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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木氏土司档案文献评述

时间:2022-03-1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现将有关木氏土司的档案文献,择其要者分别按石刻档案和史料文献加以评述。木氏土司和其他民族的土司一样,也使用石刻来记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其文述战绩多有夸饰之词,不可尽信,但从中可了解到明代滇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间的交往等历史,是研究西南地方史、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丽江木氏土司档案文献评述_民族档案研究与学科建设

滇西北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原为父子连名制。明初朱元璋赐姓木,始有汉姓。其家族若从元代受封“茶罕章宣慰司”算起,至雍正元年改土归流,统治该地区约23代470年。明朝时期,木氏土司的势力曾扩展到西藏芒康、四川巴塘、里塘等地,成为滇、川、藏交界地区的一大豪强。木氏土司在统治丽江数百年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石刻碑文、家谱图谱、人物传记、公务文书、史志典籍等,这些档案文献是纳西族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记录了木氏家族本身的历史,而且反映了纳西族古代社会的一些真实面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将有关木氏土司的档案文献,择其要者分别按石刻档案和史料文献加以评述。

一、木土司的石刻档案

刻石记事是古代各民族的一种传统记事方法。木氏土司和其他民族的土司一样,也使用石刻来记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这些石刻碑文与其他载体的文献一样,是一种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档案界称之为“石刻档案”。现就几件重要的石刻档案评述如下:

(一)《白沙岩脚摩崖

在丽江县白沙西芝山下岩脚村,即“麦宗摩崖”处。系明代嘉靖年间土知府木公、木高父子的题诗。木公诗题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共10行:“西园北畔石溪连,四顾林峦霭暮烟。千古不磨岩上字,一时因写醉中篇。风摇凤尾猗猗竹,水接仙源活活泉。百代子孙文义合,天成妙语述其间。大明嘉靖十五年龙集丙申孟春十有五孝孙三十七代木公薰沐谨述。”〔129〕木高诗题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计11行:“木氏渊源越汉来,先王百代祖为魁。金江不断流千古,雪岳尊宗接上台。官拜五朝扶圣主,世居三甸守规恢。扫苔梵墨分明见,七岁能文非等才。嘉靖十三年龙集甲午春三月十二日三十八代仍孙应袭木高薰沐谨述。”〔130〕木公的题诗主要描绘当时白沙的自然景观,其中“千年不磨岩上字,一时因写醉中篇”句,指元代木氏先祖麦宗幼时聪慧,旁通周围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人称奇才一事;木高的诗则追叙了木氏的渊源,“越汉来”一句,指木氏先祖早先居于汉朝时的越辒郡(今四川凉山州)。“扫苔梵墨分明现,七岁能文非等才”句也是指麦宗的事迹传闻。木公和木高的摩岩诗成为白沙曾作为纳西文化发祥地的唯一见证,为后人了解白沙的历史和纳西族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些依据。

(二)《释哩达多禅定处摩崖》

在中甸县白地村白水台旁,为明嘉靖三十年(1554年)丽江土司木高所题七律一首,人类学家陶云逵于1935年发现。共9行,每行9字或5字。诗云:“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云波雪浪三千陇,玉埂银穈数万塍。曲曲同流尘不染,层层琼涌水常凝。长江永作心田主,羡此当人了上乘。”落款为“嘉靖甲寅长江主人题释哩达多禅定处”〔131〕。有的学者认为:“此摩崖可看作是纳西族文化受汉藏文化影响衍生的新形态的纳西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交合的产物,诗中的内容为推考纳西象形文的创制时代和东巴教的流行与东巴经书出现的历史,以及明代木氏土司的汉文化修养水平,提供了一定的依据。”〔132〕

关于这首诗中的“释哩”和“一行僧”,“禅定处”和“佛地”所具体代表的人和地,目前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释哩”和“一行僧”都指东巴教主“丁巴什罗”,唯用字东巴教与佛教相混;“禅定处”和“佛地”均指白地“什罗修行洞”和白水台;〔133〕有的则认为:“释哩”和“一行僧”均指神明东巴大师阿明,“佛地”指东巴教圣地白地,“禅定处”即阿明什罗的修行洞(灵洞);〔134〕还有的认为“一行僧”即“释哩达多”,又译“室利达多”,是印度摩迦陀阿叱力僧,曾途经西藏到大理传布密教,“佛地”可理解为佛土。〔135〕对诗末落款的题辞,诸家也有不同说法。《纳西族简史》一书记为“释理达禅定处”,而和志武先生所著的《纳西东巴文化》中则写为“释哩达多禅定处”,并解释说:“达多”即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禅定处”即专心修行的地方。另外,《纳西族东巴教调查》中对这两个疑点的看法也与上述三种说法迥然不同。〔136〕因此,这一诗刻已成为探寻东巴教教祖、东巴教性质和源流的凭据之一,对东巴教做精深的阐释,不能不问津于诗刻中的这些谜点,而这些谜点正是该摩崖的价值所在。

关于这首诗的题诗者,现在普遍认为是明代丽江土司木高,从而推断出木高曾巡游白地,并题诗摩崖。这被认为是纳西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白地摩崖也因此成为纳西文化的重要文物。但也有学者认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确证该摩崖的作者就是木高,相反,通过对碑文的署名、书写格式和摩崖的制作工艺分析,不是木高的可能性更大。〔137〕

(三)《石鼓碣》

又称“石鼓木氏纪功刻辞”,在丽江县中部冲江河入金沙江口的石鼓镇,即万里长江第一湾处。是明嘉靖二十七年至四十年(1548—1561年)木氏土司向北扩张势力,打胜仗后立的记功碑,属于丽江目前所发现的碑碣中年代最早之列。这块光洁平滑的刻石呈圆鼓状,质地为汉白玉,直径1.7米,座高1.3米,厚0.6米,人称“滇西北第一大碑”,现置于金沙江边一座五角亭的石基座上。据乾隆《丽江府志略·山川略》载:“石鼓,在城西七十里金沙江边,相传武侯南征,立以镇吐蕃,鼓面原无字,明嘉靖辛酉年,土府木高平吐蕃,刻凯歌于其上,今存。”相传石鼓为诸葛亮南征时留下镇吐蕃的,而镇因鼓名,却是事实。石鼓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鼓面的文字内容上,鼓的正面刻《大功大胜克捷记》及《醉太平》一首,背面刻《太平歌》《破虏歌》《西江月》《醉太平》等四首,均为明代丽江土知府木高所作,记述了嘉靖戊申(1548年)、己酉(1549年)木高领兵在临西(今维西)、巨津(今巨甸)一带御敌大胜之经过,抒发胜利的感慨,表达木氏“子子孙孙束此敕诚心报国起花金带,世守丽江,巍巍然如北岳之高,洋洋然如金江之远”的忠君爱国之忱。其文述战绩多有夸饰之词,不可尽信,但从中可了解到明代滇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间的交往等历史,是研究西南地方史、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四)《木氏历代宗谱碑》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木氏另一支系立,原在丽江县东南的木氏祖坟山上,高164.5厘米,宽72.5厘米。上端从右向左有篆书“木氏历代宗谱碑”六个大字。在篆字下从右向左有竖写的楷书汉字20行,每行12字,这是用汉文记纳西语音的东巴诵诗,记录了纳西族创世神话的开首语部分以及远古世系。末行有“大清道光二十二年”等字样,标明立碑年代。碑文中央镌刻有一行大字:“玉龙山皇脚阳伯那木氏壹世祖秋阳,正妻弥均习鼠。唐初改为昆明,属辒州,高宗上元中,为三甸总军管。”以秋阳为一世祖,以下是从二世祖阳音都谷的身世依次题写到四十一世孙木□止,四十一代有三十八代为父子连名制的谱系。各代祖宗均先列姓名,次序时代、主要功勋、配偶及子女,从十余字到三四十字不等,简明扼要,颇为得体。从三十五世木榽(木懿之四子)起,脱离长子嫡传系统六代,这表明此碑不是长房所立。台湾的李霖灿先生据此碑文记录的世系先后,列出了木氏宗谱的历史序列和相应的纳西族简明历史长系,并加按语说:“这是麽些人的历史长系,从洪荒太古到大洪水再到有史时期一直到清代都有记载,因为木氏是麽些族的贵族,又有父子连名的文化特征,所以史系非常清楚,可说是麽些族的历史具在于斯。”〔138〕

上述这些石刻碑文,记录和反映了木氏土司的世系源流、功勋业绩、宗教信仰、诗文词律,其内容具有信守、告示、备忘、凭证的作用和长久的保存价值。现存的石刻碑文由文博部门收藏管理,档案部门主要保存碑文的拓片、拓本、照片及其他用文字、图像记录的材料。

二、木土司的史料文献

木土司的档案文献不仅有金石碑刻铭文,而且还有以纸张为载体的传袭宦谱、人物传记、文书图表、史志典籍等,这些难得的史料文献为我们研究木氏家族史乃至滇西北历史及滇藏交往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这里仅择部分木土司的史料文献略作评述。

《木氏宦谱》原题“玉龙山灵脚阳伯那木氏贤子孙大族宦谱”,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丽江土知府木公纂修,以后历代都有增补,为丽江木氏土司50余世父子连名制承袭之谱。该谱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远古时代,从人类诞生开始,采用汉语记纳西语音及意译的方法,记载了纳西族起源的传说;第二部分为唐宋时期,从叶古年起,中缺十六世,至秋阳,以父子连名的形式记载了从阳音都谷到牟乐牟保等16世,虽有年代和官职名号,但多有不确;第三部分从元至清初,所记为元5代,明13代,清5代,共23代。若从1253年忽必烈征云南算起,至雍正三年(1725年)止,共历475年。〔139〕谱中所载木氏祖先牟保阿琮以前各代的记事,反映纳西族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和阶级分化的史影。历代事迹至阿琮始详,琮之子阿良附元,封为“茶罕章管民官”,世袭四传至阿得附明,为丽江土知府,皇帝赐姓木,名木得,字自然,号恒忠。至此,父子连名制与姓氏并存。世袭十三代传至木懿附清,又三传至木钟,于雍正二年(1724年)削土知府职,改土通判,《宦谱》世系止于此。阿良以下历代都有详细记事,反映纳西族土司木氏对滇西北的经营,如有很多关于木氏率兵随明朝将领出征的记录。方国瑜先生说:“此为自元代至清初约五百年丽江统治家族之谱系,其势力范围包有滇西北及西康属若干地区,在此区域之编年史多可资证。”〔140〕

《木氏宦谱图像世系考》俗称“木氏十六世画像题字”,扉页有道光二十年(1840年)陈钊镗题“木氏归命永世之图”八字。《图谱》自“爷爷”始,依次列牟保阿琮至二十五世木德,皆有图像和文字,25世后有官服像6幅,末有照片一幅,无文。从内容上看,25世前历代人物各有一幅图像,传记甚略,传后有注曰:“右录大概备观,其馀细事另有家谱。”即指《木氏宦谱》。《图谱》与《宦谱》不同之处有三:一是将原《宦谱》中所列阿良以前的世系和附会之说省去,而以“爷爷”为始祖,把先世说成是西域蒙古人。《一世考》中说:“肇基始祖名曰爷爷。宋徽宗年间到雪山,原西域蒙古人也。……生有一子,名曰阿琮。”《二世考》即阿琮,“生一子曰良,继父位。”《三世考》即阿良,其下与《宦谱》相同;二是增绘了历代木氏祖宗图像,人物形象生动,神态各异,直观性强;三是文字部分较为简要,多系从《宦谱》节录而来,在一些主要人物图像旁还有题诗,表达了作者的观点,可供参考。

《木氏序系排行表》,从明初木得开始,至清初木德止,共19世,记每代兄弟若干,姐妹若干及嫁到何处。兄弟中有不法者,亦如实记录。如木初“次弟木金,即阿亏,为石门关千夫长,后跋扈伏法”。木“次弟木日,即阿日,背反去云南,逃流寻甸。”木公六弟“阿戟,资性阴险,是以见疑,受难自尽”。等等。木篧、木兴两代,男儿出家,女子出嫁,均有记载。如木旺一代中,长妹“阿珂,嫁姚安府同知高金宸,次木馨,即阿苴,嫁兰州知州罗俊才。三木氏加,嫁北胜州府同知高承祖”〔141〕。前述《宗谱》《宦谱》《图谱》均以嫡长排列,此《排行表》昆仲、姊妹全列,对前三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表中反映的女儿婚嫁情况为了解木氏的姻亲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明丽江知府木氏雪山、端峰、文岩、玉龙、松鹤、生白六公传》,简称《木氏六公传》,冯时可撰,正文22页,页8行,行18字,明末刊本。记事止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卷端刻有崇祯十三年八月初三日敕谕,加升木增为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六公者,雪山即木公,张含为之作传;端峰即木高,李元阳为之作传;文岩即木东,郭麓池为之作传;玉龙即木旺,张邦纪为之作传;松鹤即木青,张邦纪为之作传;生白即木增,冯时可为之作传。明万历末冯时可据前人之作重撰《木氏六公传》时,生白犹存,亦传而附焉。本书还刊有《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记》,为崇祯元年(1637年)蔡毅中撰。正文29页,页8行,行18字。当时木公仍健在,依照传统观念,生者不宜立传,故作《忠孝记》,对此蔡毅中曾说:“古生无传而善有纪,聊为大夫纪其善行忠孝,表著宇内。”此传、记虽有溢美之词,但为我们了解木氏六公执政时的文治武功、纳西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中央王朝与丽江的关系,以及明嘉靖到崇祯年间纳西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都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材料。

《皇明恩纶录》内题“奉天敕诰”,辑录了明朝皇帝颁赐给木氏土司家族的“圣旨”“诰命”以及其他有关贡物、赠品的“敕谕”等文件,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嘉奖阿得投诚之圣旨,止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加封木懿妻之制诰,共存61件,中间有缺页,今存抄本。内容尽为授职加封奖誉之文,至于例贡赐物所颁敕书,则仅载其事由,未录原文。〔142〕此“恩典实录”为研究纳西族地方政权与明王朝中央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木琼承袭亲供录》系民国十八年(1926年)木氏后裔木琼呈请省府承袭丽江县土通判之职而写的呈文。文中回顾了木氏先祖的渊源、历代土司的承袭经过、业绩和家庭内部的大事等,是木氏土司数十代人的简明历史概要。并开列户口、疆土四至等,以备核实。此文可贵之处在于将雍正元年改土归流以来的木钟、木德、木秀、木睿、木顶、木汉、木景、木晖、木荫、木标、木琼各代承袭次序补充完整,可与其他木氏土司文献互作参考。

总之,木氏土司在其雄踞滇西北及今川藏边界地区的数百年间,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档案文献,这里述及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待史学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继续发掘和整理,从而形成一套完整、齐全的丽江木氏土司档案文献。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6期)

【注释】

〔129〕丽江地区文化局,丽江县文化局.历史文化名城丽江[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46.

〔130〕丽江地区文化局,丽江县文化局.历史文化名城丽江[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46.

〔131〕这是目前被广泛采用的释读方案。方国瑜的释读略有差异,“心田主”为“心田玉”,“羡此当人”为“羡此尚人”,明显为方误。最后一句“释哩达多禅定处”为“释理达禅定处”,“哩”为“理”,无“多”字,方有可能是对的。此外,“释”字也有疑问,解释为“泽”似无不妥。(引自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132〕木仕华.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有关汉文史料综述(一)[J].云南文史丛刊,1995,(2):34-39.

〔133〕本书编写组.纳西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131-132.

〔134〕和志武.东巴教和东巴文化,纳西族的古文字和东巴经类别[A].郭大烈,杨世光.东巴文化论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16-37,155-172.

〔135〕习煜华,杨逸天.从东巴经中的藏语借词看藏族宗教对东巴教的影响[A].郭大烈,杨世光.东巴文化论[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151-167.

〔136〕董绍禹,雷宏安.纳西族东巴教调查[A].云南省编辑组.云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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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李霖灿.麽些研究论文集·绪言[C].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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