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义举属于社会互助的范畴。社会成员互助的思想源远流长，汉代灾荒之年有力之士义举颇多。后汉外戚梁商“每有饥馑，则载租谷于城门，赈与贫餧，不宣己惠”。[141]汉献帝初，百姓饥荒，张俭资计差温，倾竭财产，与邑里共之，赖其存者以百数。[142]生活于北朝隋之际的李士谦是饥年赈贷乡人的典型代表，包括赈粟、施粥、埋瘗暴骸、给粮种。他曾“出粟数千石，以贷乡人”，值年谷不登，债家无以偿，悉召债家，对之燔契。而当明年大熟，债家争来偿时也一无所受。他年又大饥，多有死者，李士谦罄竭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将万计。收埋骸骨，所见无遗。至春，又出粮种，分给贫乏。[143]唐代也不乏此类个人义举。玄宗制：“分灾恤患，州党之常情；损余济阙，亲邻之善贷。故木铎云徇，里胥均功，夜绩相从，齐俗以赡。”[144]李淑判文曰：“救灾恤邻，古之令典。有备无患，邦之善谋。”[145]赈贫穷位列其中。贞元初期，“时蝗为灾，人阻艰弊”。试太子左赞善大夫郭延寿夫人房氏寡居，但仍于“井税之外，请纳金三百万，粟十秉，以供军用。加以信心恭敬，供养布施”。[146]唐代提倡和鼓励分灾恤患，视亲里相恤为美德和责任，[147]不乏大族灾年赈济乡里的记载。
李
幼年时，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李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148]咸亨元年（670），天下40余州旱及霜虫。次年二月，雍州人梁金柱“请出钱三千贯赈济贫人”。[149]陈子昂之父陈元敬，世高赀，岁饥，出粟万石赈乡里。[150]武则天时，李邕“所能者，拯孤恤穷，救乏赈惠，积而便散，家无私聚”。[151]甄济子宪台“岁饥，节用以给亲里；大穰，则振其余于乡党贫狭者。朋友有缓急，辄出家赀周赡，以义闻”。[152]贞元中，蝗虫岁饥，刑部吏部员外郎范阳人卢迈“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恳求江南上佐，授滁州刺史。上州刺史属从三品，且江淮富庶，在该地区任地方官更被视为“好阙”，拥有照顾全家的经济条件，因此能婚嫁甥侄之孤遗者。[153]魏州饥，父子相卖，饿死者接道。泗州刺史张万福令兄子将米百车饷之，赎魏人自卖者，给资遣之。[154]扶风窦乂，诸姑累朝国戚，其伯窦交检校工部尚书。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窦乂见，辄与钱帛，凡七年。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155]宪宗时，吏部尚书赵郡赞皇人李令叔“四履之内，遇凶旱水溢，捐有余以均不足。农里无大乏，官司无宿忧。”[156]
以上诸人广施恩惠于乡里，而散施财物给亲族以救济的则更多，在平时或凶荒饥年多施援手于亲族，助其度过难关。开元中，知吏部选事苏颋“性廉俭，所得俸禄，尽推与诸弟，或散之亲族，家无余资”。[157]宪宗时，薛苹“历三镇，凡十余年，家无声乐，俸禄悉以散诸亲族故人子弟”。[158]薛戎为官，“悉奉禀赒济内外亲，无疏远皆归之”。[159]由于民间有力者对乡人等的救助属于个人义举，突破了家族血亲和地域的限制，救济比较广泛。其中事迹最突出者为乾封尉裴守真和荥阳人郑损。永淳初，关中旱，大饥，乾封尉裴守真“尽以禄俸供姊及诸甥，身及妻子粗粝不充，初无倦色。”[160]大历初，关东人疫死者如麻。卢藏用外甥郑损率有力者，每乡大为一墓，以葬弃尸，谓之“乡葬”。[161]另有在长安西市卖药的宋清对贫人多有所救，“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162]
中国的家族宗法势力，即父系宗亲血缘关系非常牢固，同姓宗亲聚居，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思想等方面有着宗法性的群体要求。[163]资助乡里亲人需要出资出物，只有有财力的大家方能做到。同样作为统一王朝，唐代这类大族义举，远不如汉代。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汉代实行九品中正制，对道德的要求高于才艺，整个社会形成互相激励名节的风气。唐代此举也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至少史书中所见远少于那时，但仍不乏其例。这一方面是因为魏晋南北朝处于国家分裂时期，更要求百姓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大族资助百姓，有利于提高个人声望，乡举里选制度也要求这样；而唐代处于国家统一时期，国家赈济是强有力的，大族亦仅仅为“义举”，所得好处远不如前朝。只是家族同居者仍为数不少，朝廷鼓励家族同居和睦相处，为义举行为提供了土壤，同时义举也可提高社会声望而更便于控制乡里。当然，其中也不排除纯出于个人性格和行为的义举。宗族互助和个人义举虽仍有其局限性，但在唐代民间救助中起了很大作用，它弥补了政府救助不及时的缺陷，这种没有中间环节的救助往往效果比较显著，能够及时缓解灾民的困境。
另外，郝春文据对敦煌社邑文书的排比，对中古社邑进行研究，指出唐五代传统私社除了包括保存着春秋二社祭祀风俗的私社外，还包括主要从事经济互助活动的私社。其中，丧葬互助是敦煌社邑经济和生活互助的最重要内容。[164]荣新江也认为：社邑的意义在于团结互助，依靠群体的力量抵抗个体难以抵抗的灾难和难以应付的局面。敦煌社邑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分布以中下层为主[165]，需要而且有能力进行互助的一类人。既然经济互助是唐代社邑的重要内容之一，灾害救助也应该包括在社邑救助范围之内，在社邑的互助活动中有所体现。敦煌文书S.6537号《沙州立社条件（样式）》是社邑的成立条约样本，其言：“某厶等壹拾伍人，从前结契，心意一般。……饥荒俭世，济危救死，益死荣生，割己从他，不生恡惜。……凡论邑义，济苦救贫。社众值难逢灾，赤（亦）要众坚。”[166]文书样本是实用文书的范本，亦具有实用价值，可证当时社邑确有救济社人之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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