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8年夏天到1921年春,苏维埃政权处于极端危急的状态下,内战、饥荒迫使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既是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也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直接过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战时共产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列宁《“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中,后来又在《论粮食税》中作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它的含义主要是指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时期所采取的带有“共产主义”特点的一系列非常措施。在这一时期,列宁更加强调要“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18]“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19],“由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大生产,把劳动力分配给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把属于国家的大量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20]“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贯彻了这个指导思想。它完成了大工业国有化,内战结束后又把国有化推广到中小企业。政府机关对全部国营工业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责成全部手工业完成国家机关的定货并向它交售自己的产品。劳动义务制从非劳动人民扩大到全体居民,成为国家根据总经济计划吸收和统一分配劳动力的重要形式。党和政府鼓励和帮助建立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共耕社,直接组织荒芜土地的播种,向农民规定强制性的播种计划。在农村,则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粮食贸易完全由国家垄断。
在分配方面,列宁强调指出,只有“对粮食,布匹和一切产品的垄断”,“把所有商品都收归国有,规定价格,我们才真正接近了社会主义”[21]。他认为,反对自由贸易的斗争“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最深刻、最根本、最经常、最广泛的斗争”[22]。因此,必须“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来代替私营商业”,“即由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23]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该把原有的合作社改造为全民的、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有计划地分配一切必需品”[24]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逐步扩大国家专营商品的范围,最后差不多完全禁止私人贸易。组织起粮食人民委员部领导下的供应系统,并把消费信用社统一起来,变成它的办事机构。同时还发展公共饮食业,按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准向居民分配生活必需品。
如何评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在国内外的理论界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应该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有功劳的。它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人力支援战争,使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苏维埃俄国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最大功劳。而它的实施,应该说是战争和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特别困难环境与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双重影响的产物。在战争激烈时前一因素起主要作用,而在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后一因素起主要作用。因此,1919年底和1920年底两次和平环境的出现都没有导致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而且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得显著成效,“直接过渡”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列宁不仅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是支援战争的作用,而且认为这是保证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找到了一条道路。”[25]正是由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同时作为加速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措施,这项政策无论在内容上和实施的时间上都超出了支援战争所必需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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