，距离三台山乡市场0．3公里。

地理环境因素在德昂族民族文化特性的保持中有重要作用，他的改变会引起德昂族文化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德昂族人口分布分散，虽然只有1．7万人，但分布在云南省4个地州10个县市28个乡镇的72个村寨。一方面，这种分布情况是德昂族历史上不断迁徙的结果，另一方面在这种分布特点上所进一步形成的更为分散和碎片化的迁徙加剧了这种分布的特点。迁徙的结果使德昂族从人口的绝对规模和各分布地区的相对规模来说，与周边民族相比都处于相对弱势，文化上相对弱势的特点也更为明显。人口规模与分布特点决定了地理环境在其文化变迁中具有关键作用，地理环境封闭有利于他们文化自身特性的保持，而地理环境的开放性则增加了其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可能性。历史上每一次德昂族大规模迁徙，随着地理环境的改变，特别是从山区向平坝地区的迁徙，封闭的地理环境对文化的保护作用消失，与周边民族交往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其社会和文化急剧的变化。碎片化的迁徙往往伴随在大规模的迁徙之后发生，而这种迁徙因为人口规模更小，文化特性在失去地理环境的屏障后更易丧失。20世纪50年代民族大调查的资料显示，这类迁徙后的德昂族大都与傣、汉、景颇相融合，或至少受其影响，在生计类型、民族关系等多方面出现了较大变化。^[5]

因此，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在德昂族内部也形成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从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调查情况看，一部分分布在坝区与傣族杂居的德昂族发展相对较快，一部分仍分布在山区的德昂族文化保留完整，其社会发展相对迟缓，尚保留有原始社会形态的残余。

初一组进行部分搬迁后，随着地理环境的改变，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调适

（一）初级社会关系的变化与村寨边界意识的淡化

初级社会关系的变化与村寨边界意识的淡化主要体现在搬迁后亲缘关系弱化和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交往和控制模式的改变。

首先，从移民的形式上可以分为整体性移民和零散移民。整体性移民最基本的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因此，从总体上看，迁移过程不会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家庭内部的社会整合问题。但移民之后，社区内部有一个整合的过程，除家庭关系以外的其他初级社会关系被不同程度地破坏了。^[6]

四组的异地搬迁与一般意义上的整体性搬迁不一样。搬迁是以政府引导，村民自愿相结合，对搬迁户政府给予一定经济上的补贴，而具体到各家又有各自的考虑。从年龄上看，年轻人搬的较多，老人搬的少。对四组统计表明，2005年搬迁时，其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为39岁。从生计上考虑，同意搬迁的家庭多为农田在山下或帕底坝的村民，而未搬迁的村民大部分是因为田地在山上。因此，往往出现一个大家庭中一部分搬而一部分不搬的情况。另外，政府出于鼓励搬迁的原因，对于原来几代同堂的扩展家庭在搬迁时也按核心小家庭认定，并划分给相应的搬迁宅基地。因此原来几代同堂的扩展大家庭，在搬迁过程中，往往出现大家庭向核心小家庭过渡的情况。很多大家庭在搬迁过程中，分成了若干核心小家庭，以便能多获得一块宅基地。对比初一组和四组的户均人口数，初一组每家的平均人口为4．53人/户，明显高于四组的平均人口3．31人/户，反映出扩展家庭分为核心家庭后的人数变化。此外，搬迁后各家庭的分布也没有根据血缘的内在联系来进行，对四组村民所制作的PRA社区分布图的分析表明，初一组“较近血缘关系的亲属往往毗邻而居”的特点，在四组没有体现，事实上四组是采用抓阄的方式来选定各搬迁户的宅基地，以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不可能考虑亲缘的因素。在婚姻方面，四组达到婚嫁年龄的村民不多，但其婚姻圈的范围，已呈现出明显扩大的趋向。在搬迁下来的两年中，出现的婚姻分别嫁娶的是四川、保山、南虎，都不是村内婚。

非整体性的搬迁以及婚姻圈子的扩大，村内婚的减少，使四组内部的亲戚血缘关系简单化。调查表明，四组35户中，有直系亲戚关系的有5家。

四组亲缘关系的弱化使村民逐渐失去传统村落中维持和发展生产的重要社会资本、社会保障，简单地说，他们可以从亲戚朋友那得到的支持帮助，随着搬迁距离的增加而越来越困难。搬迁对他们的家庭内部关系和村落初级关系都发生了影响，这是与其他地区整体移民不同的，即搬迁影响了其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家庭的关系，也影响了其最重要的初级社会关系——村落内部的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整体性的搬迁相比，家庭内部和外部的整合都要更多一些。

初级社会关系的变化与村寨边界意识的淡化还体现宗教方面的变化。

对于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从另外一个层面发挥着规范、约束日常行为的作用，特别是在搬迁后，传统的亲缘、血缘关系对社会的控制力降低后，宗教在搬迁社区的社会整合、形成主体性归属感过程中就仍有重要的影响。但对德昂族而言要特殊一些。一方面，在搬迁的村寨中，政府专门修建了奘房，以增强搬迁村民共同社区意识的形成，提高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感。这有利于修补村落内部因搬迁而形成的初级社会关系紊乱的情况，在新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认同关系，强化新形成的移民主体性社区的归属感，形成新的村落共同体的认同意识。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浇花节、进洼、出洼等几个重要的宗教节日时，四组的人们在新奘房举行简单地庆祝仪式后，第二天就全回老寨过节，并要到老奘房绕三圈，“新寨人回老寨象征着整个寨子的团结”。短时期内，新奘房的作用是无法和老寨相比的，因此，宗教对四组社会控制的影响也一定程度弱化，这是宗教对村寨社会控制弱化的表现之一。此外，在德昂族的信仰体系中，除了佛教外，还有原始宗教信仰，其中代表性的就是大青树崇拜。一般在较老的德昂族寨中都长有十几到几十棵枝繁叶茂的大青树。但新搬迁的村寨中没有大青树，以大青树信仰为代表的原始宗教信仰也因此受到影响，对村寨的影响明显弱化甚至消失。

宗教功能弱化的另外一个标志是搬迁后养猪的家庭增加了。根据2006年的统计：邦一组总共养猪166头，户均养猪1．8头，初四组总共养猪102头，户均养猪3．2头。两村原来都信仰小乘佛教多列派，“此派禁止杀牲，不饲养猪鸡，只许养一只报晓公鸡”。因此，邦一组约有1/3的家庭都没有养猪。四组养猪的主要用途除了一部分自用外，主要是出售。离市镇近，市场经济意识增强，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他们开始养猪的外部诱因，而内部制约因素——宗教，则随着他们迁下山来后，宗教功能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弱化。

搬迁后，传统的以地缘、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初级关系的改变，宗教影响的弱化，这些因素都带来一个结果，四组的村寨边界意识也逐步削弱。随着村寨意识的弱化，将加速其村寨的开放过程。

村寨边界意识对内体现为地缘、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村寨内部的初级关系，对外体现为封闭的族际关系。作为一个传统社区，“由于世代居住所形成的地缘—亲缘关系在生产和生活中能够守望相助，互相扶持，在精神上互相关心，帮助，所以一种亲密的情感联系得以形成”^[7]。在封闭的传统社会，很难从外界获得资源来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主要靠内部的机制来解决，因此，这种初级关系在村寨中具有经济保障、精神保障、服务保障的社会保障意义，是村民维持和发展生产的重要社会结构资源资本。而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原有的初级关系的功能受到影响，就会不同程度地调整业已形成并维持已久的亲缘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网络，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以弥补相应的功能。随着四组的搬迁，传统村寨意识的弱化，一些原来通过原有初级关系可以在村寨内部解决的问题，因为其内部初级关系的弱化，而无法解决，于是求助于外部社会。在此情况下，语言、外出务工等与外界关系的变化都是搬迁后原初级关系弱化后的一种调适，是为了弥补搬迁后随着初级关系的调整而丧失的一些社会功能而出现的。这些调适加强了村落与外界的联系。

（二）语言及教育因素的变迁与影响

搬迁后语言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语言使用熟练程度上，搬迁后的四组在汉语掌握程度上与未搬迁的邦一组相比有较大差别（参表三），其次是语言的使用层次上（参表四）。

表三：四组与邦一组汉语掌握程度情况统计

表四：四组与邦一组汉语使用情况统计

两村相比较，在语言使用的层次上，邦一组汉语使用层次主要在乡镇级别以上，四组在村中已是汉语德昂语双语共同使用。语言使用层次的情况说明，在四组汉语的使用更为普遍。表四的调查表明，四组汉语掌握达到熟练程度的比例明显高于邦一组，这一结果与语言使用层次情况的调查结果相符。

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语言的掌握与应用是进一步密切与外界联系的前提。语言掌握与使用情况的变化，反映四组对外联系加强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形成与原有初级关系及其功能在村寨中功能的弱化有因果关系。传统社会中依靠亲缘、血缘关系形成的维持和发展生产的重要社会资本、社会保障在搬迁后弱化了。为适应这一变化，需要调整与外部社会的关系来弥补弱化后的功能。语言的变迁与调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四组语言的变迁为进一步密切与外界的联系，加强其开放性创造了条件。

随着语言的变化，将进而影响四组德昂族其他传统文化事项的变迁。

德昂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的传承主要靠上辈人的记忆和口传身受，这使他们的文化传承具有不稳定性和对语言依赖性大的特点。而德昂族的语言与德昂族与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相适应，具有易变性。比较典型的是随着汉语的普及，“许多汉语词汇替代了德昂语原有的词汇”。^[8]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语言的变迁会直接影响到其文化传承的准确性和原生性，四组的青年组——由村中年轻人组织的文艺小组，没有人能准确地演唱德昂族古歌或成段地背诵德昂族迁徙史诗就是一个例证。

（三）大众传播、信息传播的变化及影响

与2000年的情况纵向比较，七年来邦一组大众传播和信息传播的程度都有所提高，在邦一组的调查对象中有95%（50%）的人拥有电视或收音机，经常通过看电视或听广播获取信息的人有75．6%（50%）左右，另有21．2%（32．8%）的人偶尔通过看电视或听广播获取信息，基本不通过看电视或听广播获取信息的人仅有3%（5．1%），另外，经常通过阅读报刊和图书获取信息的人有9．1%（6．1%），偶尔通过阅读报刊和图书获取信息的人占45．5%（40%）。

与搬迁后的四组横向比较，我们发现从技术层面看，两村在电视节目传输方面的情况基本相同，但两村对大众传播、信息传播的依赖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参表五）。

表五：邦一组与四组信息获取情况统计

另外我们对手机拥有和使用情况的调查发现两村存在差异（参表六）。

表六：四组与邦一组最近一个月中用手机通讯的情况统计

随着大众传播引起的对外部文化吸纳的差异，两村文化边缘的特点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大众传播和信息传播的发展很大程度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边缘状态。移民的流动迁徙是传统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这样的文化传播分布并不均匀。一般情况下，文化传播从文化核心区向边缘区递减。历史上进入云南的汉移民从滇东北进入，主要集中在滇东北到滇中一带。元明清时期，汉移民逐渐由滇中向滇西、滇西南、滇南迁移。这种迁徙的特点决定，越往边疆地区，汉移民进入越晚、分布越少，以滇中为中心呈现出梯次分布的特点。汉移民是汉文化的载体，因此，汉移民的分布与汉文化的传播是一致的，德昂族所分布的地区汉族进入较晚、数量较少，从汉文化的角度来说处于汉文化的边缘地带。但大众传媒的发展能弥补人口分布不均匀带来的文化传播的不平衡性。因此，大众传媒的发展可以很大程度上淡化这种文化边缘的色彩。

四组文化边缘性的特点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逐渐有所变化。对问卷的分析表明，四组有96．97%的人通过大众传媒（电视、广播、网络）获取信息，有91．9%的人了解国内外大事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书等大众媒体，有51．4%的人经常打电话来进行对外联系。

文化边缘状态的逐步改变反映的是在村寨内部以亲缘、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初级关系弱化的情况下，随着搬迁和大众传播、信息传播网络的完善而逐渐建立的并不断密切的与外部社会的关系。

（四）生计模式的改变

随着与外界联系的密切，四组的生计模式开始出现变化。变化的方向主要是外出务工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增加。

表七：四组家庭年总收入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八：邦一组家庭年总收入相关性分析结果

我们注意到四组外出务工收入在总收入中的相关性明显高于邦外，收入模式对外界的依赖性较强。

随着地理环境改变、传统村寨意识的淡化，四组与外界的联系有所加强，越来越多地在与外部各方面的联系中来获得自己发展的机会，生计类型的变迁就是这一现象在经济领域的反映。

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外出打工收入增加的同时，四组的总收入却减少了。相关统计表明，2006年邦一组人均收入是2497元/人，初一组的人均纯收入是1983元/人，四组人均收入是1839元/人。收入变化的原因是传统种植业下降幅度过大，超过了打工收入的增长幅度。造成种植业非正常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四组耕地面积的减少。据2006年的统计，初一组的人均耕地面积是3．09亩/人，搬迁后，四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2．2亩/人。由于有关部门的原因，原应划分给四组的部分耕地一直没能调整出来，造成四组耕地面积减少。这直接影响了其他未搬迁户的信心，成为制约四组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提出了以系统概念为核心的社会整合（social intergration）理论，把社会看作一个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系统结构。这一体系具有协调一致和和谐的本性。体系中任何一部分变化所引起的某种程度的不平衡，将引起各子系统之间边界关系的变化——相互联系、相互制约，通过一定程度的系统重组来重新恢复社会的协调。因此，村寨初级关系的变化也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通过这种变化来在新的层面形成平衡。异地搬迁造成村寨初级关系的变化，为弥补因这种关系被破坏而带来的功能上的缺失，他们根据搬迁后的情况与其他民族在文化上接近、融合，加强与周边民族的相互依赖和功能上的互补，通过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以弥补因初级关系被破坏而带来的功能上的缺失。

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对初冬瓜村的分析。四组搬迁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村界意识、语言使用层次、大众传播等一系列的变化，上述这些方面的变化可以视为初级关系变化后为适应这种变化而形成新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将加强四组与外界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四组的开放性越来越强，对外界社会的依赖性也将越来越强。原来在村寨内部的一些功能，也逐渐被现代社会的服务功能所取代。例如在抽样的问卷中，四组有54%的人向政府金融机构借贷过，邦一组则更多的表示会向亲戚朋友借钱。四组有81．1%的人去市场的原因是做买卖，有5．4%的人去市场的原因是赶热闹；而邦一组的情况是63．6%的人去市场的原因是做买卖，有24．2%的人去市场的原因是赶热闹。

四组的搬迁证明，随着外部环境与内部初级关系的相应改变，村寨社区内将会出现适应性增长、分化、容纳与传统价值观扩展调适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新的村寨初级社会关系形成、新的功能发挥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为弥补原有初级社会关系因搬迁、弱化而出现的，他提高了搬迁后其社会总体的适应力以适应搬迁后的变化。但也要注意到，这一过程客观上也加快了传统文化的变迁，而相关政策措施的缺位也会成为阻碍村寨搬迁后出现的“适应性增长”过程。因此，在移民前，要从内部与外部两个角度对搬迁后的变化进行全面的多学科的综合论证，应密切关注移民在传统初级关系对乡村的控制减弱之后所出现的问题和在新的初级社会关系建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防止文化调适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流逝，又充分利用初级关系的调适，及时扩展移民与外界的有机联系，加快移民村的发展。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期］

【注释】

[1]德宏州潞西市三台山乡邦外村民委员会：《德宏州潞西市三台山乡邦外村民委员会2006年农村集体经济统计表》《德宏州潞西市三台山乡初冬瓜村民委员会2006年农村集体经济统计表》。

[2]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云南省编辑组：《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8～201页。

[3]苍铭：《云南迁徙文化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4]王铁志：《德昂族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5]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云南省编辑组：《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8～201页。

[6]陈阿江：《非志愿移民的社会整合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7]李菁怡：《生态移民整合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8]王铁志：《德昂族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