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环球生态危机

史学家们一般将发生于1760年到1860年间的经济变革称之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把从1860年到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经济变革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不同点在于它的基础是电力和内燃机，而不是前一阶段中笨重的先驱者:煤和蒸汽机。

第一次工业革命，既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显著成绩，也留下了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第二次工业革命则继续加剧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人口的巨大增长。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每个文明国家的人口都空前迅速增长。早在1800年英国已经有过这种先例，但惊人的发展到以后才发生。“从滑铁卢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三倍。德国的人口在1815年是二千五百万人，一百年后上升到七千万人。从拿破仑垮台到普法战争，法国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多，俄国的人口总数在1914年前的五十年里增加一倍多。尽管有着种种不利的因素，如爱尔兰和俄国的饥荒，向美洲移民和由于城市居住密度紧密所引起的疾病，欧洲的总人口由1800年所估计的一亿九千万发展到1914年的四亿六千万。在这一段时间里，美国的人口从五百万人几乎上升到一亿。”^[7]

与人口急剧增长这一工业革命后果密切相关的是西方社会的不断城市化，以及“被迫在肮脏破烂的贫民窟中像耗子般地过着狼狈不堪生活”的大量无产阶级的出现。比如在日耳曼，到1840年，人口有十五万左右的城市只有两个;到了1910年则有四十八个。英国、美国在1901年左右，有相当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致使城市的污染和农村的生态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8]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这种现象曾作出极为深刻的描写。

1870年前后，工业化已经普及到西方许多国家。随着生产的不断增长和过剩人口的出现，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家，产生了争夺市场、争夺殖民地、掠夺资源的强烈竞争。于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继英国之后，又有法国、德国、意大利在非洲一些国家争夺殖民地，沙皇俄国及日本也在亚洲等地掠夺一些殖民地国家的资源，美国也向南美洲等地进行扩张。这种帝国主义的殖民化运动，必然造成富国与穷国的差别，富国更富，过着过度文明大量消耗生活资源的享乐生活;反过来，穷国则更穷，其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而且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土地因干旱而沙漠化现象也相当严重。

一位名叫杰文斯的英国经济学家，曾在1865年以极为喜悦的心情写出下面一段话，或许最充分地表达了当时先进工业国统治者的心情。他写道: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隆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国家是我们的木材林;澳大拉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农场，而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糖和香料种植园都在印度群岛。^[9]

遗憾的是，这位经济学家没有去过文中所说的那些殖民地国家做实地调查。否则，他会留下大量描写有关殖民地国家生态失调、水源枯竭、土质退化和热带雨林遭受严重破坏的精彩文字。

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许多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思想社会学家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评论。其中有一位叫纳索·西尼尔的大学教授，就从“节制欲求”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节制使人致富”的学说。他承认劳动和自然资源是价值的主要手段，但是他坚持认为节制是次要手段。因此，他认为，资本家有权占有生产的利润，因为他不去享受他的财富，而将其用于投资。所以，资本家的节制就像工人工作时忍受痛苦一样，意味着他们作出了个人的牺牲和痛苦。

对于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殖民化后果，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对一切原有的“自然”现象的破坏，包括生态失调、环境污染等等在内的严重问题，马克思则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最后提出了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的学说。连那些不信奉他的学说的历史学家也接受了他的某些基本观点。由此，卡尔·马克思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影响可以和启蒙运动时的领袖人物伏尔泰和卢梭对十八世纪的影响相媲美。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对工业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批判，是非常精彩的。马克思有关主观认识客观，主体改造客体，主观和主体必须以客观和客体的内在规律为其行动的极限，不能违背客观和客体所允许的极限的基本观点，其实就是对“天人相分”的极限的最好的诠释。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工业化所造成的“过度文明”，超越了“天人相分”的极限，以至于违背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导致种种诸如气候变暖、生态危机、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的不良现象。

现在，我们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进行批判的。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说，“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就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因素被尊重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通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

这里，马克思所批判的只是工业化上升时期的一些弊端，而后来的工业化发展又有着新的进展。但是，我们从马克思的批判中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旧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是一条代价太大，损失太多，容易造成富者极富、穷者极穷的发展道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探索出一条新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旧工业化道路的批判，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结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马尔萨斯的结论，是从人口急剧增长的力量大于地球养育能力的力量方面提出问题;那么，马克思的批判，则从工业化所激发出来的人类欲求和技术进步的力量，却在“过度文明”的方面，对地球养育能力的力量进行了疯狂地破坏方面作出了回答。一个是说“人口的力量”大于“地球的力量”;一个则说“技术的力量”或“过度文明力量”，严重破坏着“地球的力量”，二者都有超越极限的意思。马克思正是从这里进行“回归反思”的。他对工业化道路负面影响的批判，正是他对“天人相分”或人定胜天哲学命题的一种深入的哲学沉思。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的中唐时期，曾经围绕着当时的社会变革问题展开一场有关天人相互关系的讨论，后人名之为“天人之辨”。当时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继承了荀子有关“天人之分”的思想，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认为“人定胜天”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有些时候天也可以有胜于人，这就叫天人既可以相互交替战胜对方，又可以相互交替利用对方。为此，刘禹锡在其《天论》中篇，明确提出“天人相异”、“天人相胜”的基本看法。他说:“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我国历史上这场有名的“天人之辨”，早被人们遗忘而并不引起重视。但在今天来说，这场讨论中提出的“天人相胜”思想，却成为现代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哲学诉求。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

[2]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

[3]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4]〔英〕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做准备》，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5]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做准备》，第3页

[6]爱德华·麦克诺尔·佰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5页。

[7]爱德华·麦克诺尔·佰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三卷，第108页。

[8]爱德华·麦克诺尔·佰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三卷，第109页。

[9]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做准备》，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