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封建专制皇权,有一个基本的支撑点,就是由官僚体制组成的“金字塔”。
几千年来,这个金光闪闪的“金字塔”充满神秘,充满诱惑。“读书做官”,“权力至上”,成为中国最坚挺的“官本位”意识。瞄准“金字塔”,一步一步往上爬,一层一层往上挤,“官”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官”瘾是如此强烈,“官”欲是如此旺盛!
在当代中国,相对其他阶层,干部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较稳定、较优厚的经济待遇,因此而受到社会的尊重。在一般人心目中,国家干部,是国家的代表,是权力的象征。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语言,“他父亲是国家干部”,“我儿子是国家干部”,“她找的对象是国家干部”。
干部阶层是国家用财政养起来的,吃的是“皇粮”,坐的是“铁交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干部待遇均超过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
干部阶层也存在一个令人眩目的“金字塔”,随着职务的提升,其身份、地位、物质待遇也相应增加。
有这样几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广为流传:
一位有着几十年革命生涯的干部辞世,家人为计较死者的悼念仪式有多少人参加,××领导人送不送花圈,是否出席,骨灰盒放在第几室等争吵不休,甚至不顾酷暑炎热将尸体放在停尸房达半月之久,直到符合级别待遇,才罢休。
一位身穿旧棉袄的老者坐在火车软席上,狐疑的目光之后是严厉的盘问:“你是干什么的?什么级别?有证明吗?”乘务员好像查获了一个窃贼。“我是××部的领导,副部级”,被盘问者拿出证件。一时车内哗然,车长乘务员排队赔礼倒茶点烟,自我诅咒……
一个一文不名的骗子拿出一张证明他是“比县长还大的级别”的纸片,于是某县工作人员立即相邀,引为上宾,免费招待,临行还送钱、送物。
偌大的中国,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可说是无不有“级”,无不有“官”。举凡工厂、学校、研究所、医院、报社、商店、清洁队、火葬场甚至寺庙,都得定个“级别”。许多不管一兵一卒的非“官”人士如艺术家、作家、科学家、教授、医生、护士、律师包括和尚、道士,也得套个“相当级别”,用“官级”标示其社会政治及物质地位。于是就有了部级研究员、厅级教授、处级演员之说。一位记者去云南采访,陪同的一位三十出头的和尚自我介绍说:这里的大佛爷享受厅局级待遇,他自己则是副处级和尚,因为他是一级大寺院的大知客(主管接待事务),并是省青联的常委。
其实,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大抵只有一种,那就是货币,故谓之“金本位”。而在中国,“一般等价物”除货币之外,还多了一个官职,以官职级别当成一种经济和政治待遇的计量标准,像货币那样到处折算和流通。不同的职务级别,不同的级差薪水,不同的乘车、住房、医疗等待遇,使人们形成鲜明的“官本位”意识,无处不渗透,无处不发生影响。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官位、权力、实惠三位一体,更加强化了人们的“官本位”意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部门支配着经济的各个环节,从资源配置,投资趋向,生产计划一直到产品的价格和销售,一切都必须经过行政部门的批准、盖章,一切都由权力说了算。权力,成为交换社会财富的最有分量的筹码。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具有价值的财富。它可以垄断市场,可以控制市场,可以又当裁判又踢球,谁能奈何得了?何况,你厂长、经理的命运还捏在我权力的手心,谁能要求与权力“平等竞争”?现在,不少机关干部,虽只有二三百元薪水,但他们却照样抽高档香烟,穿名牌服装,用高档电器,并可以经常出入高级饭店和高档娱乐场所……钱从何来?权力,便是“享之不尽”的财源。
一位获得专利的科技人员用12万元买了一套二居室商品房,但他原来单位的处长仅凭职务就分到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他深感这12万元专利费还抵不上一个处长职务,说住这房子“窝囊得睡不着觉”。
一位自称“工资等于几个国家主席”的歌星,率先奔了小康,自己买了台小汽车。几个月后发现,自己的车与做官的车“不在一股道上”,当官的不用花钱请司机,汽油费、修理费、养路费统统由国家掏,交警见了毕恭毕敬,官升了,车子还得换更高级的。
这就怪不得人们想当官了。“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签字画押;五十七八,哼哼哈哈;六十七八,养鸟种花。”多么诱人的“当官进行曲”!
中国的人事安排可以说是最具有艺术性的一项工作,有人誉其为十个指头弹钢琴,既全面又协调。某人需要安置,“茅坑”已满,好办,特设某处室,这叫“因人设位”;某一批人,因学历欠缺,难评职称,好办,通通提升为“科长级”、“处长级”干部,这叫“因类设位”。
于是,大家都往“官船”上挤。专业技术干部往党、政、群机关挤,企业干部往事业单位挤,事业干部往行政机关挤,下级机关干部往上级机关挤,小机关干部往大机关挤,行政级别低的机关干部往行政级别高的机关挤,职务低的干部往职务高的位置挤……
而要往“官船”上挤,先得挤上“国家干部”这块跳板,这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发奋读书。国家统一分配的政策,使大学成为培养干部的基地,一旦考入大学或中专,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干部序列。第二条是当兵从戎。军队每年从士兵中提拔一部分干部,转业后便套级别,成为地方的国家干部。从这两条路挤进干部行列的,每年近100万。第三条路便是“招聘干部转正”、“从工人中择优录取干部”、“五大生招干”等途径。某中央机关,一次转干三十余名,均是本机关的勤杂人员,虽文化素质低,但需要“照顾”,以“安定团结”。
为了能够容纳源源不断的干部,惟一办法就是扩大机构。机构大了,人员多了,总得干点事,于是就因人设事,一个公章掰两半用,一个名字两个人签。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帕金森,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帕金森定律”:各部门用人越来越多的秘密在于,当官者宁愿找两个比自己水平低的助手也不肯找一个与自己势均力敌的下属。由于人多了,互相之间又会制造出许多“工作”,于是,人员进一步扩大,结果陷入机构越大扯皮越多,而人员增加也越多的恶性循环之中。
中国的现实,为“帕金森定律”提供了一个充分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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